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上一樁有著“莫欺少年窮”意義的“雞湯典故”，正是“王彥超給了趙匡胤十貫錢”
后漢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是未來的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人生無比灰暗的一年。這位時年二十歲的“開封官二代”，正趕上“后晉”變了“后漢”，親歷了開封的戰(zhàn)火浩劫，身為高官的老爹趙弘殷也失了勢。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眼看要揭不開鍋。剛結婚沒幾年的趙匡胤，也就毅然結束了“啃老”生活，一跺腳外出闖蕩，誓言要憑自己一身武藝，打拼出一番天地來。
可理想很豐滿，亂世太骨感。離家后的趙匡胤，闖了好些個地方，無一例外都闖得頭破血流。身上的盤纏曾被強盜搶了個精光，流落到長安時，身上就剩了兩塊冷干糧。后來連干糧都沒有了，甚至還跑到寺廟的菜地里偷萵苣吃。比起野史里那“千里送京娘”的英雄風采來，真是怎一個灰頭土臉了得。
也正是在嘗盡了太多世事辛酸后，沒脾氣的趙匡胤也想著走捷徑——靠父親從前的“老關系”謀個前程。懷著這堅定信念，他又從北方一路跋涉，來到復州（湖北仙桃）投奔父親的“老同事”，復州防御使王彥超，滿以為能在這位“鄰家大叔”麾下有個一官半職。沒想到這位“王叔叔”卻十分冷淡，只是塞過來十貫銅錢，就把這“趙大侄子”打發(fā)走人。
如此一幕，也正如學者顧宏義的評價：“大概王彥超不會料到，當時自己像打發(fā)叫花子一樣對待的落魄漢（趙匡胤），在十數(shù)年后會成為能主宰自己生死的天下第一人�！�
而放在一些“雞湯文”里，這位王彥超“大叔”也遭到過不少嘲笑，儼然成了有眼無珠的勢利眼。但事實上，這人，沒那么簡單。
雖然與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是“老同事”，但王彥超的戰(zhàn)場生涯，顯然傳奇的多。十二歲的時候，他就作為后唐將領征戰(zhàn)沙場。后晉年間石敬瑭給契丹做“兒皇帝”，割讓燕云十六州時，他就是后晉“外交官”桑維翰的隨從，等于親身參與了“交接”。后漢至后周年間，特別是“打發(fā)走”趙匡胤后，他又踏上了抗擊遼國的戰(zhàn)場，多次跟隨柴榮痛擊契丹精銳，鬧哄哄的五代十國時代里，公認的一代良將。
而比起戰(zhàn)場上的大殺四方來，這位良將更有個出名的品質：厚道。
比如早年跟隨后唐名將李繼岌作戰(zhàn)時，正趕上后唐朝廷政變，昔日位高權重的李繼岌，分分鐘成了不如雞的落毛鳳凰。李繼岌身邊的心腹們紛紛叛變跑路，卻唯獨王彥超不離不棄，一直忠心耿耿跟在李繼岌身邊，直到李繼岌身亡。放在叛變反水甚至“黃袍加身”成習慣的五代十國年間，這厚道，著實異類。
帶兵風格也是異類，別的“名將”多喜歡縱兵奸淫擄掠，他卻治軍嚴格，“所至民安之”。別人打仗不擇手段，寧可尸山血海也要打贏。他卻常在戰(zhàn)事激烈時叫停，只要能減少傷亡，能勸降敵軍就去勸降。這樣一個厚道且有原則好軍人，怎么偏偏對“大侄子”趙匡胤勢利眼？
首先一個原因，就得看看趙匡胤當時的境況。別看這是王彥超的“故人之子”，可就算是趙匡胤的老爹趙弘殷，也只是王彥超多年未見的老同事，此時隔著千山萬水，突然冒出個“大侄子”跑來求工作，而且這“大侄子”一路顛沛流離，渾身衣衫襤褸，滿眼一幅窮困潦倒的模樣，還拍胸脯說自己是一代英才，這人，能信？
更何況，此時正是中國古代史上亂到糟心的“五代十國”亂世。北方的五個王朝，總計國祚就才53年，平均每十年就要改朝換代�！拔宕崩锏氖逦弧熬盼逯稹�，七個是靠篡位政變上臺，其中五人的“篡位”，更是以骨肉相殘為方式。那個年月里，“部下反大將”甚至“大將反皇帝”，全是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放在王彥超這樣的“防御使”身上，日常收個部下，真要瞪圓眼睛。突然冒出來的趙匡胤，怎么能信？
換句話說，放在那個時代，除了像后來趙匡胤的“老上級”郭威（后周太祖）那樣，有著犀利眼光的英雄外，當時那個落魄模樣的趙匡胤，走哪都很難有人收。王彥超看不上趙匡胤？真是很正常。
而另一個原因是，“王彥超給趙匡胤十貫錢”這事兒，看上去很勢利眼，但放在當時，已經(jīng)很不錯了。
五代十國戰(zhàn)亂，一個出名的后果，就是嚴重的“錢荒”。銅錢早已是“久絕鑄造”，大量的貴金屬被有錢人“藏儲私事”。民間老百姓用的，多是鉛錢之類的“惡錢”。一枚銅錢在后漢年間，往往能抵百枚鉛錢。如此兵荒馬亂的年月，遇上一個多年不見的“落魄故人之子”，王彥超“出手”就給了趙匡胤十貫錢，那真是一筆不小的錢。
比比趙匡胤接下來的遭遇，就知道王彥超做得怎樣。被王彥超“打發(fā)”走后，趙匡胤又投奔了父親的好友——隨州刺史董宗本。論關系，董宗本比王彥超親的多，也就收留了趙匡胤，可董宗本的兒子董遵誨，卻對趙匡胤無比忌恨，逮著由頭就各種擠兌，終于氣的趙匡胤拂袖而去。相比之下，關系沒那么“親”的王彥超，做得已是很不錯了。
在青年趙匡胤這一段嘗盡世態(tài)炎涼的悲催人生里，王彥超做的，已是非常厚道。
所以，對于趙匡胤來說，這一段磨難，他真沒當事兒。別說是“塞錢”的王彥超，就算是羞辱過他的董遵誨，后來在皇宮里與他再見，嚇得當場就在他面前“伏地請死”。趙匡胤卻是哈哈一笑，擺擺手這事兒就過去了。
對董遵誨都如此，對王彥超更如此。一次與王彥超喝酒，喝高了的趙匡胤，也問王彥超那時“何不納我”。王彥超忙回答說“勺水豈能止神龍耶！”趙匡胤又是哈哈一笑，第二天又“遣中使慰諭”。經(jīng)歷過那個苦難年代的他明白，王彥超能做到那樣，真是不容易了。
所以相比之下，趙匡胤對那個亂世印象最深的，與其說是自己受的窩囊氣，不如說是他在那一番顛沛流離里，親眼見證的民間苦難。正是這深刻的苦難記憶，支撐了他在位十七年的堅定信念：力排眾議廢除了五代時期的大量苛捐雜稅，十多年如一日鼓勵墾荒，“優(yōu)待文官”的他，更以酷烈手段，嚴懲五代時期流毒般的貪暴害民現(xiàn)象。甚至軟硬兼施，鏟除了唐代以來“藩鎮(zhèn)作亂”的土壤。每一個舉措，都來自當年的刻骨銘心。
而在這樣的變革時代里，當年“厚道”的良將王彥超，也是“厚道”依舊。從“杯酒釋兵權”起，他就主動“配合”宋太祖，交出了手中兵權，也因此繼續(xù)安享高官厚祿。宋太宗年間時，他更主動“知止”，辭掉一切閑職。致仕回家后，晚年更是低調善終。如此作為，也正如北宋學者曾鞏的評價：“時以為彥超居富貴能知止足�！�
比起好些人津津樂道的，亂世里“識人”的眼光來，“勢利眼”王彥超的一輩子更證明：眼光可以有差距，但真正的格局，是做一個有原則有良心，識大體顧大局的人。
參考資料：《宋史》《隆平集》、顧宏義《細說宋太祖》、吳保華《論五代十國制錢和幣制紊亂成因》、黃如一《鐵血強宋》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