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比北方有更多的宗族祠堂，我想可能跟戰(zhàn)亂有關。北方戰(zhàn)亂多，南方相對平穩(wěn)，所以南方保留得多一些。還有可能就是地形的問題。北方一馬平川，建筑物不是刻意保護，很容易被夷為平地；南方多丘陵山地，老建筑容易隱藏保存。但不管怎么說，敬仰祖宗，熱愛祖先流傳下來的文化，南與北是一樣的。

對家族的追根溯源，是中國人的一大喜好。特別是如果能夠攀上一個名門望族，有的人就會覺得臉上特別有光彩，吃飯都好像更香一些。宗族祠堂，作為一種歷史遺存，我想還會存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因為在它身上，我們還寄托了一定的感情，一定的追求。

但我們也要清醒是認識到，你就是真的查到自己是龍子龍孫，也不見得存款多一毛錢。祠堂對于我們最大的意義在于，我們作為前人的繼承者，作為后人的前輩，只能做不讓祖宗臉上無光的事情，不要讓后輩對我們指指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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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北方，也曾數(shù)度深入南方旅行，的確見到了樓主所說的情況。北方的宗祠，現(xiàn)在是非常少見的；而南方的宗祠，則非常多。

我想，原因無非是下面幾個：

1、南方客家文化，其實是更純粹的華夏文明遺存。

古代中國人重視血統(tǒng)，重視家族關系，這一點在南方人身上，體現(xiàn)得更多。而北方人這方面的觀念，相對淡薄。

從北宋滅亡以來，中國北方大多數(shù)時候，處在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統(tǒng)治之下。北方人的文化和生活習慣，受到較多的沖擊，因而一些古代華夏文化里的東西，都喪失掉了。

2、戰(zhàn)亂和人口來源原因。

近1000年來，北方戰(zhàn)亂頻繁，人口遷移較多。比如明初的全國性移民，使得北方人口大洗牌。移民到來，原來的文化，自然沒有了；而新的文化需要時間重構，重構后，也會和原來有所不同。

較為混亂的人口來源，當然也不容易形成宗祠。以我生長的故鄉(xiāng)來說，絕大多數(shù)人都自認為是洪洞大槐樹遷來的，姓氏也很復雜。

而南方人則相對生活穩(wěn)定，遷移不多。家族聚居在一起，傳統(tǒng)文化方面，自然就保留得比較多。

3、文革影響。

本人旅行過很多地方，感覺文革的沖擊，北方更嚴重，南方就要輕一些。

在北方，近代尚在的地面文物，大都在文革時期被終結。例如，絕大多數(shù)寺廟，都在文革中被徹底拆毀，這其中不乏少林寺這樣的名寺。

不難想象，北方的大部分宗祠，也很難挺過這一時期。

而南方的文物古跡，普遍地保存情況要好很多。

宗祠文化該不該淘汰

我覺得作為一種傳統(tǒng)風俗、文化，政府沒有必要去干預。通過政策去決定老百姓的生活習慣，不論出發(fā)點如何，都不太合適。

實際上，現(xiàn)代社會，人口流動性加大，宗祠賴以存在的家族聚居，正在喪失。宗祠文化即使不去刻意淘汰，也會逐漸消亡。

所以，我覺得宗祠文化不僅不能主動淘汰，反而應該給予適當保護。

許多宗祠本身，都是幾百年歷史的文物古跡，應該得到保護。文化層面上，它也算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南方人民只要是漢族，都是北方移民過來的，有的早，有的晚。有過來兩千多年的，也有幾百年的，還有幾十年的。他們來自北方各個省份，大部分來自中原地區(qū)，山東，山西，陜西，河南，河北。蘇北，皖北。

不出國不會思念國家，一出國就愛國。

因為，有比較，外國人就是和中國人不一樣，起碼文化習俗不同。

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

望斷華夏海那邊，海的那邊是故鄉(xiāng)，宗親姊妹家鄉(xiāng)語，濃濃鄉(xiāng)情思鄉(xiāng)淚。

第一代移民背井離鄉(xiāng)，到了他們生疏的地方，與講不通語言的人相處，感覺家鄉(xiāng)人親，他們建立祠堂紀念祖宗恩德，告誡后代子孫，祖先是哪里來的，發(fā)源于哪里，記錄在家譜上，代代相傳。

特別是有坐官的，記錄在祖譜上，光宗耀祖，子孫后代自豪。

而北方確實不多這樣的祠堂，他們就是原住民，沒有背井離鄉(xiāng)，也沒有背景離鄉(xiāng)的感受，他們講究輩分，輩分大的，年紀不大，還必須稱呼長輩的名份。

講究中華禮儀，道德信義，仁愛，長幼有序，長幼有別。有著嚴格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禮儀規(guī)矩。

南方就沒有這樣，只講究族親，姓氏，往往爭奪水源械斗，一個姓的人打另一個姓的人。外甥這個村和舅舅哪個村打。

只認父姓不認母姓，嫁出去的女兒 潑出去的水。

北方這種現(xiàn)像不多，也可以講沒有，沒有這個村與那個村械斗事件。方圓二三十里路，都互相認識，當集時都見面如初，家長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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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幅員遼闊，南北方人民的生活差異，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奇妙的話題，前段時間，北方人號稱沒見過蟑螂，南方人表示震驚了，那今天我們就再來說一說一個南北方的差異，那就是南方多祠堂，有族譜，而北方地區(qū)很少見到祠堂，這又是為什么呢？

首先，北方多戰(zhàn)亂，多天災人禍，造成很多時候人們不得不大范圍的遷徙，比如闖關東、走西口、逐鹿中原等，北方人經(jīng)歷了很多次的人口流動，而南方生活相對穩(wěn)定，水流眾多，地產(chǎn)豐富，經(jīng)歷了幾代在固定的地方繁衍生息，有固定的宗族實力，世代相傳家譜也就延續(xù)下來了。

然后南方和北方相比，南方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華僑也很多，比如在江浙地區(qū)、廣東地區(qū)，福建臺灣等南方地區(qū)，而修繕祠堂方面是需要大量的財力的，南方的經(jīng)濟發(fā)達，加上華僑眾多，也有這樣的經(jīng)濟條件多修建祠堂。

最后就是見過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間，北方因靠近政治中心，受到的波及比南方嚴重得多，北方地區(qū)得古建筑、宗廟、宗祠、族譜無一不遭到了巨大的破壞，這也是造成現(xiàn)在北方祠堂少得原因之一，話說，大家家里有祠堂和族譜嗎

不應該被淘汰。

南方祠堂是祭祖懷念先人的地方，同時也是凝聚人心的地方，也是發(fā)揚優(yōu)良傳統(tǒng)，傳承美德的地方。

祠堂是南方人的一種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在還很多正在修建，都是同宗族人出錢出力、自愿捐款修建宗祠，祠堂上擺放先祖牌位，告訴子孫后代不忘根基，代代相傳，這種文化永遠也不會淘汰。

南方人普遍都講究認祖歸宗，無論在哪個城市生活，新年開始有宗祠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會趕回來與家族在祠堂團聚，互相祝賀。有長輩晚輩之禮儀，每個人都有輩分排列，輩分最大的叫公公，比自己爸大的叫伯伯，比爸爸小的叫叔叔，比自己小的叫侄子。本祠堂添加外來媳婦也是本宗祠的一員，新人先拜祖先，辦酒席也是在祠堂內(nèi)，我們那有些祠堂大的能容七八十張桌子的酒席。有老人逝世也是放祠堂里，唱戲、外來龍燈都以祠堂為主，既方便了本族人辦各種喜事，又增加了個人的感情，大家常年在外一年難得見一次，有祠堂就方便多了。所以，祠堂在南方人眼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祠堂年年在一起團聚，我敢說，過不了三代人就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了。

作為一個在南方（福建）生活了幾年的北方人來講，個人認為——祠堂祭祖文化的起源不是文化，而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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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建為例，初到福建給我印象就是——廟多，祠堂多�；�本上一個村子一個姓氏至少一個祠堂，曾經(jīng)在一個村子見過一個姓氏有三個祠堂，其中兩個是分支的祠堂。

而福建的祠堂宗族的文化形成就必須追溯到福建的開發(fā)，福建歷史上有兩次大開發(fā)，這兩次大開發(fā)從民間信仰就可以初見端倪。閩南祀開漳圣王陳元光，閩北祀開閩圣王王審知。

陳元光是唐朝中期平定泉潮蠻獠反叛的陳政之子，為開發(fā)閩南地區(qū)做出了極大貢獻。平叛軍的到來為閩南地區(qū)帶來了87姓，這些人及其親眷以及流民的到來形成了現(xiàn)在的閩南語區(qū)。

王審知是唐朝末年的農(nóng)民軍，進入福建后形成了與中原王朝朝貢的地方武裝割據(jù)，而其帶來的中原部署基本上落戶閩東地區(qū)，此時中州人和當?shù)厝穗s居從閩方言里分化出閩東方言。

而之后福建戰(zhàn)亂頗少，進入了穩(wěn)定的發(fā)展期，在北宋時出現(xiàn)進士2600人，南宋時進士4544人。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進士縣，只有18個縣，其中福建省占4個。據(jù)盧美松編寫的《福建歷代狀元》一書中列舉46名文狀元。

而，恰是宋朝的時候官修家譜的禁例被打破，私修家譜成風，為了光宗耀祖，追本溯源，官宦之家有實力，也有話語權的把自己家世往魏晉時的門閥士族上靠，畢竟之前只有門閥才有譜牒，而門閥的譜牒也會“自然而然”的上溯到三皇五帝的。

現(xiàn)在修譜成風，許多族譜世系可以捋出幾千年不斷，這就有點“呵呵”了。我老家有個劉氏大族，前幾年修譜據(jù)說追溯到劉邦的第四個兒子，又說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其實我更相信是中山靖王，畢竟劉勝生了120多個兒子……

最新出了一個新聞，建議過去一覽盛況

劉強東"尋祖"：找出來的族譜，到底靠不靠譜

其實最多找個郡望就不錯了，福州有個大學叫“福建江夏學院”剛開始很納悶怎么叫了一個武漢的地名，后來才明白——原來這個省屬公辦大學的第一大金主是世紀金源集團的黃如論（捐款4.6億），而黃氏又以江夏為郡望，號稱“江夏黃氏”，所以這所公立大學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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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所以祭祀祖先這種事情老百姓是不能干的，只能貴族階層才能享有的特權。祭祀的場所稱為“廟”也就是“宗廟”，死去的老子在祭祀的時候還得起個廟號，如唐“太宗”就是廟號，但是呢？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死一個建一個廟，隨著時間的發(fā)展，死的太多了，廟也太多了，于是保留第一二個，中間保留幾個成績特別突出的，剩下的統(tǒng)統(tǒng)拆了統(tǒng)一放進一個廟里祭祀，稱之為“祧廟”，《禮記》就明文規(guī)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不準設廟。后來可能是嫌麻煩，一個廟一個廟的拜來拜去，于是到了東漢就整合成一座，像現(xiàn)在的北京“太廟”。

而先秦時代能夠建廟祭祀的都是貴族，當年孔子問禮就是跑到了周王室的宗廟，而且此時宗廟不止祭祀祖先，并且用來收藏國之重器，如天子之征的九鼎，當年舉鼎被砸的秦武王就是在太廟作的死……

先秦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個廟（祠）里只祭祀一個人，這個時期遺留下來的可能只有唐叔虞祠了，就是現(xiàn)在的晉祠。

太原·晉祠（國保）

祭祀祖先這種事情太重要了，因為《禮記·祭義》里說“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边@還沒完，因為人死后你去祭祀他“其氣發(fā)揚于上為昭明，焄蒿凄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但是沒有祭祀的人呢？《禮記·祭法》說“庶人庶士無廟者，死曰鬼�！边@一個“鬼”就是我們說的凄凄慘慘的“孤魂野鬼”了，所以孟子才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真不是讓孩子來養(yǎng)老，而是為了祭祀，所以才有了絕嗣和絕祀；要不然叔梁紇也不會在年近七十的時候生下第十一個孩子孔丘，因為叔梁紇本身就是大夫爵位可以建三個廟，而自己又是族長，是祭祀中的祭主，而大兒子伯尼（孟皮）是個瘸子是不能祭祀的，所以只能再生一個了。

而孔子死后魯哀公為其在故宅修建的紀念館，就是最早的孔子廟，多少在家廟的基礎上多了一些國家祭祀的意思，后來隨著孔子的地位不斷的上升，祭祀場所的不斷擴建，孔廟就逐漸從家廟變成了國家祭祀的國廟了，在大成殿舉行舉行家祭和公祭兩種不同的祭祀孔子的典禮。

曲阜孔廟·大成殿（國保）

但你以為這是家廟嗎？當然不是，這是祭祀孔子用的，真正的孔氏家廟比這個小的多，位于孔廟的左路后部，而位于家廟前面的是崇圣祠，用來祭祀孔子的五代先祖，為啥不再繼續(xù)往上追溯了，因為古代有五代親絕的規(guī)定，所以五代之上就算了……

（孔廟里的家廟）

既然祭祀這種事情太重要了，以前老百姓沒有這個權利，于是劉三在奪得政權之后就充分的利用起這個特權，定都長安后就在櫟陽立了宗廟，這個時候他那個不知道名字的爹劉太公尚在人世，而劉邦世系不明，實在不知道此時其宗廟中所供奉者為何人。他老爹死后，劉三便在長安修了廟，并且打破慣例，讓屬于小宗的各個諸侯國都給修了廟。等他死后N年他那個穿著草鞋上朝的兒子劉恒深怕他老爹的英靈從城北的墳墓里出來到到自己的位于城南的高帝廟里去享受祭祀路途遙遠再給累壞了，于是便在劉邦墓邊上又給修了一個原廟。身為孝子慈父的漢文帝為了不給兒子漢景帝添麻煩，沒死的時候便在長安城里給自己修了顧城廟，他一死劉啟就給他遷到到霸陵去了，然后給自己修了廟。于是生生不息的劉漢王朝初期的皇帝們對修廟充滿了無限的想象和樂趣。（一是皇帝生前為自己立廟；二是不建在皇宮之左；三是各廟皆別居一處，互不連屬；四是令各諸侯國在本國都給皇帝建廟；五是在各帝陵旁建本陵主的廟。）

也就是漢代，市井出身的劉三都能修廟祭祀了，于是各地的公卿豪門紛紛在墓地設立祠堂（墓祠），也就是享堂，但規(guī)模也比較小，如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國保一批）和武氏祠。在城里設計家廟的比較罕見，但是到了魏晉時期門閥崛起，家廟逐步興起，架空歷史劇《瑯琊榜》里的士族豪門都是有家廟的。

濟南·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國保）

到了唐代形成了一定的家廟制度，一、二、三品官員必須建廟，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貞觀六年，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yōu)容之，因官為立廟，以愧其心”，不修廟在自己家里祭祀是要被彈劾的�。�！最后李世民出錢給他修了一個私廟，而此時私廟不是修在家宅里的，而是在城市里找個空閑地就修了，到了宋代，修廟依然是官僚階層特權，必須政府批準，沒有品級是不能修的，品級太低也不能修，只能在自己家的寢堂祭祀先人，但此時民間的祠堂（享堂）應該還是存在的。但是有些大的家族也會在家族墓地建設寺廟用來祭祀（源于唐代、盛于宋代），如擅長打小算盤的司馬光就在自家墓地旁邊就專門建設了余慶禪院，河南三蘇墓的廣慶寺，建設墳寺的風頭到了南宋更是甚囂一時，南京江寧的建中村之前就是秦檜家的墳寺旌忠寺，最著名的無外乎由“褒忠衍福禪寺”演變成的杭州岳王廟了。

杭州·岳王廟（國保）

在此之前佛教只稱呼為寺，而此后因為和祭祀“鬼”的廟的功能結合了，雖然兩者不是一樣的東西，但是還是有了寺廟的稱呼，那現(xiàn)在有沒有叫做“廟”的佛教寺院呢，答案是有的，如上海的“下海廟”。

上海虹口·下海廟（區(qū)保）

（墳寺到了明清時期出現(xiàn)了一個有意思的變種，就是太監(jiān)廟，太監(jiān)沒有子嗣，有繼嗣的還好，沒繼嗣的將來可是沒有人祭祀的，于是便出現(xiàn)了太監(jiān)供養(yǎng)寺廟，年老在此養(yǎng)老，死后在此享受香火，有京西名剎法海寺，現(xiàn)為中國佛學院的法源寺，最著名的就是建設八寶山革命公墓之前的褒忠護國寺了。）

（法源寺的鐘）

到了南宋時期，情況依然如此，如著名詩人陸游即使在85歲壽終正寢給他兒子口述遺囑的時候都沒忘記顯擺一下自己的身世“家祭無忘告乃翁”，這說明他家里是有家廟的，而比他小五歲的福建人朱熹恐怕就沒有這種待遇。

朱熹的父親朱松雖然也入朝為官，但是官運并不太好，最后被任命為知州，還沒上任就去世了，恐怕朝廷并沒有給他設立家廟的待遇，也許他的兒子對此覺得這很不爽，于是對祠堂制度進行了完善，其在《朱子家禮》中說“ 然古之廟制不見于經(jīng)，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币馑季褪牵杭覐R的設置呢？古代沒有記載也沒有規(guī)定，所以呢普通人家也不懂怎么辦，所以呢都叫祠堂，所用的儀軌和規(guī)制就是人家咋辦就咋辦。于是朱熹就巴拉巴拉的闡述和頒布了自己的創(chuàng)造的方式。

從其他史料上來看，朱熹是在撒謊，普通人不懂得咋辦是真的，那是因為家廟的設置普通人是不涉及的，最多就是在墓地旁邊建個祠堂或者干脆在寺廟里找個地方供奉祖先作為祠堂。而朱熹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把家廟改為祠堂，讓普通階層可以以修祠堂的名義修建家廟了。

在此之前祠只能建在墓地或者附近，只有經(jīng)國家批準家族，或者享受官方祭祀神祗先賢的場所才能叫做廟，如五岳五鎮(zhèn)四瀆的山神河神都有屬于自己的廟，還有各地馬神廟、城隍廟、火神廟、財神廟等等。

山東泰安·岱廟（國保）

朱熹在《朱子家禮·祠堂》里說“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這個“東”就是抄了的現(xiàn)成的，因為左東右西，以左為貴（有爭議，不爭辯），《周禮·考工記》里就寫到“左祖右社”，對國都的建設提出的明確的規(guī)定，這個規(guī)定一直影響到現(xiàn)代，天安門的東面是太廟，西面是社稷壇，而天安門廣場的東面是國家博物館（此為祖），廣場西面為人民大會堂（可謂社稷）。

（天安門廣場平面圖）

家廟是國家授予的特權，而祠堂即使被朱熹理論上合法化，但是也沒有大范圍的出現(xiàn)，畢竟有能力建設的人還是有限，有限的人又恰恰可以去申請建設家廟，成為一種小范圍的壟斷。

而福建最早祠堂據(jù)傳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而同樣是宗族傳統(tǒng)勢力深厚的珠三角地區(qū)卻沒有發(fā)現(xiàn)明代之前的祠堂。祠堂真正的興起是到了明代——

明代大孝子皇帝嘉靖為了他爹合法化具有群眾基礎和輿論聲勢，于嘉靖十五年批準“許民間皆聯(lián)宗立廟”并取消只祭祀上溯五代的規(guī)定（在此之前即使有品級的官員祭祀也只能按照先秦的禮法，上溯五代，五代親絕），但之后國家正式的禮儀典籍萬歷版的《大明會典》依然保存著《品官家廟》對家廟的建設予以規(guī)定，但是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活學活用嘉靖十五年關于民間立廟的規(guī)定，不受五代限制只要往上找到能有設立家廟資格的祖先就開始建設家廟，實在找不到還是設祠堂，畢竟能找到的不是很多，在江南地區(qū)尤盛，此時蘇南地區(qū)商業(yè)發(fā)展，有錢的土豪紛紛設立祠堂，但修建都很內(nèi)斂簡樸，畢竟打擦邊球嘛，所以祠堂逐步建立起來并且逐步替代了家廟而成為普遍的稱呼，以致于青少年時期生活在蘇南的曹雪芹在《紅樓夢》里也是用了宗祠這種叫法，如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位于長三角地區(qū)的南潯古鎮(zhèn)在清末也是富甲一方，祠堂眾多，但也只有劉鏞家族建的是劉氏家廟（小蓮莊），并且牌坊上刻“圣旨”二字。

浙江湖州·小蓮莊（國保）

不只是普通人家，即使所謂貴胄，只有被封為王的宗室才能建家廟，王爵以下的只能去墓地祭祀，《清文獻通考·群廟五》:“（順治）十年,議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于家廟，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墳墓�！�

所以雖然明代中期對民間建廟立祠開了一個小小的口子，但是靠近皇權中心的北方建廟立祠依然是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小心小心再小心的，雖然過去有一種說法就是“皇權不下縣（鄉(xiāng)），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xiāng)紳”，不是皇權不想下去，是皇權下不去，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和地方宗族在團結中斗爭，在斗爭中求團結而已。一旦地方宗族做大，皇權是一定要出手的，比如宋仁宗就在嘉佑七年綿里藏針的夸贊3900余口、歷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諧共處不分家的“義門陳氏”說“陳氏孝義太盛，散至各地作忠孝典范，教化民風”強迫分家，分遷至今天的16個�。▍^(qū)市）的125個縣市中。

即使作為天下第一跪府的曲阜孔氏在恩寵之余也是不斷受到政府打壓，其中一項就是禁止跨省修譜，只能在山東省內(nèi)孔氏族人的范圍內(nèi)修譜，明顯是為了限制宗族勢力；孔府曾經(jīng)規(guī)定“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為期”，但從乾隆甲子（1744年）到民國九年（1920年）再次修譜已經(jīng)過去了176年，將近三個甲子。

孔府都收此打壓，更別論別的家族了，例如山東滕縣大塢張氏出過布政使和巡按，建的依然叫做祠堂，而不敢叫家廟（當然私下是叫家廟的）。

山東滕州·張氏祠堂（省保）

而其他家族更不敢隨便建設，直到清中晚期皇權沒有那么強勢，再加上家庭成員還有功名，才敢修建祠堂，如下山東滕縣大劉莊劉氏家祠。

山東滕州·劉氏家祠（省保）

有功名的家族尚且如此，其他家族怎么辦？廣大勞動人民還是有辦法的，北方普遍是在紅紙上先畫出廟堂，然后再填寫上列祖列宗的名諱，然后祭祀完焚化，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逐漸演變成一種祭祀儀式，現(xiàn)在也不用自己畫了，有了工業(yè)品叫做“布家堂（祠堂的意思）”或者“家譜軸子”�，F(xiàn)在河北以及東北還比較流行，方便，也不用焚化，還可以當做家譜使用。

布家堂·家譜軸子

但同時段的南方地區(qū)，山高皇帝遠，皇權所不及，宗族勢力強勢，祠堂林立，但是敢叫做廟的也是很少，像福建省長汀縣這個建于清嘉慶九年的汀州李氏家廟牌坊上方就刻有“恩榮”二字，這就表明是皇帝批準的。

福建長汀·李氏家廟（縣保）

當然也有即使皇帝批準，但還是習慣叫做祠的，被譽為“客家第一祠”的上杭李氏大宗祠，雖然很任性的叫做祠，但是“恩榮”兩個字還要高高刻上，然后再在墻上刷上“廟”表明自己的尊貴的身份。

福建上杭·李氏大宗祠（國保）

而福建地區(qū)以其特殊的條件，經(jīng)過明清兩代的發(fā)展，到現(xiàn)代已擁有全國數(shù)量最多的祠堂，達到了13272座，而從族群分布來看，閩西的客家語族分布區(qū)的密度最高，其次就是閩南及閩東地區(qū)，這就更加說明了宗祠的實際效果。福建被稱為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資源極其有限，宗祠出現(xiàn)是為了團結同一家族的具體物化表現(xiàn)，隨著社會安定、經(jīng)濟發(fā)展，尤其是清朝康乾時期的人口大爆炸，不同家族為了搶占有限的資源便開始械斗，這就造成了閩粵地區(qū)械斗風潮，而清代福建駐軍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平息家族械斗。

勤勉無雙的老干部胤禛就在雍正十二年，頒布訓誡漳泉械斗的諭旨：“閩省文風頗優(yōu)， 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 人才又在他郡之上， 歷來為國家宣猷效力者, 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強悍一節(jié), 為天下所共知, 亦天下所共鄙�！焙髞碛赫�有說明其原因“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強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眾盛，欺壓單寒，偶因雀角小故，動輒鄉(xiāng)黨械斗，釀成大案。及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尤為著名，此中外所共知者�！�

這種風氣還隨著移民帶到了臺灣成為18世紀中到19世紀末著名的“漳泉械斗”。1903年晉江爆發(fā)的“都洪蔡冤”大械斗持續(xù)6年，死亡300多人，“將對方陣亡者放置于枯潭中，用鹽腌著，以備日后尸體對換。其地因尸體腐敗惡臭難聞，人稱“咸鮮溝”，晉江五易縣令都沒解決掉，最終才由泉州知府李增蔚親臨督辦方才解決；1924年泉州晉江前后港的大械斗持續(xù)5個月，涉及上百個村；1927年泉州惠安的張吳械斗持續(xù)了三年，雙方共死亡108人，甚至連在新加坡的僑工都在海外互毆。而福建的械斗之風一直延續(xù)到1998年（僅個人所見材料）。而械斗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為了田，主要是閩西，二是為了水，主要是福建沿海地區(qū)，于是就有了“十案械斗八案水利”的說法。

過去有一種說法就是“皇權不下縣（鄉(xiāng)），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xiāng)紳”，不是皇權不想下去，是皇權下不去，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和地方宗族在團結中斗爭，在斗爭中求團結而已。一旦地方宗族做大，皇權是一定要出手的，比如宋仁宗就在嘉佑七年綿里藏針的夸贊3900余口、歷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諧共處不分家的“義門陳氏”說“陳氏孝義太盛，散至各地作忠孝典范，教化民風”強迫分家，分遷至今天的16個省（區(qū)市）的125個縣市中。

即使作為天下第一跪府的曲阜孔氏在恩寵之余也是不斷受到政府打壓，其中一項就是禁止跨省修譜，只能在山東省內(nèi)孔氏族人的范圍內(nèi)修譜，明顯是為了限制宗族勢力。

所以以祠堂為載體的祭祖文化其根源是為了生存。當現(xiàn)實條件下，鄉(xiāng)村生活逐步從農(nóng)耕文明邁向工業(yè)文明的時候，祠堂文化才會像所謂鄉(xiāng)紳一樣讓人有了一種錯覺，以為是一種美好。而兩者是有重合的，因為所謂鄉(xiāng)紳一般情況下也是地方大家族的族長。

其實現(xiàn)在在南方一些地方宗族勢力還是很強勢，并且有一些不好的苗頭如2013年廣東就有兩起很著名的事件，吳川低垌村（易氏）上千村民集體抗法事件和潮汕地區(qū)博社村（蔡氏）掃毒事件，簡單的看都是基層治理事件，但是深層次的都是家族性案件。尤其是潮汕地區(qū)宗族勢力根固發(fā)達，這里也屬于閩南語區(qū)，其實這和歷史上為了生存而必須團結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到今天宗族傳統(tǒng)如果不向著公益事業(yè)的方向發(fā)展，真的不好說是福還是禍。

另外今天的臺灣地方政治中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就是宗族勢力，而這些根深蒂固的家族基本上都是閩南語族和客家語族，這也和長久以來為了生存和抱團密不可分。深受宗法血親制影響的宗族傳統(tǒng)，在當今社會如果以簡單的宗族利益為考量而去影響政治，想必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血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一種跟不斷的天然聯(lián)系，人們常說“五百年前是一家”但也并非如此，明之前祭祀也只是上溯五代，五代而親絕。

以禮治天下的儒家是以“仁”開張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講的就是一種仁，一種天下大同的精神。而到了宋代程朱理學出現(xiàn)之后，其“存天理、滅人欲”就異化了儒家學說，放棄了“仁”，而強調拔高了“禮”，竟然說出了“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后世對程朱理學的解讀便更加異化，使之成為宗族制度的倫理基礎而拋棄了儒家的“仁”。

祠堂祭祖文化是宗族制度一種表現(xiàn)方式，他的存在和發(fā)展是依托在原有的宗族制上的，當今社會宗族制逐步走向瓦解，是因為以農(nóng)耕文明為基礎的社會經(jīng)濟基礎已經(jīng)不存在了，而剝離掉宗族制的祠堂祭祖文化作為一種傳統(tǒng)文化存在也未嘗不可，但這種存在的生命力可能很就像伴隨著農(nóng)耕文明走向消亡的鄉(xiāng)愁一樣脆弱。然而“尋根文化”的興起和哲學上“尋找回家的路”一樣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這種“內(nèi)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存在也許是祠堂祭祖文化的一種最好的延續(x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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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性是不能進祠堂的，但是有沒有女性祠堂？是有的，已知國內(nèi)有四座:安徽徽州的“清懿堂”、贛南白鷺古村“王太夫人祠”、福建南靖縣的“奎文祠”、詔安的“葉太恭人祠”，這些人無外乎就是節(jié)孝，莫大的犧牲才能進入一個只有自己的祠堂，但是有記載的女祠還有更多，但是因為不是家族祠堂，年久失修都坍塌湮滅了，如正在湮滅中的福建漳州詔安縣山河村的葉太恭人祠。

葉太恭人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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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北方也逐漸把家廟稱呼為祠堂，但是建筑形制上還是廟的制式，如山東微山西萬張氏宗祠，連華表都搞上了……

這個有多種因素，有時代和文化因素形成

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問者是當今的北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