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中期，其“反清復(fù)明”的宗旨清楚地體現(xiàn)在其經(jīng)典文獻《海底》之中，這個文獻還記錄了該組織的起源、規(guī)則、成員及其信仰等。

據(jù)1930年代劉師亮出版的《漢留全史》，鄭成功抗清失敗撤往臺灣后，他及其追隨者在金臺山立誓為盟，結(jié)為兄弟。1683年，清軍攻陷臺灣，據(jù)說其組織最重要的文件都被封在一個鐵盒子里，扔進海中。1848年，川人郭永泰宣稱，他從一個漁夫那里得到《金臺山實錄》原件，并加以編輯修改，定名為《海底》（取意來自海底）。該書又稱《金不換》。

我們無法確定這個說法的可信度，不過，毫無疑問的是，這個文獻的印行對袍哥的擴展是一個極大的推動。雖然該組織是在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這個漫長歷史過程中逐漸發(fā)展而來，但顯然在19世紀下半葉其成員數(shù)和影響力都極大擴張，這很可能與其經(jīng)典文獻的“發(fā)現(xiàn)”（或“創(chuàng)造”），并成為其思想意識和溝通工具有關(guān)。在19世紀末，對一個真正的袍哥成員來說，精通《海底》成為證明其身份的前提。

雖然這個文件的來源和可信度難以判定，但其作為這個組織的經(jīng)典和媒介，對19世紀的反清運動做出了很大貢獻。

《海底》也為袍哥的各種儀式提供了依據(jù)。袍哥舉行會議或新成立一個公口，稱為“開山堂”，或“開山立堂”，或簡稱“開山”。這種表達與袍哥的早期歷史有關(guān)。據(jù)《漢留全史》，1661年鄭成功及其追隨者在金臺山明遠堂立誓結(jié)盟。1670年，陳近南被鄭成功派到川西的雅安開“精忠山”，從而開始了哥老會在中國大陸的發(fā)展，這也是學者們一般把四川作為哥老會起源地的原因。

袍哥的總部經(jīng)常被稱為“碼頭”，但“公口”則更為常用。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全體同意謂之公，出入必由謂之口，口即全體出入的總部”。諸如此類的術(shù)語都反映了成員間的緊密關(guān)系。

袍哥的這些詞語經(jīng)常表達了他們的政治傾向。這個組織及其成員都以“漢留”自居，這其實是反滿意識的一個強烈表達。“漢”指漢族，以別于滿人�！傲簟笨梢允恰斑z留”，即明代的“漢遺族”，肩負著反清使命；也可以是“流”，即“以明我是漢人之流，非滿人之流也”，指袍哥們自己。

另外，也可以是“劉”，即漢朝的皇姓，不過主要是指三國時期的蜀主劉備。劉、關(guān)、張“桃園三結(jié)義”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對袍哥有極大影響。劉備故事的影響力在于其在四川的文化根基，桃園結(jié)義的傳奇故事成為袍哥們的榜樣，加強了兄弟情誼。正如一首詩所表達的：“三仙原來明望家，英雄到處好逍遙。昔日桃園三結(jié)義，烏牛白馬祭天地。”

因此，“漢留”這個詞把袍哥與古代的英雄、反滿政治以及四川的地域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不過，《漢留全史》宣稱“漢留之崛起，始于鄭成功之金臺山”，但我們并不清楚“漢留”一詞何時開始出現(xiàn)。

袍哥與漢代、漢族、明朝撲朔迷離的關(guān)系，成為其秘密語言的重要部分。袍哥“盤《海底》”時，通過十分隱蔽的會話方式，揭示其政治意識的起源。下面是許多諸如此類的問答：

（問）創(chuàng)興漢留為何人？實行者為何人？

（答）創(chuàng)興者為王船山，實行者為鄭成功。

（問）鄭成功于何時起手？于何地實行？

（答）鄭成功于順治十八年起手，于臺灣實行。

（問）漢留既由王船山創(chuàng)興，何以不尊王船山而尊鄭成功？

（答）王船山為理想家，鄭成功為實行家，漢留不重理想而重實行。

此類盤問可以無窮無盡，涉及袍哥歷史、傳說、信仰、文化、行為等各個方面。因此，一個成員必須熟悉這個組織的各種秘密，否則難以為對方所信任。

01

隱語與自我身份認同

隱語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把本組織成員與他人區(qū)別開來的工具。與此同時，它也促進了袍哥成員的身份認同。當一個袍哥進入另一公口之勢力范圍時，必須拜碼頭。

在19世紀，斯坦通（William Stanton）調(diào)查并記錄了拜見和盤問的具體方式：“有時盤問使用律詩，但經(jīng)常并不把詩吟全，僅一兩個字，便會其意�！彼固雇ㄟ�描繪了各式各樣的盤查方法，例如“放置、遞交茶杯、煙桿、鴉片煙槍等，互相觀察其動作”。

如果一個袍哥成員同當?shù)嘏鄹缡最I(lǐng)在一個茶館會面，他進入茶館后，找一張空桌坐下。茶端上來后，也不急著喝，而是把茶蓋斜放在茶托上，不吭一聲坐著，表示等著什么人。

從其姿勢，堂倌便知道他可能是同道中人，便裝著不經(jīng)意地問道：“從遠方來？”于是造訪者報出姓名、公口，而“熟悉袍哥這種程序”的茶館老板則報告給管事，管事則出來，“向那位避難者盤問各種問題，回答必須恰當，用詞準確。如果他證明他冒犯了政府法令（即哥老會同道），管事便將他收留，或給他提供盤纏、衣物等，使他能夠到達另一目的地”。

在19世紀，反清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袍哥擴展實力提供了新機會。在此過程中，各公口間的交往也日益增多。特殊聯(lián)系方式對袍哥的活動，特別是反清活動，便變得十分重要。

袍哥成員對《海底》的熟悉程度，顯示了他們在組織中的地位、經(jīng)驗以及能力，運用《海底》成為一種特殊的溝通方式，以驗證來人的身份。一個來訪者可以按這個方式自我介紹：“龍歸龍位，虎歸虎臺。啟眼一看，在坐有會過的，有沒有會過的。會過的重見一禮，沒有會過，彼此問候……”然后他通報姓名、公口、頭銜等。桌邊的其他袍哥也同樣辦理。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人不親，行道親；行道不親，社會（漢留）親。”

公口接待的來客可能有各種需要，一些不過是游歷四方，一些為差事奔波，一些因沖突而求援，一些因犯事而逃遁，等等。對那些犯有命案的袍哥，一般是給夠盤纏，讓他們盡快離開。

因此，袍哥來到某個地方，總是能得到當?shù)赝�人的幫助，或獲財物，或得保護。這個傳統(tǒng)成為使袍哥們精誠團結(jié)的黏合劑，也使這個組織更具吸引力。

▲袍哥身攜的護身符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些文獻記錄了袍哥“盤《海底》”的問答。例如：“（問）閣下由哪里來？（答）由昆侖而來。（問）向哪里而去？（答）木陽城而去。（問）木陽城有多少街巷？（答）有三十六條大街，七十二條小巷。（問）有什么景致？（答）東門三灶十八鍋，西門三鍋十八灶……”這些問答經(jīng)常提到“木陽城”，其實這不過是袍哥山堂的另一個說法。

斯坦通對此類盤查也有記錄，僅以頭發(fā)這個話題，便可變化多端，“為何你頭發(fā)蓬亂/因為我在桃子樹下生”；“為何你頭發(fā)有邊緣/因為我剛?cè)�滅了火”；“為何你頭發(fā)是濕的/因為我剛出生”；“為何你頭發(fā)上有許多蜘蛛網(wǎng)/這些不是蜘蛛網(wǎng)，而是五彩綢”。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有時一個袍哥故意在街上與某人相撞，如果那人也是同伙，便會叫道：“你瞎了眼嗎？”這袍哥便會回答：“我才不瞎，我眼睛比你的還大。”

幾乎每個加入袍哥的人都必須參加模仿“桃園三結(jié)義”的儀式，這也成為袍哥的一種象征。袍哥稱他們自己為“光棍”，“一塵不染謂之光，直而不曲謂之棍。光者明也，棍者直也，即光明正直之謂也”。顯然，他們認為自己是光明磊落、正直無邪的人，這與上面提到的傅崇矩的定義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實，“光棍”一詞在漢語中從來都有貶義，顯然袍哥給這個詞賦予了新的意義，這也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或“次文化”（subculture）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一般來講，“光棍”是指那些無家無業(yè)的亡命之徒，經(jīng)常還與地痞流氓聯(lián)系在一起。但在袍哥的語言中，“光棍”成了義無反顧的豪杰。

▲影視劇里的袍哥形象

對袍哥來說，身份認同十分重要，什么背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干什么活、為誰賣命，等等，都是馬虎不得的。敵友仇朋，界限分明，生死攸關(guān)。如果某人試圖混入袍哥之中，但缺乏對《海底》的鉆研，往往難以得逞。袍哥稱這些人為“空子”。一個“空子”可能被懷疑是政府或仇家派來的奸細，往往會遭嚴厲懲罰，甚至被處死。

正如我們所知，家族、會館、行會等在傳統(tǒng)的社會共同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許多邊緣化的人群則沒有相應(yīng)的組織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秘密社會的出現(xiàn)則彌補了這種需要。

袍哥為這些邊緣化的人們建立了廣泛的、有成效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卑微的農(nóng)夫或小販一旦加入袍哥，便入了“園”（即“桃園”），也有了“皮”，成為“光棍”，他便進入了受保護的網(wǎng)絡(luò)。

正如諺稱：“一個光棍，十家?guī)兔��！睕]有“皮”，便會被認為是“空子”，處境當然不妙，正如另一諺云：“行家抬三分，空子壓三分�！奔尤肓伺鄹纾�又稱為“海了”，或進入了“圈子”。其姓名會通報給公口的各成員，廣而告之，這個過程，又稱為“走紅單”。在城市中，袍哥經(jīng)�？刂屏私诸^鄰里，俗稱“皮管街”。

這個現(xiàn)象如晚清做過知縣的周詢所稱：“省城治安在未設(shè)警察之先，悉由成、華兩知縣負責。兩縣各就所管街面，劃分區(qū)段，設(shè)立街班，即差役中之一種也�！绷硗�，成都還有“城守營”維持治安，全城分區(qū)段，每區(qū)段設(shè)海察一人，而“街班、海察無一非哥老會中人”。

據(jù)語言學專家勒斯洛（Wolf Leslau）的研究，黑話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以標準語言為基礎(chǔ)”，但“對其發(fā)音和字形進行各種改變”；二是在發(fā)音和字形上保持標準語言原狀，但“賦予新的意思”；三是語言的借代。從袍哥的秘密語言中可以看到全部這三種形式。

從第一種形式看，袍哥為保密發(fā)明了許多特殊的漢字，其方法也有多樣。他們有時去掉一個字的偏旁，有時生造字，有時借用同音字，有時把若干字組合為一個字，有時又把一字拆為若干字，等等。

因此，即使袍哥的信件落入他人手中，也不會暴露秘密。那些新造字或改字稱為“隱字”，如“滿”寫成“涌”，“清”為“三月”，“明”為“汨”，“洪”為“三八二十一”，“天”為“三十六”，“會”（會）為“一百八”。又如“順天轉(zhuǎn)明”，僅用各字的一部分，寫成“川大車日”；“順天行道”寫為“川大丁首”。

這樣，一句反滿的口號，對外人來說變得毫無意義。甚至還可以以詩代字，如“金蘭結(jié)義”（金蘭結(jié)義）被寫成“人王腳下兩堆沙，東門頭上草生花。絲線穿針十一口，羊羔美酒是我家”。

據(jù)《海底》稱，“凡屬會中隱字之制作，大抵皆為最重要之事項，如顛覆滿清以及會中特別重視之行為等”。這些隱字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袍哥的“傳帖”中，傳帖有兩種形式，一為召集同伙的竹片，上書或刻寫集合的時間地點；另一種則形式多樣，目的也各有不同，如召集行兇或請求安頓住宿等。

袍哥的語言也有許多屬于勒斯洛的第二種形式，即把人們?nèi)粘Ｋ�用詞語賦予新的內(nèi)容。其方法也各式各樣，比喻是經(jīng)常采用的，如袍哥的管事或軍師被稱為“提烘籠”，大抵他們經(jīng)常手提一只烘籠。袍哥的大爺控制著公口，稱為“舵把子”，因為他決定著組織的未來和方向。

或許袍哥與江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所以它的用詞經(jīng)常與水有關(guān)，其總部稱“碼頭”，拜見當?shù)嘏鄹珙^目稱“拜碼頭”，在袍哥謀事稱“跑灘”，被政府追捕稱“水漲了”，情況緊急稱“水緊得很”，消息走漏稱“走水了”。不過，袍哥的許多詞和短語意思變化并無規(guī)律可循，乃臨時起用以守秘密。

第三種形式是借用，也很普遍。袍哥時常把地方方言、行話等為己所用。袍哥有各種背景，這為他們的語言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豐富資源。他們掩蓋違法行為的語言多來自這個途徑。他們竭力避免說“殺”字，而以其他較隱蔽的字代替。如把某人扔進河里，稱“把他毛了”；活埋或暗殺，“傳了”；殺某人，“做了”或“裁了”。這些說法都借自工匠、理發(fā)匠、屠夫等的行話，還有很多則直接采用盜賊的語言。

如果他們計劃行竊，他們稱之為“摸莊”或“寫臺口”、“看財喜”等。帶領(lǐng)行竊的人，稱“抬梁子”。綁架小孩以索取贖金，稱“抱童子”，但綁架一個婦女則稱“接觀音”，綁架一個富人，稱“拉肥豬”。搶竊后坐地分贓，稱“擺地壩”。如果得到幾個銀圓，便說得到了幾只“肥母雞”。

由于他們有這些行為，所以傅崇矩指出袍哥的隱語也包括“賊話在內(nèi)，吾人不可不知。如出門，遇有人說此等話，即宜遠避，以免中害。彼等話語甚多，書不勝書”。根據(jù)他們的這些語言，像傅崇矩這樣的批評者判定這個組織有暴力和犯罪傾向，也給政府極好的借口對其進行鎮(zhèn)壓。不過，清政府最為關(guān)注的問題是他們的反清思想和活動。

02

飲茶吟詩中的力量角逐

在19世紀，“擺茶碗陣”是袍哥另一種主要聯(lián)絡(luò)方式，也是其秘密語言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儀式中的“陣”顯然來自古代戰(zhàn)場上軍隊的陣勢，借用這個字顯示了當袍哥在茶桌上用茶碗進行對話時，猶如戰(zhàn)場上的廝殺，是生死的力量角逐。有關(guān)“茶碗陣”的許多詩都表達了反清復(fù)明的意識，從清初其組織的成立到辛亥革命這個長期的歷史階段，這種意識和目標始終存在于這個組織之中。

“茶碗陣”千變?nèi)f化，許多是用于聯(lián)絡(luò)和判斷來者的身份和資歷的。主人可以把茶碗擺成各種陣勢，而來訪者則必須有能力進行回應(yīng)，并以暗語或吟詩作答。

“擺茶碗陣”有一定的形式。當某人進入茶館，堂倌從其動作便猜出他可能是道中人。管事出來相見，會把茶碗擺成一定陣勢，這預(yù)示著交談的開始。

如果主人想測試來人的身份，他先來個“木楊陣”：茶杯兩只，一在盤內(nèi)，一在盤外。飲者必須將盤外之茶移入盤內(nèi)，再捧杯相請，并吟詩曰：“木楊城里是乾坤，結(jié)義全憑一點洪。今日義兄來考問，莫把洪英當外人�！�

他也可能擺一個“雙龍陣”，即兩杯相對，來者則誦道：“雙龍戲水喜洋洋，好比韓信訪張良。今日兄弟來相會，暫把此茶作商量�！比绻�一個袍哥到異地尋求援助，他會擺一個“單鞭陣”，即一茶杯對一茶壺，能助一臂之力者，主人則飲其茶，反之則把茶倒掉，再傾茶飲之。其詩云：“單刀獨馬走天涯，受盡塵埃到此來。變化金龍逢太吉，保主登基坐禪臺�！�

▲茶館里的袍哥

“擺茶碗陣”、吟誦相對應(yīng)的詩，表達了袍哥的思想、價值觀、信仰、道德準則、歷史、文化。他們許多思想來自流行小說、地方戲、傳奇故事等。例如“雙龍陣”所提到的幫助高祖劉邦打天下的韓信和張良的故事，便家喻戶曉。還有不少詩涉及龍，袍哥用龍來表達其力量和政治抱負，這也反映了他們與傳統(tǒng)文化的紐帶，把自己視為龍的傳人。

袍哥也認為他們自己是漢人的遺族，自然便同龍聯(lián)系在一起。在中國，龍代表一種征服的力量和精神，能彰揚正義、鏟除邪惡，這與袍哥的信仰相符，或許有助于他們反清大業(yè)的“正統(tǒng)化”。袍哥中地位最高的決策者，也被稱為“龍頭”或“龍頭大爺”。

由于其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和社會地位，以及與國家力量的搏斗，袍哥崇拜暴力，迷信通過暴力可以解決問題。因此他們的語言和詩中有許多與暴力有關(guān)。例如“寶劍陣”稱：“七星寶劍擺當中，鐵面無情逞英雄。傳斬英雄千千萬，不妨洪家半毫分。”

他們還相信超自然力，因此大眾宗教在他們的溝通儀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的信仰往往無一定之規(guī)，經(jīng)常是佛道雜陳，如“生克陣”宣稱：“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力如來五行真。位臺能知天文事，可算湖海一高明�！蔽逍懈拍顏碜缘兰遥�而如來卻是佛祖。從根本上來講，袍哥力圖吸收各種對他們有用的東西，包括各種宗教。

他們也經(jīng)常借用歷史來為自己的事業(yè)服務(wù)。“六國陣”便是依據(jù)戰(zhàn)國時代蘇秦游說六國聯(lián)合抗秦的歷史：“說合六國是蘇秦，六國封相天下聞。位臺江湖都游到，你我洪家會詩文�！迸鄹绨烟K秦視為英雄，因為他合縱各國的能力，是他們求之不得的。

這些詩更多的是表達“反清復(fù)明”的思想。在“忠心義氣茶”中，有三個茶杯，一滿一半一干，來訪者應(yīng)將那半杯飲之，并曰：“我亦不就干，我亦不就滿。我本心中漢，持起飲杯盞。”雖然這里的“滿”表面上是說茶水，但暗指“滿清”。

在“五魁茶”的詩中，闡明了類似的思想：“反斗窮原蓋舊時，清人強占我京畿。復(fù)回天下尊師順，明月中興起義人�！泵烤湓姷牡谝粋�字連在一起，便是袍哥長期的“反清復(fù)明”宗旨。

還有“轉(zhuǎn)清明茶”，茶擺好后，若要飲，則須說“復(fù)明滅清”，詩曰：“江山開基本是洪，五湖四海共一宗。殺絕滿洲西韃子，洪家兄弟保真龍�！痹凇耙积堦嚒钡脑娭�，表達了同樣的宗旨：“一朵蓮花在盆中，端記蓮花洗牙唇。一口吞下大清國，吐出青煙萬丈虹�！�

同時，袍哥也在酒店、飯館中舉行類似的儀式，也伴隨吟詩的過程，酒杯和飯碗也取代了茶碗。如果一個袍哥在酒席上，見一根筷子放在碗面上，他可用三根手指拿起筷子，然后吟道：“單手使金槍，手執(zhí)是雙锏。打破你城池，救出我真主�！比绻�見五碗菜擺成梅花形，中間一碗被蓋住，他便詩曰：“四方疆土盡歸明，惟有中央未滅清。未必忠良分疆土，兄弟齊心盡反清�！�

如果一個袍哥請來者抽煙，他把煙筒扔給客人，客人用雙手接住，然后誦詩：“雙手抱住一條龍，如今到來扶明公。莫說此槍無用處，反清復(fù)明第一功�！�雖然推翻清朝是袍哥組織從清初成立以來的宗旨，但直到辛亥革命他們才有機會施展抱負，他們在這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擺茶陣和吟詩外，袍哥也用手勢交流，即使“對面不相識、不相交一言之人，賴一舉手之微，即知其為自己弟兄，而發(fā)生‘生死與共’之義氣”。據(jù)稱手勢是“百千萬變”，不像隱語可以寫出，而“必須親為傳受，親為指點”。

例如關(guān)于“五行”是如此表示的：兩腳并攏，雙手在頭頂相交，代表“金”字；站立，雙手在腹部交叉，代表“木”字；蹲下，雙手放在膝蓋上，代表“土”字；馬步，雙手舉起至耳，手心向上，代表“火”字；馬步，雙手叉在腰部，代表“水”字。

如果說隱語受標準語言和行業(yè)語言的影響的話，那么肢體語言則是由秘密社會自行發(fā)明的，充分反映了其采用各種手段進行溝通聯(lián)絡(luò)、生存以及開展各種活動的能力。

03

從語言揭示隱秘的歷史

我們?nèi)狈α私饷孛苌鐣�隱語形成的詳細資料，不過，從《海底》和《江湖切要》等資料，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19世紀末是袍哥密語的一個演變時期。在這一時期，社會的挑戰(zhàn)，加之這個組織更進一步卷入政治，其語言也更加政治化，手勢和茶碗陣也顯示著反清意識。這樣，黑話成為與政府對立的反文化的表達，袍哥組織也日益擴大其影響。

本研究大量使用的《海底》包含著豐富的關(guān)于袍哥早期歷史的資料，揭示了這個組織是17~19世紀反清政治的一部分。通過研究其文本，我們了解袍哥一部分真實歷史，另一部分卻與想象的歷史相糾纏。我們所看到的袍哥，既是反清的政治團體，亦是打家劫舍的幫伙。通過使用他們加密的語言和動作，一個陌生人可以與其同黨建立聯(lián)系。

擺弄茶碗、吟詩，以及謹慎的對話，來自三教九流的袍哥都能夠會集到反清的大旗下。按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袍哥是正義的勇士，肩負推翻清朝的使命；從政府的觀點看，他們是叛亂者和犯罪團伙，因此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鎮(zhèn)壓；對一般民眾而言，對袍哥的態(tài)度取決于他們自身的經(jīng)歷，得其保護和關(guān)懷者，當然對其心懷感激之情，反之則難免有憤恨之心。

語言學家把隱語定義為“由某些特定的行業(yè)或秘密社會”所使用的方言，這種語言“不為外人所理解”，但它又“區(qū)別于其他‘私語’、行話以及‘俚語’”。因此，隱語“產(chǎn)生于一種特別的次文化，這種次文化在社會中是被邊緣化了的”，而且它“成為交流和生存的主要工具”。

在語言學家看來，一般而言，隱語的使用是為了保護本集團的利益，逃避公眾眼光，穩(wěn)定組織和成員。秘密語言沒有標準語言穩(wěn)定，一旦其為外界所知，那么新的詞便取而代之。

但是，袍哥的情況與這個一般的模式似乎并不相同。袍哥在四川廣為散布，卻沒有一個眾望所歸的中心，各分支自立山頭，各自為政。因此，即使某些黑話已為人所知，新語也已出現(xiàn)，但舊詞繼續(xù)為成員使用。

隨著袍哥勢力的擴張，特別是辛亥革命后其以半公開的形式活動著，外部所知道的“袍哥話”越來越多，與此相應(yīng)新詞語和說法也不斷出現(xiàn)。

雖然1949年后袍哥被共產(chǎn)黨徹底摧毀，但從一個特定的語言角度看，其遺產(chǎn)仍然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之中。在今天的四川，雖然我們已無法再見“擺茶碗陣”的奇妙場景，但袍哥的許多詞仍存留在人們的日常用語中。

通過研究袍哥的秘密語言，我們發(fā)現(xiàn)可以把其大概歸納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反映了強烈的政治傾向，在使用中總是潛藏著諸如“明”“清”這樣的字和詞。第二類則多與這個集團的儀式有關(guān)，如“龍”“木楊城”“桃園”等。第三類最多，即袍哥日常在合法和非法活動時所使用的詞，許多涉及搶、殺、綁架等。

這些詞的運用，既反映這個組織有著政治的雄心，也暴露種種非法行為。這種違法行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各地的類似組織中，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標與實際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會”行為間的矛盾。

當然，我們還應(yīng)該估計到，由于袍哥是邊緣化的人群或社會集團，他們的“不法”行為經(jīng)常可能被掌握著話語霸權(quán)的精英和國家政權(quán)所夸大，以為其壓制這些“危險的”社會集團提供依據(jù)。這個組織希望他們的反清思想得到散布，從這個角度看，袍哥的秘密語言的廣泛流傳，未嘗不具有積極意義。這樣，他們的黑話和暗號從秘密到公開，在街頭或茶館等公共場所為人們所聽所見。

通過與像孫中山、同盟會這樣的革命者結(jié)成聯(lián)盟，袍哥也極大地改善了他們的形象。不過，許多參加這個組織的下層民眾對于其政治理想并不清楚或理解，他們加入的目的是尋求保護或維持生計。

應(yīng)該指出的是，在這個研究中，我并非宣稱袍哥的秘密語言是四川所特有的。相反，我們可以在其他地區(qū)找到類似的現(xiàn)象。我們知道，袍哥與其他秘密社會有著共同歷史淵源，其起源也與三點會、天地會、洪門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袍哥的經(jīng)典《海底》也為其他秘密社會團體所使用。因此，這些秘密社會集團有著類似乃至共同的溝通聯(lián)絡(luò)方式也并不奇怪。

事實上，隱語也不像一般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隱蔽。當袍哥講黑話、擺茶碗陣、吟詩時，從他們神秘的聯(lián)絡(luò)方式，外人大體能猜出他們的身份。當一個袍哥遇見同講隱語的人，即使他們今生從未謀過面，也會視那人為同伙，自然會信任他，并有責任幫助該人。所以這些秘密的慣習和協(xié)定都反映了一定社會環(huán)境中特殊政治文化的發(fā)展。

當一個與這個群體毫無瓜葛的普通人，在公共場所中看見兩個袍哥正在接頭，對他來說無非是在觀看一個有趣的表演而已，但對這兩個性情中人，則可能是生死攸關(guān)，因而儀式是非常嚴肅而認真的。神秘的行為把他們自己與他人區(qū)別開來，自然也會引起不相干的人們的好奇。

本文節(jié)選自：

《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zhuǎn)向》

王笛 著

而且，他們令人疑惑的行為本身既是謀生的手段，亦為向地方權(quán)威的挑戰(zhàn)。不過，因為袍哥對他們的身份和對《海底》之類的秘密知識是如此驕傲，有時看起來儀式的形式比聯(lián)絡(luò)本身更為重要，他們仿佛沉浸于自己的表演，在真實的社會戲劇中扮演著栩栩如生的角色。

雖然政府在其反復(fù)頒發(fā)的政令中，要求人們報告這類所謂“形跡可疑”的行為，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則難以奏效，因為無論是地方官還是一般民眾，只要袍哥成員不捅大婁子，或危及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還是樂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盡量與這個地方強大的勢力和平相處。只有在上面嚴令督察時，才會有具體的行動。這種各方力量的默契關(guān)系，可能也是這個組織長期興旺發(fā)展的公開的“秘密”之一吧。

本章翻譯自“Mysterious Communication: 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Gowned Brotherhood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chuan”，原文發(fā)表于《晚期帝制中國》（Vol 29,No 1, 2008, a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William T Rowe，pp 77-103）。中譯文發(fā)表在《史林》（2010年第1期，第89~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