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這是因為胡司令講義氣。

胡傳魁是有原型的，叫做胡肇漢。

胡肇漢也是貧農出生，14歲就為地主做長工。后來感覺這樣沒出路就去當了兵，后來又當了警察專門負責打土匪，在老家江蘇、上海一帶活動。

他勇猛善戰(zhàn)，又有一些軍政頭腦，曾任江蘇省第一區(qū)水上警察隊中隊長、青浦縣水巡隊長等職。

抗戰(zhàn)打響以后，國軍在淞滬會戰(zhàn)和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失敗，留下了大量的敵后作戰(zhàn)部隊，忠義救國軍。

胡肇漢也在家鄉(xiāng)拉桿子抗日，當時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硬是靠他的能力創(chuàng)出一片天地。

胡肇漢還是堅決抗日的，也曾經摧毀吳縣黃棣鎮(zhèn)日偽警察所，攻占蘇州城外北橋偽軍據(jù)點，主要在陽澄湖一帶活動。

1939年，胡肇漢嫁入新四軍，但后來新四軍從陽澄湖撤退，將他的人馬基本都拉走。

胡肇漢認為新四軍不講義氣，吃掉他的部隊，因此和新四軍翻臉，1940年6月起，胡肇漢任國民黨保安團團長。他不但打日軍，也打新四軍，曾經殺過不少新四軍的官兵和支持者。

日偽軍派人收編胡肇漢，這小子不同意，還說“老子是堂堂中國人，怎么能做漢奸，讓子孫后代抬不起頭來？”

日偽軍大怒，出動主力對陽澄湖的胡肇漢部隊反復掃蕩，把他的主力打垮。

胡肇漢重新恢復地盤和實力以后，又開始和日偽軍作戰(zhàn)，不過時間很快到1944年，日本人大勢已去。

當時胡肇漢認為新四軍成為頭號敵人，開始減少和日偽軍作戰(zhàn)，轉而對付新四軍。

這也就是戲里面說的“不知道他是姓汪還是姓蔣”！

抗戰(zhàn)結束以后，胡肇漢任國民黨青浦縣保安司令、太昆邊區(qū)清剿指揮所主任、吳縣陽澄湖區(qū)區(qū)長，主要負責對付共產黨。因此，1950年，胡肇漢在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

雖然胡肇漢反共有罪，但他抗日有功，這個一碼歸一碼，不能一筆抹殺。

而胡肇漢是個從大頭兵起家，混到一方草頭王的角色，也是長期跑江湖的家伙。

他有著鮮明的性格特點，就是為人很講義氣，講情義。

換句話說，走江湖的如果不講義氣，也混不到很好的地位。

當年阿慶嫂的原型，曾經在日偽軍圍攻胡肇漢時，冒著生命危險隱藏過他，救了他的命。

胡肇漢講義氣，將阿慶嫂當做救命恩人，明知道他有可能是共產黨也給與照顧。

在強調階級斗爭的當年，胡肇漢的行為是可笑的。

階級斗爭中，兒子尚且可以反對身為地主或者反革命的老子，動輒大義滅請，還談什么講義氣？

根據(jù)階級斗爭的觀點，就算阿慶嫂救過胡肇漢，既然是敵人就應該消滅。

所謂：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

胡肇漢不懂這個道理，胡亂講什么義氣，活該他失敗。

革命現(xiàn)代京劇樣板戲《沙家浜》中巜智斗》這折戲大家都很熟悉，我黨地下交通員阿慶嫂機智沉著的與敵人斗爭英勇形象深受人們喜愛。

劇中反面人物，反共救國軍參謀長刁德一，司令胡傳魁，一精一愚，更突出了阿慶嫂的高大形象，也顯示了對敵斗爭的復雜性。

阿慶嫂說胡傳魁草包，是與刁德一的狡詐相對比而言。

草包本來是指用草編織的袋子，里面裝東西或包裝用的，相對其它材料來比只是廉價的，並不耐用。“草包”一詞對人而言，則引伸為徒有其表，沒有真材實學，屬于驢糞球表面光，里面糟，而不堪大用。

說胡傳魁是草包，首先:胡傳魁也有其光鮮一面，是抗日起家，當初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打沒打著鬼子不清楚，倒被鬼子追的暈頭轉向，不知向那逃。還是虧了阿慶嫂把他藏在水缸里，才躲過一劫。

其二，胡傳魁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暗中卻勾結日本人，搞曲線救國，實則反共反人民，用光鮮圓滑的外衣掩藏罪惡的勾當。

其三，胡傳魁完全在刁德一撐控之中，就如一個稻草人一般，靠裝腔作勢嚇唬人。

所以阿慶嫂把胡傳魁說成“草包”是十分準確的。阿慶嫂正是利用了胡傳魁這個草包做擋箭牌，與狡猾奸詐的刁德一進行周旋，并最終取得勝利。

沒有為什么。

胡傳奎乃一介魯莽草寇，要腦瓜沒腦瓜，既不懂政治，也不曉軍事只會為點蠅頭小利，干些禍害人的勾當。

再說了，正能量占上風，胡傳奎是反面角色，再狡猾的狐貍也逃不過獵人的眼睛，司令也好總統(tǒng)也罷，蔣介石集飛機大炮坦克車，號稱八百萬軍隊，還不是滾得遠遠的，他一個小小的破司令，罵他草囊飯袋都高看他了。

答：京劇只所以說它是國粹經典，就是因為藝術高超到極值，到了頂峰，后來者很難超越。

京劇《智斗》這場戲，只所以被人喜歡，主要因為，阿慶嫂與刁德一的大部分唱詞，都是描寫刻劃主人翁心里活動的場景。

《沙家浜》故事的主題思想是描寫，我們地下共產黨員阿慶嫂，為掩護新四軍，十八個傷病員安全轉移，與國民黨軍隊里，胡司令和參謀長刁德一，巧妙周旋的故事。

《智斗》這場戲，是斗智斗謀的一場高潮戲，阿慶嫂說胡司令是草包，實際上是作者，描寫阿慶嫂在心里罵胡司令，過度講江湖義氣，分不清敵我友，就這樣的水平還當司令，敢與共產黨斗，太可笑了，并不是公開當著，胡司令和刁德一的面罵胡司令。

我們通常說京劇是國粹，是藝術的頂峰，就是靠外在和內在的聯(lián)系，而產生的魅力，把人物演活，同時也歌頌了，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和自信。這與其他別的娛樂文化比較，是不可能達到的效果。

（原創(chuàng)于2020年10月10日）

胡傳逵本來是一支冮湖抗日武裝。

從內心講，他\"抗日\"也不是真的，而是混水摸魚的草頭王。

但畢竟他是打著抗日的旗號拉起來的隊伍。

阿慶嫂根據(jù)我黨建立民族統(tǒng)一陣線的方針，自然是要去爭取他，團結他抗日了。

所以他受到鬼子追打時，自然要去救他了。但不能過早亮明身份，胡也只是簡單的認為阿慶嫂是個好人救了他。

當國民黨的曲線救國軍代表，對他委以\"司令\"一職后，他自然也就靠上了。為了\"高官厚祿\"，那怕進一步當二鬼子也無所謂。

所以政治上的無知，民族氣節(jié)的喪失，被刁德一操控，當然是草包了。

正因為是一草包，雖然投敵了，但依然是阿慶嫂地下工作的利用對象。

因此她利用這草包隱瞞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借草包為自己說話，為下一步展開地下斗爭奠定了基礎。

也是利用這草包向湖里開槍，報告給湖里的傷病員，進行隱藏和開展新形式下的斗爭。

阿慶嫂利用自己是救命恩人的角色，\"方便\"的開展聯(lián)絡員的工作。

用這草包不備，轉移了傷病員，保護了這些同志。

阿慶嫂利用這草包機智的救了沙奶奶。也是利用這草包與刁德一的矛盾，多次化險為夷。

也是利用這草包的信任，里應外合，聯(lián)系小分隊，飛兵奇襲沙家浜。奪回了這抗日根據(jù)地。

這是一個真實故事在京劇舞臺上的藝術再現(xiàn)！

現(xiàn)實中的胡傳魁不是草包，胡傳魁是革命現(xiàn)代京劇沙家浜里的人物，他的原形應該胡肇漢。胡肇漢據(jù)說是湖南岳陽人，出身貧苦，念過一年小學，后來當長工，二十歲左右參加了北閥軍， 但是沒有革命理想，很快就開了小差兒，跑路了，回到家鄉(xiāng)去了保安團，天天打麻將不干正事，爹媽罵了他一頓，于是出外謀生，在安徽，江蘇一代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竟然當了警察局巡長，后又在國民黨六十軍當班長。日本鬼子占領上海，胡肇漢所在的部隊潰散了，他流落到太湖一代，加入了國民黨陳萬軍的隊伍，時間不長又跑路了，還帶了一挺機槍，收拾散兵游勇，購置槍枝，摧毀了吳縣黃棣鎮(zhèn)警察所，和蘇州北橋偽軍據(jù)點，從此扎根陽澄湖 �？谷諔�(zhàn)爭爆發(fā)，團結抗日力量新四軍與其合作收編成立第一支隊任司令，新四軍西撤，胡肇漢不愿意跟著西撤，又當了東路支隊副司令。新四軍搞農運，威信越來越高，胡肇漢犯了猜忌，怕取代他，投了國民黨，入了三清團 ，勾結日寇 ，積極反共，捕殺地下黨員，破壞交通站，襲擊武工隊，徹底走上了以人民為敵道路。一九四九逃到臺灣，繼續(xù)當特務，五O年遣回大陸，秘密發(fā)展反動組織，破獲后，被抓，最終被槍決，結束了罪惡的一生。阿慶嫂為什么會罵胡傳魁草包，只是相對而言，胡傳魁比起刁得一來就是個粗人，莽漢，被他利用，阿慶嫂是英雄人物，當然應該機智，永敢，當時為了突出阿慶嫂的高大形象，就把敵人塑造的比較愚蠢了一些，所以就出現(xiàn)了阿慶嫂罵胡傳魁是草包的段子。

智斗，是出自京劇《沙家浜》的唱段。主要描寫了阿慶嫂為掩護新四軍傷病員，防止國民黨反動派迫害而展開的一番斗爭。

在這場戲中，阿慶嫂聰明智慧，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沉著冷靜，不卑不亢，通過機智對答與國民黨代表人物刁德一巧妙周旋，最終化險為夷。而胡司令頭腦簡單，四肢發(fā)達，魯莽從事，缺乏謀劃，胡司令根本不是阿慶嫂的對手，所以說胡司令是草包，劇中刁參謀詭計多端，能思善斷，是個奸詐人物，阿慶嫂巧妙周旋于他們兩人之間，機智善變，成功的塑造了阿慶嫂這一人物形象，突出了“智斗”中的“智”，成為京劇《沙家浜》中最精彩的片段。

阿慶嫂是胡司令的救命恩人。胡傳魁以忠義救國軍名義剛剛拉起隊伍時，僅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曾遭遇日本兵被追得無處藏身時，被阿慶嫂機智地藏在酒缸里，躲過了日本人的搜捕。后來，胡傳魁投靠日本人，仍打“忠義救國軍”旗號。

胡傳魁投日后，江湖義氣使他沒有忘記阿慶嫂的救命之恩，常關照她的茶館生意。因此，阿慶嫂利用這層關系掩護為黨做了不少工作。但從內心講，一方面阿慶嫂鄙視胡的投降行為，從心底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在狡詐的刁德一面前，胡傳魁笨拙的表現(xiàn)更使阿慶嫂厭惡，同時，阿慶嫂也慶幸有這么個“草包”可以利用。因此，阿慶嫂說胡傳魁是“草包”是發(fā)自內心的，

在京劇《智斗》中，阿慶嫂為什么說胡司令是草包？感謝好友的提問，關于這個問題，我來說一點我的想法！

一，時代背景。樣板戲《沙家浜》的故事背景是以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后的斗爭生活為基礎的！那么，阿慶嫂在沙家浜鎮(zhèn)開茶館，是我黨在抗戰(zhàn)年代的一個地下交通站，負責為在沙家浜鎮(zhèn)養(yǎng)傷的18位新四軍傷病員傳遞支隊的行動指示的！因為國共合作和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地下黨阿慶嫂就曾經冒險給打鬼子遇險的胡司令以救助，把他藏在茶館的水缸里，這樣就救了胡司令一命！但是，胡司令的形象應該說是代表了當年抗戰(zhàn)時期的某一部分國人的抗戰(zhàn)立場不夠堅定，和國民黨的消極抗戰(zhàn)的原型，這是因為當年胡司令開進沙家浜掃蕩新四軍的時候，是以抗日打鬼子的忠義救國軍的身份，開進沙家浜鎮(zhèn)的！那么忠義救國軍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戴笠和青幫頭子杜月笙出錢，合伙組建的抗日隊伍，其成分極其復雜！加上國民黨戴笠的背景，所以，自然就很容易和日本鬼子勾結在一起了，就干著假抗日，真反共的勾當了！那么這時候，講江湖義氣的胡司令，一方面感恩阿慶嫂的救命之恩，來講義氣，而另一方面也失去人的思想的本質上的大義，不為國家民族大義來抗日，反而勾結日本鬼子，來打中國自己抗日的人！當?shù)蟮乱粦岩砂�慶嫂是共產黨員，和新四軍有關系的時候，胡司令則講義氣出面來保證阿慶嫂是自己人！這就是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復雜性，和人的兩面性！

二，從政治意義上講，阿慶嫂罵胡司令“草包”也不為過！但是在民間情理上，胡司令并不是社會上最壞的一類人，而最壞的是刁德一這一類的人，陰險狡猾，死心塌地的當漢奸！樣板戲里的這句臺詞是那個年代的政治所代表的！這是我的看法，我就回答到此，謝謝！

感謝邀請，回答問題前，先要了解京劇《沙家浜的》創(chuàng)作原型。

曾風靡全國的現(xiàn)代京劇《沙家浜》，是根據(jù)上海人民滬劇團演出本《蘆蕩火種》改編的。編劇文牧曾撰文披露：滬劇《蘆蕩火種》中阿慶嫂、郭建光、胡傳魁等典型人物是經過概括、提煉、藝術創(chuàng)造形成的，他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都有原型。劇中主要的反面人物——“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其原型是曾在陽澄湖地區(qū)打出抗日旗號的草頭王胡肇漢。

《沙家浜》中的胡傳魁四肢發(fā)達，頭腦簡單，在阿慶嫂眼里是“草包”“擋風墻”。而歷史上的胡肇漢則完全不同。胡肇漢，1906年出生，湖南岳陽人。他中等個頭，身體瘦削，20歲左右從岳陽警官訓練班一畢業(yè)，就開始混跡于國民黨的警察、保安、三青團等部門，擔任一些職務。1937年8月，日軍侵犯上海，危及蘇州和昆山、吳縣、常熟等地。這時，陽澄湖地區(qū)先后成立了多支抗日武裝。胡肇漢乘機也拉起了自己的隊伍，并投靠了忠救軍太湖行動總隊程萬軍部七支隊任副官。接著，他又隨支隊司令何錫光到陽澄湖游擊隊陳味之部擔任教官。1938年，胡肇漢借故兇殘地殺害了司令陳味之，自封為司令，打著抗日旗號，在陽澄湖地區(qū)擴充部隊，一時擁有了300余人馬，船也有40多條。他經常出沒吳縣太平鎮(zhèn)（現(xiàn)屬蘇州市相城區(qū)），占湖為王。日軍曾將他視為敵類圍剿過。

中共地下黨爭取胡肇漢抗日的工作，早在1938年秋就開始了。當時，翁迪民（化名宮岳）受中央特科安排，以上海救亡青年的身份到吳縣太平橋，在已擔任胡肇漢部隊副司令的愛國青年陸步青引薦下與胡肇漢相見。交談中，翁迪民向胡肇漢分析當時的形勢，宣傳團結抗日的大局，鼓勵其利用陽澄湖地理優(yōu)勢，投入到抗日的行列中來。胡肇漢不僅表示贊同，還希望翁迪民能到他的部隊幫助整頓，并請翁迪民多聯(lián)系一些上海的抗日青年加入他的部隊。翁迪民返滬匯報后，上級要其繼續(xù)加強在胡肇漢部隊的工作，使其成為一支接受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

1939年春，上海中央特科通過中共江蘇省委委派翁迪民及五六位同志到吳縣太平橋。經與胡肇漢多次商量，他同意了將部隊改編為蘇北（蘇州北部）抗日義勇軍，胡肇漢任總指揮，陸步青為副總指揮，翁迪民任政治部主任兼秘書長。在這之后的二三個月時間里，蘇北抗日義勇軍所到之處，廣泛宣傳抗日，不斷襲擊日偽軍，還增援過常熟抗日組織“民抗”的戰(zhàn)斗，并安排他們到太平橋一帶休整。

1939年5月，葉飛率領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執(zhí)行東進命令到陽澄湖地區(qū)，以江南抗日義勇軍副總指揮的身份到太平橋王宅（胡肇漢岳父家），同胡肇漢坦誠會談。葉飛當場送給胡肇漢兩支手槍作為見面禮。經葉飛一番的宣傳后，加之“江抗”所向披靡的軍威震懾，胡肇漢表示愿意接受“江抗”領導。蘇北抗日義勇軍被改編為“江抗”四路獨立第一支隊，胡肇漢被任命為四路副司令兼獨立第一支隊司令。

1939年10月，葉飛執(zhí)行北上開辟戰(zhàn)場命令，率領“江抗”西撤揚中。此時的胡肇漢，理應帶領獨立第一支隊一起西撤，但他不但自己裝病賴著不走，還留下一些親信重回陽澄湖畔太平橋，重新拉起了部隊�！敖�抗”西撤后不久，葉飛又命令“江抗”二團政治主任楊浩廬（擔任過常熟“民抗”政治主任）重到陽澄湖地區(qū)。1939年11月6日，以在這里養(yǎng)傷的36個傷病員為基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指揮部（簡稱新“江抗”）成立，夏光為司令、楊浩廬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新“江抗”成立后，夏光、楊浩廬清晰地感到陽澄湖地區(qū)敵對勢力正在分化、瓦解、拉攏一些抗日不堅定的民間武裝。為防止胡肇漢被“忠救軍”拉去，構成對新“江抗”活動區(qū)域的威脅，夏光利用與胡肇漢的湖南老鄉(xiāng)關系，通過書信等方式，多次表示與胡肇漢保持友好關系。胡肇漢有感于新“江抗”的誠意，終于表示接受新“江抗”副司令的任命。在一段時間里，雙方合作得不錯，陽澄湖地區(qū)一時間顯得平安。

為了聯(lián)合抗日大局，新四軍對胡肇漢進行了仁至義盡的工作�？墒牵�胡肇漢習慣于稱王稱霸，在他三次接受改編和收編后，仍不愿接受“江抗”部隊嚴明紀律的約束，最后投奔到國民黨的懷抱，掛起了“忠義救國軍”的旗號，暗中與日偽相勾結，并先后取得了“江南行署保安第一團”“京滬特務總團第二縱隊”“蘇虞昆清剿指揮所”等番號。

1940年初春，新四軍新“江抗”在洋溝溇與日軍激戰(zhàn)時，胡肇漢從背后偷襲，造成新“江抗”27名指戰(zhàn)員壯烈犧牲。1941年夏季，胡肇漢又勾結日軍金井部隊及偽軍，聯(lián)合包圍了駐在陸巷村的“江抗”，百余名指戰(zhàn)員傷亡，其中10名傷員被活埋。他還與“忠救軍”一起抓獲了陽澄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陳鶴，將其殺害。據(jù)統(tǒng)計，胡肇漢抓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江抗”戰(zhàn)士親屬及其他無辜群眾近200人，都被施以野蠻酷刑并殺害。

1949年4月24日，蘇州解放前夕，自知罪孽深重的胡肇漢雇了只小舟悄然逃離陽澄湖地區(qū)，輾轉前往廣州，隨國民黨軍隊殘部逃到臺灣，參加了屯墾特務訓練班。1950年5月，他投靠盤踞在浙江嵊泗島原國民黨江蘇省主席丁治盤，被委以“江蘇省第二行政區(qū)”副專員兼“東區(qū)前進指揮所”主任等職。他狂妄叫囂：“立足陽澄湖，襟帶吳淞江，控制昆山、常熟、太倉，滲透淀山湖、太湖”，發(fā)誓要把共產黨搞得“六江水渾，天翻地覆！”1950年4月，他領取了大量資金，與同伙從浙江嵊泗登上小羊山，偷渡吳淞潛入了上海。

胡肇漢的行蹤，早已被我公安部門和太湖剿匪部隊掌握。潛入上海的胡肇漢，施展“狡兔三窟”伎倆，隱藏在靜安區(qū)愛爾近路（現(xiàn)為石門一路）成德里8號一幢3層中西公寓的亭子間。公安局立即組成了由副處長周柏林和偵察科長孫伯操等5人的行動小組，于1950年5月21日凌晨，悄然上樓，破門而入。正在睡夢中的胡肇漢被驚醒，迅即翻上老虎天窗，竄上了屋頂，驚恐之際摔倒后又一骨碌爬了起來。就在他還未站穩(wěn)時，已被機警的公安人員上了拷子。筆者曾詢問過孫伯操、高其志等老同志，他們都認定在愛爾近路成德里抓捕了胡肇漢。孫伯操的女婿、蘇州市文聯(lián)專業(yè)作家薛亦然說：“我岳父曾對我說過，他在抓獲胡肇漢時，發(fā)現(xiàn)他頭上戴氈帽。當時已是仲夏天氣了，怎么還戴這樣厚的帽子？我岳父覺得奇怪，便從胡肇漢的頭上拿下帽子，發(fā)現(xiàn)帽子的夾層里有異物，拆開來一看，竟然是胡肇漢的委任狀。”

上海市公安局、蘇南公安處和蘇州地區(qū)公安局、蘇州市公安局一舉抓捕胡肇漢后，又乘勝追擊，于1950年6月中旬前將“東區(qū)前線指揮所”所轄的地下匪特組織80余人全部抓獲歸案。

1950年11月30日，在蘇州金門外華東革大禮堂內，召開對胡肇漢及其同伙的公審大會。陽澄湖地區(qū)的受害群眾代表和蘇州市各界人士1000多人，將禮堂擠得水泄不通。在“血債要用血來還”、“槍斃胡肇漢”的口號聲中，胡肇漢被綁赴刑場執(zhí)行槍決，結束了罪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