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朱棣年間的七下西洋，和朱元璋時期就制定下來的“海禁”制度之間并沒有聯系，下西洋雖然是證明大明國力以及造船技術強大的直接證據，可是海上戰(zhàn)斗力強大，也不代表朱棣就會解放海禁。
從元末以來，倭寇之亂就一直持續(xù)到明朝中期，這期間所有的戰(zhàn)斗幾乎都是在陸地上打的，和海戰(zhàn)沒什么關系，直到嘉靖年間，名將戚繼光出馬，以海軍和以海商為代表的倭寇隊伍開戰(zhàn)，兵鋒一直打到了越南地界，徹底把危害了嘉靖朝數十年的倭寇全數肅清了。
七下西洋是歷史上遠洋航行的一次盛舉，比哥倫布到達美洲還要早八十多年，被譽為是世界大航海時代的開始
朱棣繼位后，以朱元璋時期建立的南京龍江寶船工廠為主，開始建造大船，一年之內就建了一百多艘，永樂三年，文治武功都已具備的明成祖朱棣，開始把目光指向了更加廣闊的海洋，先是在翰林院內設立“八館”，專門挑選科舉士子們訓練通曉外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再在江蘇、南京、福建三地建造寶船，精挑細選了一批外交人才，在多方考察后，選定了心腹太監(jiān)鄭和為外交使臣，準備出海事務。
當年七月，鄭和率領由三萬多人、六十二只寶船組成的船隊，帶著大量絲綢、瓷器、鐵器和布帛，自江蘇太倉出發(fā)南下，途徑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蘇門答臘、馬來西亞、印度等國，此后二十九年里，鄭和七下西洋，行程遍及東南亞、印度洋沿岸和非洲東海岸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每到一個地方，鄭和都會向當地國王贈送天朝皇帝所賜予的禮品，以表示建立與其外交的心意。
鄭和的七次西下，大大地開拓了國家前所未有的地理認識，畫師所畫的《鄭和航海圖》、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這些書籍畫作，詳細地記載了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就連當地的奇珍異獸、瑣事趣聞、馬戲技藝等都記載得一清二楚，是當時國人認識世界的絕佳讀物，也是政府了解帝國周圍環(huán)境的指導性文件。其中《瀛洲勝覽》，由于記載詳細，更成為了清朝張廷玉修纂《明史》的參照資料。
可是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耀武揚威，而是為了交通各國，戰(zhàn)事只是旁支末端：
- 雖然《明史》記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一是為了找尋消失的建文帝下落，二是為了“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但也不得不承認，鄭和的軍隊是“不服則以武懾之”，除了一些不服號令、眼紅金銀而打劫船隊的人外，鄭和的軍隊基本上是沒有做過什么出格的事；
- 鄭和西下最主要還是示以友好，和當地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其活動也得到了當地國王和百姓的認可，紛紛為其建造紀念館以紀念鄭和，直到今天，爪哇的三寶垅、三寶洞、三寶公廟，泰國的三寶寺等文物古跡，無一不彰顯著鄭和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欺人；
- 既然武力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朱棣自然也不會在海軍上多下功夫，就算是鄭和以武力去處罰不服從的部落首領，也多是在陸地上進行。事實上，倭寇雖然自海上來，可他們并不是海盜，所侵略的目標也基本都是福建、山東這些沿海地區(qū)，搶完就跑，同樣也是在陸地上進行的。
在明朝時期，我國的造船技術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像鄭和下西洋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既然能造成遠赴重洋的寶船，自然也能造出用于戰(zhàn)事的戰(zhàn)船，尤其是朱元璋和陳友諒的鄱陽湖大戰(zhàn)后，朱元璋所俘獲的對手數百艘戰(zhàn)船，是日后大明戰(zhàn)船的基礎模型，可見當時的明帝國是有能力制造出戰(zhàn)船的，可是朱元璋為什么還是實行海禁呢？
朱元璋實行海禁的目的，不是為了倭寇，而是為了防止沿海一帶叛亂的興起，扼殺之前對手的勢力，同時也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樣“片板不得下�！�
我國的東南沿海地區(qū)，自戰(zhàn)國時期就有以海外貿易為生的商人集團，漢武帝時期更是開辟了與西域絲綢之路相對的海上絲綢之路，《漢書》中就記載了：漢武帝時期，帝國船隊已經遠航到了印度洋一帶，經過了蘇門答臘、緬甸、印度、馬來西亞、越南、斯里蘭卡等國，而且漢朝和羅馬帝國的貿易往來，除了西域絲綢之路外，以斯里蘭卡為中轉站的海上絲綢之路才是重點。
到了東晉時期，由于衣冠南渡，東南沿海的船支技術也得到了發(fā)展，而東南沿海的經濟收入，也成為了當權者用于剝奪的最佳選擇，在征稅過于頻繁以至于商人們無法負擔的時候，為了保護自己的資產，東南沿海的商人開始組建軍隊自保，和朝廷對抗。瑯琊人孫恩就四次占據海島起兵反晉，一直堅持到東晉滅亡前夕，孫恩、盧循的勢力才被劉裕給殲滅了。
同樣的，元朝末年也是一樣，當時占據東南地區(qū)的群雄普遍擁有商人的出身，或者是和商人有著緊密聯系的，像方國珍、張士誠都是。而朱元璋出身于窮苦百姓，在他心目中，農業(yè)才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加上自古以來商人重利的劣根性，讓他很難相信商人，尤其是東南沿海那些和外國人接觸頻繁的商人，更讓他害怕“通敵外國”這種情況的發(fā)生，像大明最后一個丞相胡惟庸，他最后被定的罪里，首要一條就是“外通日本”。
此外還有那個傳說中擁有聚寶盆，富可敵國的吳縣沈萬三，同樣也遭到了朱元璋的忌諱：
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酸屝悖颇�。
也就是因為這樣，朱元璋才會大力控制沿海商人的活動，除了設立衛(wèi)所，以三十萬軍隊駐守沿海，打造一條海防長城之外，還把撤銷了自元朝以來，專門用于海外貿易的泉州、明州、廣州三處市舶司，壓制住商人的發(fā)展，特別是方國珍、張士誠的殘余勢力：
明興，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
而對于日本，朱元璋還是吸取了前元兩次征討日本不成，反而損兵折將的教訓，把日本列為不征之國。元朝的海軍是很強的，僅滅亡南宋的時候就出動了戰(zhàn)船一千余艘，運糧船三千余艘，征日本時，前后兩次共出戰(zhàn)艦五千余艘，大軍數十萬，還包括了善于水戰(zhàn)的南宋降兵，可最后還是在臺風和海嘯的惡劣環(huán)境下吃了虧，大軍十不存一，狼狽地逃了回來。
以元朝忽必烈時期如此強大的戰(zhàn)斗力，尚且無法拿下日本，何況是戰(zhàn)亂連年，百業(yè)待興的大明初期，而且朱元璋也不是沒試過以海軍對付倭寇，在洪武十六年的時候就下令福建建造戰(zhàn)船五百艘、廣州一千艘，一起去倭寇滋擾最嚴重的浙江捕倭，結果還是不了了之了。在朱元璋規(guī)劃里，心腹大患是殘存的蒙古勢力，不是日本，所以朱元璋才會采取被動防御，而不是主動出擊。
所謂的海禁，其實在朱棣時期就已經開始解除了，之后斷斷續(xù)續(xù)地進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隆慶開關，才徹底廢除了海禁
事實上大明王朝的所謂“海禁”，并不是我們認為地那樣閉關鎖國，而是將東南沿海的商家們統(tǒng)一歸入朝廷設立的市舶司管理，統(tǒng)一征稅。對明朝來說，為禍東南沿海最嚴重的并不是從日本來的倭寇，而是在當地有家財、有家業(yè)的海商們。
朱棣時期為了給鄭和下西洋做準備，同時也為了加強朝貢體系，將朱元璋時期封住的泉州三處市舶司又給重開了，而這段時間里，從日本來的倭寇案件雖然時有發(fā)生，但都是小打小鬧，大明和日本也建立起了朝貢貿易，雙方還算是和平相處。
到了宣德、正統(tǒng)年間，東南沿海的商人因為感到自己做生意的利益大多都被朝廷安排的市舶司收了去，自己一趟下來并不能達到自己預想的收入，于是就開始走私了，將貨物脫離市舶司自行販賣，不讓朝廷抽水。走私問題使得朝廷在東南的關稅驟然減少，影響到了國庫收入。
所以自宣德皇帝朱瞻基之后，正統(tǒng)帝朱祁鎮(zhèn)、景泰帝朱祁鈺都實行過大力打壓走私的政策，結果引起了海商們的抗議，最嚴重的一次就是正統(tǒng)十二年，福建、泉州、廣州爆發(fā)的鄧茂七起義。這次是大明開國以來規(guī)模最大、后果最嚴重的一次起義，史稱“控制八閩，三省震動”，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朝廷不得不將北方各處衛(wèi)所的精兵調入南方，使得北方防務空虛，被瓦剌也先乘機而入，并造成了正統(tǒng)十三年的土木堡之變。
到嘉靖年間，大明依舊實行海禁，而且由于正德、嘉靖皇帝個人生活奢靡，對于東南地區(qū)的稅收也是一加再加，這樣勢必影響到商人們的收入，辛辛苦苦跑一趟不說，關鍵是大頭還得被朝廷收去，用自己的性命去供那些王公貴族花錢如流水的揮霍，所以商人們對開放海禁的呼聲與日俱增。那個被日本人奉若神明的海盜王直，他最大的心愿不過就是解除海禁，開放自由貿易而已，他們不是不愿意交稅，只是至少不要收那么多。
嘉靖皇帝不是不知道解放海禁，有利于平息當地商人的怨氣，可如此一來勢必影響到朝廷的稅收，所以一直猶豫不決，其結果就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倭寇問題最為嚴重，但這不是來自于日本的倭人作亂，而是東南海商、葡萄牙人、百姓聯合起來反對朝廷的情況。著名的“陽明心學派”的首腦人物歐陽德就曾經進諫過，說“以海禁防海盜，猶如抱薪救火也”，最有效的辦法還是開放海禁才行。
請注意，歐陽德所說的是“海盜”，而不是“倭寇”，指的是沿海一帶有商人背景，卻因為朝廷稅收過重而不得不下海的海盜們。
總結：鄭和的西下西洋雖然證明了大明有著強大的水師，可是并不代表就能解決倭寇，元朝的海軍夠強了，能在海上滅亡南宋朝廷，可依舊解決不了日本，而海禁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為了防備倭寇，而是為了增加稅收，防備東南商人斂財肥己
土木堡之變后，大明建國以來的精銳士兵都折在了戰(zhàn)場上，導致了以后不管是對待蒙古還是對待東南，朝廷大多只能采取防御手段，一直到嘉靖朝戚繼光這位名將的橫空出世，才使得東南倭寇的氣焰得以壓制，否則的話，大明很可能都撐不到崇禎時代。
這從中也可以發(fā)現：大明并不是沒有力量去解決東南禍亂，只是自古以來帝王自身的多疑性格，對武將的忌憚，采取以文制武，導致了一大批不懂武事的文官、太監(jiān)在前線瞎指揮，影響了武將們的發(fā)揮而已，只要放開手腳讓武將干的話，其戰(zhàn)斗力是十分驚人的。戚繼光的戚家軍就是避開了采用朝廷那些好吃懶做的士兵，自己在浙江義烏收編的勤懇農民為主力，加上沒有文官、太監(jiān)的掣肘，這才能成為大明帝國中后期的護國基石。
作者/一貳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亂編，喜歡點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