王邦直 (1513-1600)，字子魚，號東溟，出身即墨王氏，明代音律學家、著名藏書家。即墨王氏世代書宦，堪稱名門望族，與周、黃、藍、楊、郭等即墨五大詩書望族，同為即墨人才地靈的代表。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王氏原本出自姬姓，東周時，靈王太子晉以直諫觸上，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王氏四世祖名叫王元，為了躲避戰(zhàn)亂兵禍，遷至瑯琊郡皋虞落戶，后復遷到臨沂都鄉(xiāng)南仁里。

根據(jù)清代同治版《即墨縣志》資料，瑯琊郡隸屬于徐州刺史治下，西漢時期設(shè)置，治所在東武（即今山東諸城）。瑯琊郡所轄五十一縣，包括今臨沂以東的山東半島廣大區(qū)域。皋虞屬于即墨縣，在縣東北四十里泉谷山下（遺址在今即墨區(qū)東北溫泉街道東皋虞村一帶）。

落戶即墨皋虞的王氏一族，稱為瑯琊王氏。西漢時瑯琊王氏名官輩出，有西漢時期的名臣諫議大夫王吉，他的兒子王駿曾經(jīng)官至宰相，孫子王崇也被封為撫平侯，王吉的十五世孫，就是著名的大書法家王羲之。

據(jù)《漢書》卷七二《王吉傳》記載，"王吉字子陽，瑯琊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jīng)，以郡吏舉孝

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云陽令"。王吉以"明經(jīng)"入仕，舉孝廉，補為若盧右丞（若盧隸屬少府，負責兵器制造和存儲，若盧內(nèi)設(shè)禁宮監(jiān)獄，為掌管刑事的中都宰治下官獄之一，用以拘押犯罪官員。右丞就是若盧的副官），后遷云陽縣令，宣帝時應(yīng)征為"博士諫議大夫"，是漢代經(jīng)術(shù)和儒學大家。

作為博士諫議大夫，他曾經(jīng)向宣帝提出許多建議，就奢侈浪費、選任時弊等問題向朝廷諫言，希望陛下選賢任能，廢除世襲制度，整頓吏治，增強國力。但是這些建議觸動了利益集團，得罪了當朝權(quán)貴，被宣帝視為書生迂腐之見，由此失去圣眷。王吉因此看透了官場的冷暖涼薄，從此無意仕途，稱病致仕，回鄉(xiāng)閑居。

王邦直的祖父是王佐是成化丙午科舉人，做過山西忻州學正；父親王鎬是歲貢生，曾任順天府漷縣訓導，后來升任山西臨縣教諭。上三代都在教育、教學方面擔任官員。王鎬還深得同鄉(xiāng)藍氏望族的文人藍田賞識，稱贊其"大學奧義，無不貫徹，諸子百家，無不精研"。

王邦直出生于明代正德八年（1514年），他受到家族熏染，天性聰敏好學，幼年時參加童子試，初露頭角就受到考官的關(guān)注和賞識。他身為名門之后，對自己的出身深感榮耀，當?shù)氐氖考潓W子也對瑯琊王氏非常尊重。

王邦直事親至孝，母親去世時，他悲痛莫名，思親難解，遂寫下一百首《黃鳥詩》，懷念自己對母親的思念，詩詞情感深摯，讀之感同身受。后來父親在任所突發(fā)急癥，王邦直聞訊立即赴山西臨縣，由于即墨到山西路途遙遠，趕到之時父親已經(jīng)入棺。王邦直未能見到父親最后一面，撫棺大哭不能自已。王邦直扶霊返鄉(xiāng)，為表孝心赤足步行兩千里，路上雙腳凍瘡，亦不肯裹足。落葬時，按照遺言邀請名士藍田到場，為父親撰寫了墓志銘。

嘉靖年間，王邦直像父親王鎬一樣，成為歲貢生，初任河北鹽山縣丞�？h丞為縣令的副職，雖然是正八品官員，但只是知縣的打下手、擦屁股，手中沒有實權(quán)，什么也說了不算。王邦直為官清正，性情耿介，不肯收受灰色錢財，為了彌補官府開銷，甚至變賣家中祖產(chǎn)。這種不愔官場"游戲規(guī)則"的乖戾之徒，自然得不到認可。不久之后，王邦直就以汰員的身份返回京城參加改選。

豈料，在京城待選之時，恰逢民間災禍不斷，朝廷要求臣子上書建言，品階不論。京城待選的汰員，都對自己的前途命運非常緊張，畢竟如何選拔、選拔到何處，是關(guān)系一個初涉官場的官員前途和晉升的重要節(jié)點。許多汰員為了博一個好前程，可以說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甚至鉆營請托，無所不用其極，恨不得踏破京城大員的門檻，對朝廷要求上疏言事這種自觸霉頭的事情，只有避之唯恐不及，哪有拋頭露面的可能。

王邦直性情耿介，從來不屑于蠅營狗茍，見朝廷有征召命令，遂大筆一揮針砭時弊，洋洋灑灑寫下了"十條"建議。這十條措施涉及百姓安居、土地政策、防御外敵和整飭吏治等方面，切中當時朝廷時弊，又提出了相應(yīng)的對策，是一份上佳的治國策略。嘉靖帝閱讀之后，對這篇疏文評價甚高，聽說是一個年輕的汰員所作，還特別囑咐主管此事的官員，不要因為官職低微就輕視建議之人，對其中可以采納的建議要交部斟酌后立即施行。

皇帝的贊許，王邦直當然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他疏文中許多言論確實觸及了當權(quán)派的直接利益，朝廷官場的盤根錯節(jié)和復雜關(guān)系網(wǎng)，自然不是初涉其中的王邦直所能預料。疏文中不僅提出改革要求，甚至劍鋒直指要罷某些朝中重臣，這些大臣掌握大權(quán)，即使皇帝也只能委婉指責，不敢嚴苛懲戒，何況是一個小小汰員。在當權(quán)利益集團的阻撓下，這篇洋洋灑灑的疏文淪為一張廢紙，王邦直也被罷官除名，匆匆結(jié)束了政治生涯。

應(yīng)該說，王邦直是知道朝廷官場的這些"潛規(guī)則"，大衙門有大衙門的規(guī)矩，小部門也有小部門的"險惡"，身處其中，除了必須要有靠山，還要知道"小心駛得萬年船"的真知灼見。

但是王邦直卻不接這些"地氣"，他知道自己應(yīng)該做什么，不管自己人微言輕，也不顧個人的前途命運和利益得失，甘冒官場之大不違，絕不隨波逐流，其決心和勇氣是值得敬佩的。

王邦直回到故鄉(xiāng)即墨之后，在自己家中的院子里，蓋了一座小小的閣樓，因即墨故城東北不遠有一座小山，名為“鏡镕山”，王邦直修造的閣樓就稱為“鏡镕山房”。王邦直在此閉門讀書，從此不問世事。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潛心研究，王邦直在音律方面終獲大成，寫成了《律呂正聲》六十卷。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十二日，王邦直安然去世，世壽八十八歲。

八年之后的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律呂正聲》稿本由王邦直的兒女親家黃作孚校對，由禮部尚書李維楨審定稿，并和翰林編修林增志寫了兩篇《序文》，與王邦直《自序》一起附在書前，姻親黃嘉善和王邦直的外孫黃宗昌刊刻成冊。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王邦直入即墨鄉(xiāng)賢祠。此時距離明朝滅亡已經(jīng)不足兩年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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