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這問題提的有些違背歷史事實，請問有哪位明史專家敢說“大明亡國，非亡于崇禎，實亡于張居正 ”？應該改成這樣：明亡于崇禎，禍根在萬歷 ，請問張居正是怎樣力挽狂瀾的？如果沒有張居正實行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大明恐怕就真的要提早幾十年亡在萬歷的手上了。

史載，隆慶六年（1572年），僅僅在位六年的明穆宗朱載垕病危，他詔令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為顧命大臣，令他們輔佐年幼的太子朱翊鈞。

二十六日，明穆宗病歿，享年36歲，葬于昭陵。六月初十，太子朱翊鈞繼承帝位，改次年為萬歷元年，是為明神宗萬歷皇帝。

萬歷帝即位時年方10歲，還不能處理朝政，便由兩宮太后垂簾輔政。兩宮太后在宮內(nèi)重用掌司禮監(jiān)督領東廠太監(jiān)馮保，外由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處理朝政大事，開創(chuàng)了萬歷初年良好的政治局面。

萬歷帝朱翊鈞是明朝21個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在位48年，初期因張居正輔政，國政為之一新，史稱“萬歷中興”。張居正死后，萬歷帝為泄憤削其官秩，抄沒其家，拘禁、拷虐其子孫，并掘墳開棺戮尸。之后，他沉溺酒色中，為滿足其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大肆搜刮天下，為立儲之事賭氣二十年不見廷臣，遂使朝政崩壞，邊防不備，民變此起彼伏，率撲不滅。

先說說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是湖廣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后加太子太保等職，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明史》記載，隆慶六年（1572）七月，張居正和內(nèi)監(jiān)馮保共同輔佐年幼的明神宗朱翊鈞執(zhí)掌朝政。

朱翊鈞上位僅一個月后，張居正利用權宦馮保將高拱排擠出權力核心，自己代之為首輔，并舉薦禮部尚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政務。至此，首輔張居正、馮保兩人執(zhí)掌明廷，大權在握，烜赫一時。

馮、張掌權后，一主內(nèi)，一主外，朝政大權全部落在張的手中。張居正對明王朝忠心耿耿，針對皇帝年幼的現(xiàn)實，進行了一系列扶君舉措。這年十二月，張居正向萬歷帝呈上《帝鑒圖說》，用圖解的形式對小皇帝進行講解、教育。同時，為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朝政腐敗、軍隊渙散、財政空虛、民不聊生的頹局，以除舊布新、振綱除弊和富國強兵為宗旨，在整飭吏治、鞏固邊防、整頓經(jīng)濟、獎勵農(nóng)耕、興修水利等眾多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史家把張居正推行的改革稱作“一條鞭法”、“考成法”。

張居正經(jīng)過十年努力，其改革舉措多數(shù)得以實施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史載“海內(nèi)肅清（主要為平息東南倭患、北方韃靼入侵），四夷詟服，太倉粟可支數(shù)年”，四海升平，“天下晏然”。

但他力推的改革卻動了當朝權貴、官僚、大地主的奶酪，并與之產(chǎn)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于是受到他們的激烈反對與抵制。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故后，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也隨之戛然而止。

再看看明神宗萬歷帝的表現(xiàn)。萬歷早期（1573——1582）在張居正的輔佐下大明出現(xiàn)了靖昌的局面“海內(nèi)肅清，邊境安全”，國庫藏銀達四百余萬兩，國儲積粟（存糧）可支用十年。當然，這些功勞都不能算作萬歷的治績，而是張居正革除積弊、勵精圖治的結果。

張居正一死，萬歷帝立即展開清算，歷時兩年的清算、報復之后，萬歷終于徹底拂去張居正政治威勢在他心理上投下的巨大陰霾，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

正式親政后的萬歷表現(xiàn)如何？歷史文獻對他的評價很低，歸納起來大致有幾個特征：沉溺酒色，不理朝政；橫征暴斂，肆意揮霍；立儲紛爭，朝黨火并；民情激變，邊疆不寧......

限于篇幅,僅舉幾例:萬歷20歲親政時,后宮佳麗如云,數(shù)以千計,他日夜縱酒作樂,經(jīng)常喝的醉醺醺的,醉后動輒發(fā)怒,發(fā)怒后喜歡責罰他人,宮娥 、太監(jiān)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責,經(jīng)常有人被打死。他還學會了抽剛從域外傳進來的大煙，癡迷花鳥。

萬歷被人揶揄為史上最貪財好貨的皇帝。正因為貪婪，他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大肆搜刮、盤剝，其派出的稅使、礦監(jiān)遍地都是，遍及全國150多個州縣。

后來，為立儲一事委決不下，又引發(fā)激烈的朝黨之爭，身心俱疲的萬歷帝索性賭氣不上朝，時間竟長達20多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他躲在深宮里不再臨朝視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詔令，全靠太監(jiān)傳達。甚至連國家祭祀典禮他也不參加，而讓宗王替代。直到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發(fā)生了“梃擊案” ，他才露了一面，從那以后直到死再也沒上過朝(不要提什么萬歷三大征,那也是文武能臣的功勞,和萬歷無關)。

史載，萬歷中后期，政治極度腐敗，因朱翊鈞揮霍無度，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加上水、旱、蝗災連年不斷，百姓窮困，民怨沸騰，尤其是礦監(jiān)稅使肆無忌憚的壓榨，激起民變不斷，反抗斗爭遍及大明的每一個角落。

有記載的反礦監(jiān)稅斗爭有：萬歷二十七年（1599）山東臨清反對橫征暴斂斗爭；次年發(fā)生在武昌的民變，目標也指向了無惡不作的征稅使；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發(fā)生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江南蘇州的數(shù)萬織工（手工絲織）被稅吏逼得紛紛失業(yè)，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織工葛榮率領數(shù)千人暴動，并包圍了稅使孫隆的衙署，用亂石砸死孫隆爪牙黃建節(jié)，將其余的六、七個幫兇抓住后綁縛手腳，拋到河里喂魚，然后放火燒衙。孫隆嚇得魂飛魄散，乘亂爬墻逃脫。此后，江西上饒、云南騰越、福建漳州等地接連發(fā)生民變，明廷一日數(shù)驚，焦頭爛額。

萬歷心里很清楚，造成這種局面的罪魁就是自己 。那不得人心、惡名遠播的“采榷” ，二十年不理朝政、做甩手掌柜的奇葩行為，都無一例外的自尋死路，將明帝國推入驚濤駭浪、風雨飄搖之中。

萬歷四十六年（1618）四月，在荒寂苦寒的遼東，明廷的勁敵、后金豪酋努爾哈赤以殺祖殺父之仇等“七大恨”殺生告天，誓師伐明......“薩爾滸”之戰(zhàn)的慘敗，將國之將亡的威脅明白無誤地推到了萬歷面前，他終于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危機感，同時伴隨著巨大的困頓與凄愴。萬歷死后僅7七年（天啟七年，1627年），陜西饑民揭竿而起，揭開了明末農(nóng)民大暴動的序幕。

明不亡于崇禎，名實亡于萬歷......如果沒有張居正,這一切恐怕要提早發(fā)生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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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說得對，張居正就不該妄圖中興大明朝，就不該改革，就老老實實的混吃等死，反正已經(jīng)位極人臣了，干嘛吃力不討好的干這干那呀。

張居正真不是個好人啊——查抄張家所獲黃金2400兩、白銀17700兩、金器3710兩、金首飾900兩、銀器5200兩、銀首飾10000兩，另有玉帶16條等等，真是個大貪官啊!真的是死有余辜��！

然而，卻沒看見張居正作為一個能臣，起碼延續(xù)了明王朝半個世紀的氣脈，張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量以滿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緊急時刻不能支取的太倉庫儲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萬兩銀子。太仆寺保存到400萬兩，南京庫房增加到250萬兩，廣西、浙江、四川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至80萬兩之間。

據(jù)估算，若是把張家的總資產(chǎn)折合成白銀，大約只有嚴嵩的十分之一二；而與馮保相比，還不到其十分之一，這樣的人，真的又有何值得指摘！？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漢族，幼名張白圭。江陵人，時人又稱張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歷時期的內(nèi)閣首輔，輔佐萬歷皇帝朱翊鈞開創(chuàng)了“萬歷新政”。

大明王朝的滅國，不管是何種原因導致，作為當朝帝王崇禎要負主要責任，逃脫不了干系。

既然有明史專家說這事與張居正有關系，那就說說這個事，因為專家的話不能全聽，但也不可不聽。

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專家說的，也不清楚他們所指是哪一件事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豹眼就此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隆慶六年（1572年），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歷。作為萬歷小皇帝的師傅，張居正成為了首輔大臣。

從這一年張居正主政開始，到其病逝，正好十年的時間，然后萬歷皇帝獨自主政三十八年。

之后，又經(jīng)歷了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崇禎帝朱由檢，一共四代帝王，前后七十二年的時間。大體上的時間概念，基本就是新中國1949年建立，到今天為止，這么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雖然沒有改朝換代，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基礎基本穩(wěn)定，但政治、經(jīng)濟制度也有很大的變化。

作為明朝著名的首輔大臣、政治家、改革家，“萬歷新政”的開創(chuàng)者，張居正對明朝后期的政治、經(jīng)濟的影響是很大的。

但無論張居正的軍事策略，還是吏治改革，在豹眼看來，對于明朝的滅亡，沒有多大的關系。影響比較大的還是他實行的一系列經(jīng)濟改革政策。

偉人曾經(jīng)說過，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不僅僅牽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再平衡、再分配，還會影響到政治、社會的基礎，搞不好就會出現(xiàn)亡國的結局，這并非危言聳聽。

王莽改制就直接導致了大新朝的滅亡，說張居正的改革影響到明朝滅亡也并非空穴來風，不能說絕對地沒有一點關系。

那就具體地來看一下，對明朝后期以及后世的影響吧。

萬歷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萬歷八年（1580年）在全國推廣，重繪魚鱗圖冊。先試點，再推廣，沒毛病。

由于之前張居正已經(jīng)實施了吏治改革，以“考成法”來考核官吏的政績，行政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

所以，地方官吏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清丈徹底，革除豪強世族隱占的田地，納稅土地大大增加。萬歷八年，全國土地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整整增加了50%。

額田增加的同時，加大打擊貴族、縉紳隱田漏稅的力度，明朝田賦收入大幅度增加。

更重要的是，這一措施為之后實行“一條鞭法”創(chuàng)造了條件。

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一條鞭法。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xù)，使賦役合一，并出現(xiàn)了“攤丁入畝”的趨勢。

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是把徭役、交納田租等義務，全部改由交銀兩代替，差不多也就是曾經(jīng)的農(nóng)業(yè)稅。

清朝時期，采納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fā)展。

有一定年齡、特別是農(nóng)村出身的友友，都清楚建國后，國家也實行出義務工，大修水利建設、交公糧等農(nóng)業(yè)政策，后來是改革為交農(nóng)業(yè)稅，直至取消農(nóng)業(yè)稅。這些政策都是一脈相承的。

這一政策，雖然并不是張居正首創(chuàng)，但在他主政期間得到了改進和發(fā)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經(jīng)濟效果，對于明朝財政、稅賦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有利無弊，都具有時效性，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清丈田地，改變了稅賦不均和胥吏盤剝的問題，但也觸犯了權宦豪族的利益；一條鞭法的實行，農(nóng)戶需要先把糧食換成銀兩，然后交納賦稅，黑心商賈就趁機盤剝農(nóng)民，加重了農(nóng)民的負擔。特別是遇到大豐收，糧食價格就很低，農(nóng)民需要更多的糧食才能換取足夠的賦稅銀兩，就出現(xiàn)了“谷賤傷農(nóng)”的現(xiàn)象。

這些對于以后明朝的政治、經(jīng)濟基礎都產(chǎn)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從這一點上來看，明朝的滅亡，可以追溯到張居正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別是財政、賦稅改革的措施。

但這個說法的確很勉強，政治、社會矛盾無時不在，隨時出現(xiàn)，需要隨時調整、改進，一味地把矛盾推給古人，就好比是自己不作為，把責任推給上一任一樣，是不負責、不作為的表現(xiàn)。

如果按照有些明史專家的這種觀點，明朝的滅亡，把責任推給張居正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進一步往上推，鄭和下西洋責任更大。

鄭和下西洋，擴大了對外貿(mào)易，大量的美洲白銀涌入了國內(nèi)，改變了明朝貨幣基礎，把明朝的經(jīng)濟與世界經(jīng)濟聯(lián)系在一起，增加了國內(nèi)的經(jīng)濟風險。

對外貿(mào)易是雙刃劍，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但沒有有利無弊的好事，這一點恐怕都感同身受。

這個問題更復雜，與本題關系不大。又牽涉到貨幣、金融、銀本位、準備金制度、鑄幣權、貨幣發(fā)行量、對外貿(mào)易、比較利潤、貨幣兌換、匯率、泡沫經(jīng)濟、金融危機、經(jīng)濟危機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不是幾句話說清楚的，也就不再啰嗦啦。

豹眼只是說明鄭和下西洋比張居正的改革，對明朝后世的影響更大，風險更大。但不可就此把明朝滅亡的責任推給鄭和和張居正。

總之，張居正實行的經(jīng)濟改革措施，對后世影響很大，有利有弊，但明朝的滅亡，不該歸罪于他的經(jīng)濟改革，否則，對張居正不公允，也就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這恐怕也是所謂的明史專家不敢理直氣壯的站起來，走兩步的原因。此問題值得去研究、總結，但不能以此做出定論。

張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歷時期的內(nèi)閣首輔，輔佐萬歷皇帝朱翊鈞開創(chuàng)了“萬歷新政”。 張居正的萬歷新政并不是導致明朝亡國的“罪魁禍首”，恰恰相反，正是張居正的改革給明朝續(xù)命了幾十年。

歷朝歷代，誰要想改革，除了自身的能力的外，還需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張居正的改革也不例外。嘉靖二十六年，23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什么是庶吉士呢？當時，在全國考取的200多名進士里面，要選拔其中的十分之一到翰林院繼續(xù)深造，這20余人當時稱為庶吉士，他們是吏部和禮部聯(lián)合挑選出來的成績最好、最有培養(yǎng)前途的人，作為國家的儲備人才，用現(xiàn)在的話講，能夠入選庶吉士，就意味著駛入了選拔領導干部的快車道。

兩年后， 張居正庶吉士畢業(yè)，由于他思維敏捷而且嚴謹，所以他的第一個職務是編修，即研究歷代政治。這時候的張居正，正是一個25歲的熱學小伙子，對嚴嵩一黨非�？床粦T，于是寫了《陳五事疏》，準備上奏給嘉靖皇帝，直言利弊。不過幸好，這份奏章被他的老師徐階給攔住了，徐階知道這時候跟嚴嵩斗，無異于是以卵擊石。

42歲時，張居正進入了內(nèi)閣，雖然在內(nèi)閣里算不上一個重要的人物，但是好歹是進入了國家領導人層面了。這是時，兩大強人徐階、高拱的政治斗爭越發(fā)激烈，而張居正也不是那個25歲的毛頭小伙子了，他選擇靜待時機，坐山觀虎斗。隨著階、高拱二人相繼離開內(nèi)閣，張居正認為改革時機成熟了，因為繼位的隆慶皇帝是位忠厚的人，而自己則是皇上的老師，于是便把改革的思路提出來，寫了第二封改革的建議書，叫《陳六事疏》，就是國家從六個方面進行改革，孰知皇上這次僅指示了七個字“知道了，具見忠誠”，再無任何下文。這個時候張居正才感覺到，隆慶皇帝還不是一位有魄力、能夠扭轉乾坤的皇帝，因為改革勢必要打破固有的老路、打破各個利益集團原有的格局，沒有雷霆萬鈞的力量，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嗎，張居正只能繼續(xù)蟄伏，等待時機。

隆慶皇帝是位短命的皇帝，不到幾年就去世了，而繼位的萬歷只有10歲。因隆慶皇帝認為學習是件苦差事，所以直到萬歷9歲時才開始讓其識字，而萬歷的老師也是張居正。因此，萬歷10歲登基時，還只是一個剛開始認字的孩子，雖是皇帝，但只會聽三個人的話：一是其母后，即李太后；二是其“大伴”，即馮保；三是其老師，即張居正。

李太后是泥瓦匠的女兒 ，她出自民間，深知百姓疾苦，而改革先是要破除特權，因此，深有體會的李太后是支持張居正改革的。馮保則是因為前兩任首輔都壓制著他，不讓其當內(nèi)相，所以他千方百計扶起張居正，事實上，在這之前，張居正與馮保已經(jīng)達成默契。

于是，張居正的改革就是在一個女人和一個太監(jiān)的幫助下展開的，28歲的李太后，56歲的馮保，再加上48歲的張居正，這權力鐵三角在1572年拉開了一場為時10年的萬歷新政的改革大幕。

張居正的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 吏治改革

任何一場改革，實際上是將社會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重新進行調整，讓社會資源的分配模式更加合理。就張居正而言，他的改革是從整頓吏治開始的。

張居正上任不到一個月，就提出京察。所謂京察，即考察中央機關的領導干部，凡是四品以上的官員，直接給皇帝寫述職報告，五品到九品的官員，給吏部寫報告。內(nèi)容是在隆慶皇帝的6年期間，你做了些什么？做了哪些應該做的事情?有哪些應該做的沒有做?統(tǒng)統(tǒng)寫出來，然后決定其去留、升降、罷免。其實這就相當于現(xiàn)在很多公司搞得績效考核，通過重新考核，把那些尸位素餐的老員工剔除出去。

京察完成后 ， 騰出一些位置。第二步就是舉薦干部，把一些有能力、有事業(yè)心的人才選拔到重要位置上，每一個省級干部向朝廷推薦三個人才，經(jīng)吏部匯總。被推薦的人得票最高的是海瑞，吏部尚書楊博把推選干部的情況匯報給張居正 ， 并問道 ：“海瑞這個人您看怎么用?”張居正回答說：“此人不能用�！睏畈┐鬄槌泽@，原來當年嘉靖皇帝去世后，張居正請徐階出面釋放海瑞并委以重任，海瑞擔任應天巡撫后負責管轄當時中國的財富重地蘇浙一帶，結果3年下來，當?shù)氐呢斦�收入減少了一半，當?shù)毓賳T紛紛要求調動。所以張居正就說：“我現(xiàn)在要選用能臣為

朝廷做事兒，是要選好官而不是好人，好人就是大節(jié)不虧，不貪不懶 ， 做事有規(guī)矩 。 好官則 不然，上要讓皇帝放心，為朝廷負責，下要為百姓造福，上下通氣這才是好官，是循吏。海瑞是一個好人，清廉且有氣節(jié)，可謂一介清流，這都是好的，但如果搞得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大降低，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兩頭都不踏實，就不是好官，與其這樣，倒不如保全海剛峰先生的高風亮節(jié)，讓他在家做好人。”張居正終生棄用海剛峰，這是他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一個最顯著的標志。

二 經(jīng)濟改革

京察之后 ， 張居正開始向所有的貴族利益集團開刀，以解決各大利益集團的利益再分配問題。

01．清丈田畝

張居正提出清丈田畝 ， 這是一件很為難的事情，就是將各個貴族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就像今天我們把一些大的行業(yè)進行反壟斷調查一樣。當時，皇帝的田莊、皇親國戚的田莊都是免稅或減稅的，所以就出現(xiàn)了掛田、寄田這種現(xiàn)象以逃脫賦稅，還有一些富人侵占很多土地，但不登記，因此也不用繳納稅費。經(jīng)過這次清丈，僅京津等北京周邊地區(qū)就清理了6萬多頃皇親國戚的土地．而全國僅查出的新增土地的賦稅收入，就夠全國軍費的開支。

02．削減皇室開支

在古代皇帝的眼里，是沒有國和家的區(qū)別的，國是我的，家是我的，供用庫的錢是我的，國庫的錢也是我的。張居正改革就是要把國和家分開，把國庫和供用庫分開，即所有的賦稅收入進入國庫，用于行政、軍費、河防水利、賑災的開支，而所有礦山收入和榷場收入則進入皇宮供用庫，用于皇帝及皇宮的開支，且皇帝的開支每年要有預算。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上扭轉了濫用無度的宮廷開支。張居正的改革不僅削弱了貴族階層的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皇權，這正是他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

三賦稅改革

賦稅是國之根本，所以賦稅改革一直是所有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明朝以前，賦和役是分開的，賦是指田賦，役則是徭役。萬歷九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一條鞭法�！獥l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xù)，使賦役合一，并出現(xiàn)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后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在一條鞭法上發(fā)展起來的。一條鞭法實行后，大量農(nóng)民又回來種地了，全國出現(xiàn)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的景象。

1582年（萬歷十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張居正的改革也已經(jīng)接近了尾聲。這時候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shù)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

軍事改革

在整頓邊防上，張居正任用譚綸、戚繼光與李成梁三人最為出色。任薊遼總督的譚綸后內(nèi)調兵部尚書。萬歷年間，戚繼光與李成梁二人鎮(zhèn)守北邊，但是二人的軍事風格截然不同。李成梁擅長傳統(tǒng)騎兵作戰(zhàn)，組建遼東鐵騎，二十余年間，他用這支騎兵部隊使遼東邊界無事，北方游牧民族忌憚。

戚繼光走的是一條頗類現(xiàn)代化軍隊改組道路，這實際上已是涉及到整個帝國體制的根本問題，它需要高效的后勤做后盾，最具重要的是將領在指揮軍隊作戰(zhàn)上需要獨立的權力做支撐，同時也需要地方作協(xié)調配合，這對于明帝國而言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明朝建立之初，開國六公爵有五個是武將，武將地位尊榮，隨著永樂皇帝五次北征漠北的結束，國家承平，文官集團成為帝國的主導力量，武將地位日益低下。每遇大軍團出征，統(tǒng)領軍隊的最高指揮官都是由文官出任，高級武官只能聽命于文官，在某種程度上，明中后期的高級武官只是具體的戰(zhàn)術執(zhí)行者，而不具備戰(zhàn)略謀劃才能，這也是帝國統(tǒng)治的需要。

張居正掌權后，給了戚繼光、俞大猷一眾將領很大的權力與支持，使他們真正能練出一支精兵，但同時也得罪了文官集團。張居正死后，這成為文官集團攻擊張居正的口實，蓄意指責戚繼光是張居正的私人武裝，意圖陰謀反叛。

在張居正改革的時間間，朝廷大權被他獨攬，這也引起了萬歷皇帝的嫉恨。張居正一死，各種彈劾的奏章漫天飛，萬歷于是下令抄家，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尸，其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直到1622年（天啟二年），天啟皇帝才為張居正復官復蔭。

張居正的改革無疑是成功的，首先，維持了北方和遼東的穩(wěn)定，其次，充實了國庫，后來的萬歷三大征得以實行，很大程度上是張居正打下了基礎。但是，明朝運行了200多年，已經(jīng)病入膏肓，加上張居正一死，改革措施大都被廢止了，最后在內(nèi)憂外患下，還是逃不了滅亡的命運。

張居正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實行的萬歷新政，為明朝續(xù)命了數(shù)十年的時間。

如果沒有張居正，明朝早就已經(jīng)滅亡，崇禎皇帝根本沒有機會繼位。說明朝亡于萬歷，明朝亡于東林黨，明朝亡于閹黨，都是有憑有據(jù)的事實。然而說大明亡于張居正，卻是典型的嘩眾取寵的說法。

張居正去世距離明朝滅亡相差了62年，張居正去世的時候，努爾哈赤還在明軍中服役，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沒有出生，明朝滅亡的責任肯定不能全推到張居正的頭上。

在張居正上臺之前，明朝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到了崩潰的邊緣。明朝內(nèi)閣的官吏腐朽無能，無法改變明朝積貧積弱的困境，地方上的官員和地主豪強同謀，兼并土地虛報稅賦，導致了明朝的國庫空虛。

在明朝嘉靖年間，朝廷國庫里面的銀兩只夠兩三個月開支，北方的女真族和蒙古族不斷騷擾邊境，東南沿海地區(qū)倭寇入侵，明朝國內(nèi)農(nóng)民起義四起。萬歷皇帝繼位的時候只有9歲，如果沒有張居正力挽狂瀾，萬歷皇帝根本守不住江山。

我們來看一下萬歷新政的內(nèi)容，張居正在吏治方面采用“考成法”，淘汰了一大批不支持改革，不愿意作為的官吏。同時張居正還精簡了明朝的官吏結構，減少了明朝的冗官冗吏。

這些做法在改革吏治的同時，也減少了老百姓的負擔，減緩了明末農(nóng)民起義的時間。在軍事方面，張居正啟用戚繼光和李梁成等名將，震懾女真和蒙古軍隊，保住了大明北部邊疆的穩(wěn)定。

在經(jīng)濟方面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原來繁瑣的稅收統(tǒng)籌到一點，避免了稅收經(jīng)手的人過多，給官吏們中飽私囊的機會。一條鞭法施行后，明朝百姓繳納稅賦的方式更加的透明，也間接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同時還增加了明朝朝廷的收入。

同時張居正還重新丈量了全國的土地，減緩了土地兼并的現(xiàn)象。在張居正的治理下，明朝的國力逐漸恢復，出現(xiàn)了萬歷中興的局面。一直到張居正去世，明朝的國庫都十分充足，從沒有出現(xiàn)過崇禎時期拿不出錢來的情況。

張居正為大明朝做了很多好事，然而張居正變法也觸動了萬歷皇帝的核心權力。在張居正掌權之前，明朝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大臣專權的現(xiàn)象，萬歷皇帝對于張居正專權非常的不滿。

張居正去世后，萬歷皇帝將張居正抄家，張居正變法的成就也被萬歷皇帝破壞。后來萬歷皇帝連續(xù)數(shù)十年不上朝，明朝的國力再次衰落，最終一步步走向了滅亡。

很多人指責張居正，主要是因為在張居正去世后，萬歷皇帝為了打擊報復張居正，破壞了張居正變法時期的成就。一些人以此為依據(jù)認為張居正過于專權，導致了萬歷皇帝的反感，以至于變法的失敗。

實際上張居正不專權，萬歷也是一個腐朽的皇帝，變法最終也不會成功。如果沒有張居正的幫助，萬歷中興不可能出現(xiàn)，萬歷皇帝不上朝的時間可能還會更長。

朱由檢上吊自盡之前故意在衣襟處寫了一句話：“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清朝人所修《明史》也在神宗本紀中說：“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

所謂的“明史專家”更絕，明非亡于崇禎，實亡于張居正之手，不過，這個專家是誰，倒是沒有檢索出來。

反正，明朝絕對不是朱由檢玩完的，他已經(jīng)這么勤快，這么努力了，雖然他沒本事，雖然他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但是他真的已經(jīng)努力，所以，絕對絕對不能將明朝滅亡的責任推到他的頭上。

很多人一直在為朱由檢洗白，一直想將他的鍋甩給別人，朱由檢自己將鍋甩給了他嘴中的“諸臣”，清朝人甩給了明神宗朱翊鈞，也有人干脆甩給了為明朝續(xù)了命的張居正。

因為，張居正給患了病的明朝下了一劑猛藥。

張居正改革有錯嗎？改革當然沒有錯，但是他改革的方式卻存在一定的錯誤。

他一看明朝政府窮得叮當響，但是一部分手中卻富得流油，他不用想也知道原因所在，所以為了給明朝增加財政收入，為此他強勢地推行了一個政策——“一條鞭法”。

這個一條鞭法首先便是清丈出被一部分人隱瞞不報的土地，土地多了，政府所征收到的稅自然也多了不是？爽呀，錢真的是嘩啦嘩啦的進口袋。此外，一條鞭法還統(tǒng)一了賦役，好處是官吏很難再從中榨取油水了。

可是，一條鞭法的弊端也很明顯，官府收稅只收錢，想繳稅？你自己賣了農(nóng)產(chǎn)品換了現(xiàn)錢再來！這么一來，百姓不得又被商賈坑了？再一個，統(tǒng)一賦役之后，別管是田賦還是勞役，統(tǒng)統(tǒng)給現(xiàn)錢，百姓到底是愿意服勞役還是愿意給錢，或者給不給得起錢，官府可不管，反正不管怎樣你得按時按法給錢。

可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有待改善，這或許也是所謂的“專家”將明朝滅亡的鍋甩給張居正的一個原因。

但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實實在在地增加了明朝的財政收入，充盈了國庫，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沒有錢的話明朝會亡得更快。

為了解決冗官、官員尸位素餐的問題，張居正特意推出了“考成法”。

說實話，張居正的考成法挺好，但是卻又很壞，壞便壞在他竟然想著去用“數(shù)據(jù)”考核官員們的政績，所謂“立限考事”和“以事責人”，即各級官員們想處理什么事務的話得限定一個期限，如果到期還沒完成的話，追責當事官員的責任。

這個考成法的好處很明顯，策動了官員辦事的積極性和效率，即便是被動的。

實際上，考成法的“立限考事”也沒什么不妥，放到現(xiàn)在，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yè)，在啟動一個項目之前，誰沒有一個預期？關鍵還是在于“以事責人”，這個處罰太過于絕對了，畢竟不排除有些事確實會遭遇意外而導致沒辦法在期限內(nèi)完成。

所以，考成法可以說真正地將多數(shù)官員推到了張居正的對立面，所以，張居正一倒，一個個跳出來落井下石，否定了他的改革，從而打亂了官場秩序，官場秩序亂了，明朝還能穩(wěn)定？這是張居正被背鍋的另一個原因所在。

說白了，當時的官員們是在怕考成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

不論是一條鞭法也好，是考成法也罷，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對百姓也會有所影響，可是說到底還是動了既得利益者們的蛋糕。

他推出一條鞭法，各級官員們不僅少了能撈油水的機會，弄不好還得吐點好處出來，張居正這一皮鞭打下來，打著“為官只為為財”想法的人哪能受得了？

各級官員們原本可以安安心心地當自己的貪官、庸官和昏官，這考成法一出來，簡直要了他們的老命！還讓不讓人好好當官了？

此外，張居正還以相權壓皇權，萬歷皇帝犯點小錯也能被他罵個狗血淋頭，所以張居正一死，萬歷皇帝直接帶頭清算張居正，“皇帝效應”之下，誰會錯過這個向張居正潑臟水的千載良機？

所以，潑向張居正的臟水是一盆接一盆。

雖然不可否認的是，張居正的改革之法存在一定的弊端，可總體而言還算是利多于弊，否則萬歷皇帝哪來的本錢玩了幾十年？

所以，說張居正為明朝續(xù)命并不為過，又豈會是“明亡于張居正”？

實際上，明朝到了朱由檢手上的時候還遠遠沒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這是事實。

朱由檢之所以亡國，說到底只能怪他自己能力平平，識人不明，用人卻又疑人，用誰殺誰，這誰敢給他賣命？

他想要復興明朝，張居正雖然下的是猛藥，可好歹也是對癥下藥，朱由檢這個蠢貨倒好，完全是胡亂下藥，該用的人和能用的人他不用，反倒一個接一個的殺了，然后轉頭腆著臉去用不該用的人，為此不惜跪舔。

沒錢用了，哭著求著問手底下的人借，手下人不借，他便軟趴趴地接受這個事實了，這像樣嗎？

所以，明亡于崇禎不僅是一個客觀事實，即便溯本追源也是如此，別甩鍋了。

張居正為大明攢了雄厚的家底，但是萬歷皇帝這個敗家子揮霍光了。委實怪不得張居正，硬要怪的話，也只能怪張居正沒有來得及選好接班人，就匆匆辭世了。

張居正是有手段的鐵腕政治家。事情得從張居正的老板明穆宗說起。

1566年，30歲的明穆宗（隆慶帝）繼位。繼位前，隆慶帝資質平庸、寬厚待人；繼位后，立馬就英明果敢。

對外解決“南倭北虜”問題，即北與蒙古議和、開市，南開海禁、剿滅倭寇；對內(nèi)減輕民間負擔。敢于啟用有爭議卻有能力的人，且不加掣肘。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三個大佬，都是出于隆慶帝麾下。

隆慶帝繼位后，大明一直在改革、奮進，但是這位隆慶帝卻非常好色，被美色掏空了身體。還服用了過多的“媚藥”，36歲就死了。（據(jù)說隆慶帝曾經(jīng)因為和一個妃子恩愛過度，事后臥床不起兩個月。）

隆慶帝臨死，給兒子萬歷皇帝留下了“精挑細選”的人才：高拱、張居正。這兩人都是猛人、狠人，沒有一個省油的燈。不論誰主政，都是會鐵腕改革的。

湖北人張居正干掉了河南人高拱

（我們河南在明朝兩個大神：禹州的馬文升、新鄭的高拱。河南人在明朝很少做大官，只有他們兩個在中央舞臺上比劃了一番。）隆慶帝之所以敢大膽的追求別具特色的個人生活，完全是有高拱可以信賴。隆慶年間大刀闊斧的改革，就是從高拱主政開始的。

隆慶帝全心全意的信賴、支持高拱，臨死還拉著高拱的手托孤：“以天下累先生。”

隆慶帝之死，高拱很傷心，也準備大干一場報答知遇之恩。然而高拱還沒有走出悲傷，便被剛登基的萬歷皇帝罷官趕回老家去了。

高拱雖然與上古的黃帝都是新鄭人，卻絲毫沒有黃帝的寬厚、大度。高拱有王佐之才，卻也是個真小人。他做事，沒有傳統(tǒng)道德的束縛。他明言：“茍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茍出乎利，則義皆利�！本�子言利，還如此的站在道德頂峰振振有詞。怎么樣，是不是覺得和后來的張居正有些類似。

不僅如此，高拱對待官員，和張居正一樣不講情面，“鐵面無私”。史書記載：高拱“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須忍，有所忤觸之立碎�！�

也正是高拱的這種性格得罪人太多，造成了他的悲劇。

高拱不僅把同僚們懟個遍，還對大太監(jiān)馮保不滿，一直想除掉他。隆慶帝對高拱的托孤，讓馮保恐懼不已。為保命，馮保與想主政的張居正聯(lián)合。在李太后面前說了高拱的壞話，李太后于是讓萬歷皇帝下旨，把高拱趕回老家閑居。

1577年，張居正從北京回湖北，途經(jīng)河南。居然拐到新鄭的高拱家中，虛偽的裝好人、掩面而泣。把性格偏狹的高拱氣得七竅生煙，大罵張居正“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高拱臨死前，在病榻上還寫了《病榻遺言》。痛斥張居正卑鄙無恥，以及奪走自己首輔位子的過程。為以后張居正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張居正獨攬大權，力行變法。

自古變法的都是掌握權力的猛人，張居正就是這樣的人。滿堂大臣正在慶幸人見人嫌的高拱被扳倒時，比高拱更猛的張居正來了。高拱只是對大明做局部手術，張居正則是要掏心掏肺、從根本上改變大明。

張居正對當時的弊病有正確的認識，痛陳道：“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遺�！�

事實也的確如此。國家府庫空虛，甚至連軍餉都發(fā)不足;因為缺錢、腐敗，導致了邊境的軍備廢弛;宗室多占土地、欺壓百姓司空見慢;官員、豪強勾結的避稅、逃稅事件各地都在做;貧富懸殊過大，百姓負擔過重。

比如張居正的老師徐階擁有24萬畝良田，其它的商鋪、錢莊等價值更大。家族子弟觸犯了法律，居然能拿出3萬兩銀子(另一說法是3萬兩黃金)賄賂主審官戴鳳翔。而當時國庫存銀，只有區(qū)區(qū)100多萬兩。

張居正和當初的高拱一樣，以不講情面著稱，但他的改革比高拱更有章法。

張居正先打好與皇帝的關系，悉心的教萬歷皇帝讀書，陪李太后聊天。然后，開始逐步的推出改革。

一，整頓“吏制”。

1573年，張居正實行\(zhòng)"考成法\"，先從行政班子開始下手。以內(nèi)閣控制六科、再以六科控制六部。(頗有現(xiàn)代內(nèi)閣制的樣子。)

有什么政務，內(nèi)閣可以迅速下達到相關的部門、官員。政務完成后，也可以迅速的給予相應的獎勵或者懲罰。官員們門因此不敢懶政，為了頭上的烏紗而努力的工作，效率大為提高。

3年后，張居正露出了“獠牙\"，對稅收這一塊下手了。他發(fā)布“征賦試”，在預定額的基礎上，官員完成額在90/100以下的，一律給予處罰。

當年年底根據(jù)完成的數(shù)額，立即對官員進行了處罰。僅山東一地，就被降職處分了17人，革職了兩個人。

官員們見張居正真格的給予處罰，無不兢兢業(yè)業(yè)，不敢造次。畢竟頭上的烏紗帽，都是經(jīng)歷寒窗苦讀、在科場上的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不能不珍惜。把應收的稅款，分毫不差的足額上交。

1577年，稅務總收入435 銀萬兩，而隆慶年間的年收入是250萬兩。其間差距，快翻一倍了。

二，清查土地和稅務改革。

張居正并不滿足于現(xiàn)狀，1578年下令重新清查土地數(shù)額，于1580年清查完畢。雖然此處清查，地方上官員和富豪們玩兒了不少“大小步”甚至“虛步”的把戲，額田比清查前還是增加了300多萬頃。（此舉，壓縮了豪強們逃稅的空間。）

在土地重查的基礎上，張居正于1581年又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并不是張居正的首創(chuàng)，而是在張居正手里發(fā)揚光大的。首次是1530年嘉靖年間，由官員桂萼提出的。

主要內(nèi)容是：將田賦、徭役一起征收，同時將部分丁役按田畝分攤。賦、役除必收的糧食外，一律折收銀兩；役戶可以出銀代役。具體的征收地方由官員辦理，不再讓原來的“里長”參與。

此法能減少征稅的環(huán)節(jié)，壓縮了地方上貪污的空間。也順應了當時商品經(jīng)濟的高度發(fā)展，有利于農(nóng)民按自己的要求做出選擇。標志著稅收的實物制向貨幣化的轉變，客觀上順應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于國于民，都是有利的。

但是此法也有一定的消極意義：此法沒有觸動明朝宗室、高官、富豪們的特權，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貧富結構。還在不久后，又產(chǎn)生了新的腐敗，出現(xiàn)了“火耗”之類的問題。另外，此稅法只適應于江浙一帶沿海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地區(qū)，在內(nèi)地推行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次年，“一條鞭法”就立桿見影。國庫存銀700多萬兩，太倉存糧足夠10年之用。

三，建樹頗多。

軍事上。

張居正派戚繼光鎮(zhèn)守薊門，李成梁鎮(zhèn)守遼東，又派人平定了南方的叛亂。又派人在長城上修“敵臺”3000多座，杜絕了蒙古的入侵。

然后，又與蒙古的俺答汗講和，開市貿(mào)易。

1579年，以俺答汗為橋梁，與西藏建立了良好的封貢關系。

水利方面。

張居正啟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以50萬兩白銀治理成功。造福黃河、淮河流域的百姓，也使得運河的漕運暢通無阻。

可惜的是正當張居正的改革初見成效，大明朝蒸蒸日上之時，張居正本人卻積勞成疾。在“一條鞭法”推行的第二年，張居正還來不及對新稅法做出修正就因病去世了。

萬歷皇帝的“敗家”行為

張居正去世的第四天，萬歷皇帝就罷了潘晟（張居正舉薦的），開始清算張居正了。結果，皇帝派人抄了張居正的家。堂堂的一個首輔，家人被逼自殺的、逃亡的、餓死的皆有，慘不忍睹。

張居正的新政，也被反對派們弄得面目全非。

沒有“恩師”張居正的壓制，萬歷皇帝終于可以親政�？梢源笫执竽_的花錢，按自己的意思活著。萬歷皇帝送愛子去開封就封，僅良田一項就給了1萬頃。

更糟糕的是萬歷皇帝沒有政治天賦，駕馭不了朝堂上大臣，也沒有決策政務的能力。沒有多久，就對政務失去了興趣。

先是因為“立儲”與大臣們發(fā)生沖突，以“怠政”抗議。后來干脆不再上朝，直接玩起“罷工”了。

在萬歷皇帝的操作下，稅收開始下降，國庫的存銀流水般花了出去。張居正打造的高效率行政隊伍，也重新開始“腐化”。

萬歷皇帝的“罷工”，導致行政系統(tǒng)出現(xiàn)了嚴重問題。甚至，官員的任命都會出現(xiàn)問題。1602年，南北兩京缺尚書3人、侍郎10 人，地方上缺巡撫3人、知府25人。如此的政府，其效率可想而知。

努爾哈赤從1583年開始起兵到1616年起兵反叛，歷經(jīng)33年。33年內(nèi)，努爾哈赤逐步坐大到不可收拾，明朝中央居然毫不知情。滿清入關，萬歷皇帝的“罷工”，是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

張居正、隆慶皇帝在九泉之下，目睹了萬歷皇帝的“神操作”，想必會痛罵萬歷皇帝“不肖”或者“敗家子”的。（本文原創(chuàng)，圖片源于網(wǎng)絡。）

從時間上來說，明亡于崇禎，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因為崇禎本人也為此上吊自殺殉國。大明亡國，非亡于崇禎，實亡于張居正張居正做了什么導致大明滅亡？

第一個是丈量全國土地，將那些瞞報，漏報的土地都請查出來，土地比上一朝增加近300萬頃，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了。政府是有錢了，這些錢哪里來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你看看哪個高官會繳納稅賦？你政府有錢了好辦事，關老百姓什么事？就如同我們現(xiàn)在國家有錢，跟你我這樣的百姓有關嗎？你國家有錢不要緊，但是你不能通過搜刮我而有錢，是不是？所以才會有老百姓起來反對！

其次是實行“一條鞭法”。就是將所有的賦稅，徭役，攤派，臨時的捐、貢都并入一項。減輕了農(nóng)民的負擔，這是中學歷史課本上學到的，實際是不是這樣子呢？肯定不是的，因為很多官員巧立名目，進行搜刮，導致了雖然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但是老百姓的負擔也沒有減輕，這個名義上是好的，之后就在執(zhí)行中逐漸走樣了，你說是不是有點可惜了呢。

實際上最大的問題就是張居正給年輕的萬歷留下了很大的陰影，是心理陰影。導致萬歷極度不信任文官，寧愿相信自己身邊的太監(jiān)，文官就開始與太監(jiān)爭奪對己有利的資源或條件。這樣就把明朝后期的朝政弄得一團糟，最終不可收拾。到了崇禎殺了魏忠賢，已經(jīng)沒有可以幫助自己的太監(jiān)了，像魏忠賢一樣有能力的人才了。文官靠不住，自能自己來上樹，結果導致了自己自掛東南枝！

這種提法就是無知。時移世移，環(huán)境不同，條件不同，就要懂得應變的道理。當世的事情做不好，就怨恨是往世留下的遺害，這是無能的表現(xiàn)，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當世的事情，當世的人就應該做好，做不好是自己的無能不負責任，就不要再將責任推脫給往世，說是往世遺禍了。

縱觀大明一朝，能稱得上有作為宰相的，當首推首輔張居正。張居正當政，結合當時的實際，推行“萬歷新政”。在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加強對中央和各地官員政績的考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明朝官場風氣為之一新，使朝廷發(fā)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推行一條鞭法，把復雜稅制簡單化，重新丈量土地，按田畝多少交稅，一下子為國家增出土地800余萬頃，大大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國庫充盈，改變了以往國庫空虛、拖欠軍費的情況。改革軍制，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軍事名將，使大明海內(nèi)靖平，萬里邊疆無狼煙。十年的萬歷新政，讓本已趨腐朽的大明王朝再現(xiàn)復興，延綿了大明國祚，萬歷新政帶來的紅利，讓統(tǒng)治者恣意揮霍了六十年。張居正當政的時代，把大明治理得國富兵強，天下升平，不負當時歷史的選擇。但是后來，大明過了六十余年，竟覆滅了，這能說是張居正留下的隱患？當朝者只知驕奢淫樂，不管時世，不理時世，不按當世的實際情況進行治理，不作為，亂作為，最終導致大明亡國，這難道能怨張居正？一心為大明興亡勤苦奮斗，又為大明中興立下汗馬功勞者，何罪之有？在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全盤否定了張居正一力推行的萬歷新政，不作為，甚至幾十年不上朝，把個張居正創(chuàng)下的財富揮霍一空，崇禎帝接手爛攤子，勤儉辛苦，卻不得要領，又剛愎自專，多疑成性，用人不終，致使各地農(nóng)民起義烽煙滾滾，一發(fā)不可收拾。

正是萬歷、天啟、崇禎之輩，無才無德無能，治理不好天下，招致亡國。現(xiàn)在的一些所謂史學家，不知深查細究他們的責任過錯，卻嘩眾取寵，提出如此一鳴驚人之說，真是拿歷史開玩笑，鞭笞勤而能者，脫罪庸而腐者，這還是一個歷史學者應有的其碼姿態(tài)嗎？這還能讓后世能者多勞嗎？

張居正表示，這么大一口黑鍋，我背不動，我全家加起來都背不動。

大明亡國，后來人找了不少“替罪羊”，有說大明亡于嘉靖的，有說大明亡于萬歷的，有說大明亡于東林黨的，有說大明亡于魏閹及閹黨的，有說大明亡于天啟崇禎的。

甚至有人總結說：“明，名亡崇禎，實亡萬歷，初亡嘉靖”。

說什么“大明亡國，非亡于崇禎，實亡于張居正！”，我還是很少碰見這種說法。

大明亡國，非因一端，仔細琢磨，大概四個方面。

一、兵——逃兵極其嚴重，最多時，全國逃兵竟然達到120萬，戰(zhàn)斗力可想而知。

明朝用兵最鼎盛的時候，不是明太祖，而是明成祖永樂大帝朱棣。

明朝實行的衛(wèi)所制，地方各省道有衛(wèi)所，京師有衛(wèi)所，北方邊疆九鎮(zhèn)也有衛(wèi)所。每衛(wèi)平均5600人，京師的禁軍上十二衛(wèi)，后來發(fā)展成二十六衛(wèi)，不在其數(shù)。

在明太祖后期，全國共有衛(wèi)所300多，全國總兵力達到180萬。到永樂大帝時，全國衛(wèi)所增加到400多，全國總兵力達到了將近280萬。至于京師總兵力，更是達到驚人的八十萬。

“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

所以永樂大帝和宣德帝搞了好多次北伐，把蒙古各部揍得俯首稱臣。

明朝的兵主要分兩大類，一是世代軍籍的職業(yè)軍人，二是雇傭兵，比如戚繼光的三千戚家軍，全都是雇傭兵。

結果呢，職業(yè)軍人買通上司當逃兵，雇傭兵也當逃兵，逃到什么程度呢？最嚴重的時候全國逃兵120萬，這是史學家吳晗統(tǒng)計的。

《明史·兵志四》記起吳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余。到正統(tǒng)三年這數(shù)目就一跳跳到一百二十萬有奇，占全國軍伍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

士兵怎么逃的呢？舉一個例子，要打仗了，朝廷征召衛(wèi)所兵出征，到半路上，這些人就雇傭人冒名頂替自己，等打完仗了，本人再回到本衛(wèi)所，而那個被雇傭的人，半路逃亡，實際總兵力大打折扣，例如明英宗在王振忽悠下去大同打也先，號稱五十萬大軍，實則二十幾萬。

明朝防范北方蒙古和東北的滿清，原來有北方的九鎮(zhèn)，平時有戰(zhàn)事，一般都是京師的衛(wèi)所出征，跟邊軍一起作戰(zhàn)。同時調集地方的衛(wèi)所作補充，明成祖的時候，京師的衛(wèi)所總兵力達到八十萬，到了嘉靖帝的時候，俺答圍攻北京城，兵部尚書一統(tǒng)計，京師衛(wèi)所竟然只有39萬，逃了一半了。

到了崇禎帝時期，李自成圍攻北京城，一統(tǒng)計，京師衛(wèi)所總兵力竟然五萬都不到，還都是些老弱病殘。

《明史》卷二六六《王章傳》記：“十七年（1644）王章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為也�！�及閱視，半死者，余冒伍，憊甚，矢折刀缺，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nóng)缺餉，半歲未發(fā)�！�

到了明朝末期，明軍稍微有點戰(zhàn)斗力的，就數(shù)邊軍了，就說邊軍，也人數(shù)不足，逃亡太半。而京師衛(wèi)所軍的戰(zhàn)斗力，簡直是渣渣，甚至當時有邊軍嫌跟京師衛(wèi)所軍一起打仗丟人的記錄，因為京師軍還沒沖鋒就逃亡了，連帶著有戰(zhàn)斗力的邊軍也跟著逃。

就明朝末年這種軍隊，它能攘外安內(nèi)嗎？

更可怕的是，明朝越到后期，雇傭兵越多，往往容易反戈朝廷。例如，朝廷在陜西的軍隊，因為得不到軍餉，竟然跟農(nóng)民軍合流，攻取城鎮(zhèn)，劫掠百姓。

而張居正做內(nèi)閣首輔的時候，曾經(jīng)大力整頓過衛(wèi)所，要不然所謂的萬歷三大征，哪來的兵？又哪來的北方幾十年太平？

張居正為國家做了好事，卻要背亡國的黑鍋，他九泉之下，也會欲哭無淚吧。

二、財——稅收、藩王、豪強兼并，朝廷無軍餉可用。

關于豪強兼并土地和稅收，正是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通過他的一條鞭法，朝廷收入大大增加，如果明朝朝廷堅持張居正的改革措施，明朝何至于有如此嚴重的內(nèi)憂外患？

關于藩王拖累國家財政，我只舉一個例子，明朝山西河南有幾個藩王，結果朝廷要給這些藩王的祿米，二省集全省之力都不能承擔一半。想想全國其他地方的宗藩，拖累朝廷有多嚴重。

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于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

以至于，崇禎帝時期，竟然無軍餉饋兵，還發(fā)生軍隊反叛等惡劣事件。既然無餉饋兵，自然兵力大減，再加上逃兵，拿什么攘外安內(nèi)？

三、官——黨爭，宦官亂政。

東林黨后來成為明朝亡國的最大替罪羊之一，原因無非是文官集團過于強勢。

而我認為，如果說到黨爭亂政，閹黨比之東林黨有過之而無不及。

閹黨為打擊東林黨，做到什么地步？非我即敵！無論你這個是不是東林黨，只要不是我閹黨，不是魏忠賢的孝子賢孫，就被殺，被整，被流放。

所以，崇禎剛繼位的時候，朝廷已經(jīng)幾無可用之人。

明朝早期，曾有太監(jiān)坐鎮(zhèn)邊軍的規(guī)矩，到了閹黨當政的時候，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于閹黨要徹底奪過邊軍軍權。

崇禎帝又剛愎自用，后來也這么搞，這些太監(jiān)不會打仗，卻掌握著軍隊的指揮權，明軍不敗才怪。

四、帝——萬歷廢張居正改革措施，天啟帝寵信宦官，崇禎帝剛愎自用。

按說明朝的國運，一敗于正統(tǒng)帝時的土木堡之變，京營大軍精英損失大半，二敗于嘉靖帝內(nèi)閣亂斗，朝政進一步廢弛，三敗于萬歷皇帝廢除張居正新政，四敗于天啟帝寵信宦官亂政。

而最終導致明朝滅亡的，除了兵、財、官的問題，還有崇禎帝本人的問題。

關于崇禎帝的問題，我比較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崇禎帝就是剛愎自用而又“朝四暮三，輕信妄斷”，果于誅殺，因此導致“中樞調度不當”。

通俗的講就是，崇禎能力有限，又不相信百官，搞不定內(nèi)憂外患。

張居正的改革，增加了國家收入，清明了吏治，雖然沒有解決宗藩的問題和豪強兼并土地的問題，不能使衰頹的明朝起死復生，然而也不能把明朝滅亡的鍋甩在他頭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