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給李世民寫奏章時，是沒有文章名稱的，就像現(xiàn)在你給別人寫信一樣，雖然有主旨，但沒有標(biāo)題�！吨G太宗十思疏》這個名字是后來編史的人給起的，畢竟那么多奏章，你不起個名字，還真不好記憶與分辨。李世民生前，人們都稱其為皇帝，沒有人稱他為唐太宗；等他死后，李治起他安了一個廟呈，稱為唐太宗。后世寫史的人，為了避諱尊者，不會直書其名，而用廟號代替，故李世民本名在史書中出現(xiàn)得少，唐太宗這個代表他的廟號出現(xiàn)得多。

現(xiàn)代社會，廟號、謚號、年號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姓字，人們常常都直呼其名，因為大家都沒有廟號、謚號、年號。不過“為尊者避諱”的傳統(tǒng)還是流傳下來了，人們稱呼有地位的人，一般用領(lǐng)導(dǎo)或者“姓+職務(wù)”的方式。比如你的上級姓王，姓名叫王二蛋，職務(wù)是總經(jīng)理，職稱是教授，那么你不會直呼其名王二蛋，而是稱其為王總或者王教授！如果王二蛋沒有職務(wù)或者職稱，那么根據(jù)他的年紀，人們會稱呼其為小王，或者老王。

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一般來說是皇帝死了之后，兒子和大臣才能定出廟號，所以，通常來說，一個皇帝在生前的時候是沒有廟號的。

按照這個結(jié)論來說，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是不可能的。

但凡是也不能說絕對，話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出現(xiàn)啥樣的事應(yīng)該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三國時期的魏國第二任皇帝曹睿來說，在活著的時候就定了自己的廟號，而且還是烈祖，也讓人感覺不管啥時候話都不能說得太滿。

那么，曹睿為何會生前定廟號呢？而且是烈祖呢？

曹丕篡漢稱帝的時候，尊曹操為太祖，等到曹丕去世的時候被尊為高祖，到了曹睿的時候，按理來說已經(jīng)不能稱祖了，因為廟號中一般來說有開國之功才能稱祖，其他的都是宗，很明顯曹睿是擔(dān)心自己死后，別人給他評個宗，感覺沒面子。

《三國志·魏書》中記載曹睿的廟號是活著的時候有人說：“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yīng)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曹�？梢哉f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開頭，將廟號濫用，導(dǎo)致祖號亂用，正常情況下，唐朝之前的皇帝都不稱廟號，一方面是因為廟號在魏晉南北朝時候被玩爛了，另一方面不是每一個皇帝都有廟號。

不稱廟號稱什么呢？那就是謚號，比如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宣帝這樣都是謚號，真正到唐朝時期，由于把謚號玩爛了，只能稱廟號，比如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

李世民在位期間，文治武功都不錯，唯一的遺憾就是得位不正，由于是發(fā)動玄武門之變弒兄逼父奪來的皇位，為了留下一個好名聲，開始進行官方修史，導(dǎo)致唐朝之后的歷史不是太真實。

但是在廟號上，李世民做得還是不錯的，以廟號制度來說，李世民也算是開疆拓土的一代明君了，即使是活著的時候給自己定一個唐世祖之類的也沒有人會反對。

后來李治給李世民上廟號為太宗，將廟號制度嚴肅起來，有李世民鎮(zhèn)著，想必后世那些沒有多少功勞的皇帝也不敢隨意稱祖。

扯了這么多，書歸正傳，唐太宗活著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稱太宗呢？

如果要是小白還真就咬不準(zhǔn)，別說是小白，就是一些歷史編劇都未必能搞懂，在電視劇《唐太宗李世民》中，唐太宗有一句臺詞就是：“我唐太宗乃一代名君�！�

由于臺詞驚人，曾引發(fā)劇烈的討論，實際上，唐太宗在公元649年去世之后，才定謚號為文皇帝，廟號為太宗，葬于昭陵。

可以肯定，唐太宗沒有干出曹睿那樣的混賬事，當(dāng)然，即使要干，也會如我前面所說，直接搞一個祖字不是更好。

既然李世民活著的時候沒有太宗的廟號，如果魏征在文章中稱太宗，可以說是在李世民死后，稱已故皇帝的廟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這又是絕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魏征是死在李世民前面的，李世民后來把魏征的碑砸了。而且這個文章是《諫太宗十思疏》，如果李世民都死了，還諫個什么勁？

所以，可以肯定文章可能是魏征寫得，但是這個《諫太宗十思疏》的名字肯定是唐太宗死后，別人加的。

這篇文章當(dāng)時的名字叫做《論時政第二疏》，這種政論在古代很多，但是由于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太多，尤其是李世民還曾經(jīng)說過一句頗有哲理的名言：“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李世民的這面鏡子，當(dāng)然就是魏征啦！

所以，人們自然很感興趣魏征到底都跟唐太宗都說了啥，把唐太宗激動成這樣，在后世的很多文集中，自然要把這篇精彩的爭論收錄其中。

為了方便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理解，人們就會自己加上標(biāo)題，比如有名的《古文觀止》，并非是后世作者原創(chuàng)的內(nèi)容，而是編者將《左傳》等作品中的優(yōu)秀篇目節(jié)選出來，自然也要加一個標(biāo)題，比如《曹劌論戰(zhàn)》《介之推不言祿》等題目應(yīng)該都是后人加的。

說到這里，大家對魏征的文章《諫太宗十思疏》，以及唐太宗的廟號問題，應(yīng)該有一個大概的了解了吧！

謝邀。

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時，李世民還活著，難道李世民活著時就被叫太宗了嗎？

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

什么是廟號？

廟號是東亞地區(qū)君主于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起源于重視祭祀與敬拜的商朝。但是在隋朝以前，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廟號。他們在去世后都會有的是“謚號”。

什么是謚號？

“謚號”興于周代，是對天子、后妃、諸侯、臣子死后的稱呼，用一兩個字，體現(xiàn)對死者的評價。這些謚號，帝王是由臣子議定，而臣子就由帝王賜予，所以基本上能算得上一生的總結(jié)，比如周文、武王，那必是文治武功，周厲、幽王，那就是殘暴，昏庸。

但是發(fā)展到后來，皇帝對祖先不斷追加美謚，把所有好聽的字都用上了，這也就導(dǎo)致了謚號越來越長，在史書和普通稱呼之時已經(jīng)無法正常使用，也無法體現(xiàn)對皇帝的真實評價。比如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謚號是“太祖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yè)高皇帝”。

那這怎么搞？又不能直呼其名，總不至于寫關(guān)于皇帝的書，一半的字都用在稱呼上吧。這個時候廟號就取代了謚號的作用，因為廟號一般都不復(fù)雜，特別是早期很多帝皇都沒有廟號。因為皇帝在去世幾代后就要毀去單獨的廟，遷入太廟合葬。合于太廟祭祀稱之為“祧”，為什么要“祧”？總不能讓當(dāng)今皇上去祭拜祖先，跑上幾十座廟吧？這和今天很多景區(qū)把山上眾多小廟集中到山下大廟是一個道理，為了方便我們上香。

而對國家有大功、值得子孫永世祭祀的先王，就會特別追上廟號，以示永遠立廟祭祀之意。廟號不需要添加太多的美言，只是一個代表。這反而給后世的人稱呼帶來了方便，既是尊稱，沒有犯僭越之禮，又簡單明了地指代了那位皇帝。

唐太宗就是這種情況。他去世后最開始的謚號是“文皇帝”，當(dāng)時的文章可能就尊稱他為“唐文帝”，就好像“漢文帝”、“漢武帝”一樣。但是到了674年加謚“文武圣皇帝”，可能文章還能稱其為“唐文武圣帝”，不過就有點麻煩了。

到了749年加謚“文武大圣皇帝”，754年加謚“文武大圣大廣皇帝”，這還怎么稱呼？所以這種復(fù)雜繁瑣的謚號稱呼就只停留在記載上了，而廣大文化作者和老百姓就直接使用了廟號“唐太宗”來指稱李世民。而且廟號用字一般不會與后世的皇帝起名字發(fā)生沖突，而謚號則經(jīng)常沖突，沖突了又要避諱，總之是件麻煩事。

用廟號稱呼，既簡單，又尊重。這是語言、文筆上的自然選擇。

回到題主這個問題，廟號、謚號都是皇帝死了之后的事情。所以魏征是絕對不可能在李世民生前寫出《諫太宗十思疏》這種題目的，也可能當(dāng)時的奏疏根本就沒寫題目。又不是應(yīng)試考作文，只要把事情說清楚，把要講的講清楚，為什么要有標(biāo)題？皇帝看奏章是必須要看的，又不像我們今天在網(wǎng)上看文章主要看標(biāo)題。公文寫手當(dāng)時絕對不是標(biāo)題黨，當(dāng)然今天的公文寫作也不是標(biāo)題黨。

所以這個題目，肯定是后來的文人在整理記錄奏疏的時候添加上去的，類似的情況多得很，諸葛亮著名的《隆中對》、《出師表》都是如此。

這其實算是一個常識，特別是在古文中。即便在古詩詞中，這種現(xiàn)象也非常多見。

比如《詩經(jīng)》里面的詩，為什么很多都是首句作標(biāo)題呢？因為這首詩當(dāng)時就沒標(biāo)題，采詩官整理的時候，沒有標(biāo)題就沒辦法歸類，就選了第一句做標(biāo)題。這種現(xiàn)象在詩中后來還不多見了，除了李商隱大量的《無題》詩（也是用第一句詩作副標(biāo)題），一般都會擬個標(biāo)題。

但是在詞中就太多見了，甚至沒有標(biāo)題。大量詞牌的標(biāo)題就夠就是《詞牌名·第一句》，比如《菩薩蠻·寶函鈿雀金鸚鵬》、《菩薩蠻·滿宮明月梨花白》、《菩薩蠻·南園滿地堆輕絮》，這種情況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閱讀古文，古詩詞的時候要清楚這一點，并不是文人會穿越，而是后人的補注，因為我們在后人的后面，所以承認并且通用。

這在歷史文學(xué)上是非常常見的。

一家之言，歡迎指正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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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徵為了勸諫唐太宗李世民戒奢以儉，居安思危而寫的奏章，此篇名并非魏征進諫時所用的篇名，因此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時，并未成其為太宗。

“十思”與“奏疏”

“十思”是指奏章中主要說的內(nèi)容，即十條引人深思的問題。

“疏”即“奏疏”，是古代封建王朝臣子向君主議事進言的一種議論文文體。 戰(zhàn)國統(tǒng)稱為“上書”，秦統(tǒng)一六國后開始稱之為“奏”。唐宋以后臣子給君主上奏文書統(tǒng)稱“奏議”，即稱為“奏疏”。

“奏”是指進上，即是向君主進上的意思�！笆琛笔鞘崂矸治�，可以理解為對問題進行逐條分析。“奏疏”也無需特別另起標(biāo)題篇名。

“諫太宗十思疏”的寫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吸取隋煬帝覆亡的教訓(xùn)，實行了諸多利國利民的政策，文治天下，厲行節(jié)約，勸課農(nóng)桑，休養(yǎng)生息，歷經(jīng)十多年的勤政，百姓生活逐漸富裕起來，國庫充盈，邊防穩(wěn)固，一派祥和，唐太宗李世民逐漸忘記初心，驕奢風(fēng)靡，廣尋珍寶，四處巡游，修建廟宇，對此情況，魏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看到了繁榮背后隱藏著的危機，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

“諫太宗十思書”的篇名由來

魏征以敢于諫諍而聞名古今，“諫太宗十思疏”言辭懇切，切中利弊，“居安思�！薄ⅰ敖渖菀詢�”，對歷史乃至今日都有積極的意義。清朝人吳楚材、吳調(diào)候選錄了此篇著名的諫諍奏疏擬題為“諫太宗十思疏”于《古文觀止》中，更是盛贊揚此文:“通篇只重一思字，卻要從德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為得也”，“諫太宗十思疏”由此得來。

再有“太宗”為李世民的廟號，那何為“廟號”？中國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廟里立宣奉祀時追尊的名號即為廟號。魏征進諫時更不可能稱其為太宗。

綜上所述，“諫太宗十思疏”為后世之人為這篇流傳于世的著名奏疏題的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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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dāng)然不可能啦，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而廟號是指皇帝死后在太廟立室奉祀時特起的名號。說白了“廟號”是死后才產(chǎn)生的，活著的時候當(dāng)然不會被這么叫啦。

《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寫給唐太宗的一份奏章，勸諫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積其德義”。而《諫太宗十思疏》這個題目是后人編纂魏征的作品時加上的。

古代對死去的帝王所用的稱呼主要有三種——謚號、廟號、年號。另外還有一種尊號，因為不常用，我們就不說了。

第一種，謚號�！爸u號”是古人死后依其生前行跡而為之所立的稱號，而且它并不是皇帝獨享，皇后、諸侯、王公大臣等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后也會被賜予謚號。稱呼唐代以前的帝王時多用其“謚號”。

第二種，廟號�！皬R號”是皇帝于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唐代以前并不是每個皇帝都有廟號的，只有像劉邦這樣的開國之君，或者劉秀似的中興之主才有資格擁有。而到了唐代，所有的皇帝都有了廟號，加之他們的“謚號”所用的字數(shù)也越來越多，所以在稱呼他們時就改用較為簡潔的廟號了。

第三種，年號�！澳晏枴笔欠饨ㄍ醭�用來紀年的一種名號，由漢武帝首創(chuàng)。在明清之前，每個皇帝在位時所用的年號并不是固定不變的，經(jīng)常會多次更換，像漢武帝用了十一個，而唐高宗則用了十四個。

而明清時期的皇帝們都不再頻繁的“改元”了，一般都是一個年號用到底。所以除了正史上依然使用廟號外，通常人們就用其在位時的年號稱呼這位皇帝。

歷史和歷史書是兩回事。

比如，在同一個家族內(nèi)，晚輩對長輩的稱呼一般是“大伯”，“三叔”之類的敬稱，而家族之外的人通常就直呼其名了。

歷史和歷史書的區(qū)別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當(dāng)歷史正在發(fā)生時，為了表示尊重，避諱等等原因，對于別人的稱呼不會那么直白。而歷史書是后人在整理時為了便于理解和統(tǒng)一，稱呼起來自然就不那么隱晦了。

“唐太宗”里的“太宗”指的是李世民死后的“廟號”。所謂廟號，指的是皇帝死后，單獨為其修建的用于單獨祭祀的家廟的名字�！疤�”就是“第一個”的意思，“宗”則說明這個皇帝的功績是“德”大于“功”。因為，給皇帝確定廟號稱“祖”還是“宗”的時候，講究的是“祖有功而宗有德”。這種區(qū)別還體現(xiàn)在該皇帝陵前的“功德碑”上�！白妗钡墓Φ卤�稱為“圣功文德碑”，而“宗”的則稱之為“圣德文功碑”。不僅如此，“祖”和“宗”只表明此皇帝的“文德”和“武功”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先后關(guān)系。比如清太宗皇太極和他的兒子清世祖福臨（順治帝）以及他的孫子清圣祖玄燁（康熙帝）。

其實，李世民也知道自己死后的廟號大概率是“太宗”，那么他高興嗎？李世民可能不是那么開心，但也沒辦法，因為比“太宗”更讓李世民心儀的廟號已經(jīng)給他的爺爺李邴用了。那就是“唐世祖”。畢竟，以李世民都“武功”來說，當(dāng)個“祖”也實至名歸。只是唐高祖李淵在唐朝建國以后，追謚了兩個皇帝，一個是他的爺爺唐太祖李虎，一個是他的父親唐世祖李邴。到李世民這兒的時候，也就只能當(dāng)他的“唐太宗”了。

這都是一個皇帝的“蓋棺定論”。是不可能出現(xiàn)在當(dāng)時的。由此可見，魏征肯定不會稱呼李世民為“太宗”的。雖然他也知道李世民駕崩之后的廟號大概率是會被稱“太宗”的，但在李世民還活著的時候就這樣稱呼的話，魏征顯然是覺得自己活的太長了。

至于所謂的《諫太宗十思疏》這個名字，是后人整理時處于便于區(qū)別，分類等原因加上去的。類似的情況太多了，比如更常見的王朝前面加的“前后東西南北”這些方位字，都是后人在整理前朝史料時加上去的 ，而稱呼本朝，更多的是用“大”“上”“天”之類的牛X字眼。比如如今我們隔壁的倆彈丸小國。

謚號和廟號體系出現(xiàn)之初，曾經(jīng)有過帝王生前給自己加謚的，比如周文王、周武王都是生前就自稱文王、武王，楚子熊徹是第一個稱楚王的春秋楚國國君，也有記載稱他生前就自稱“楚武王”，此外，西漢呂后七年（公元前187年）南越王趙佗自稱“南越武帝”，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自己給自己加謚號的帝王了。

自春秋后期以后，謚號、廟號照規(guī)則都是本人死后由后人根據(jù)其一生事跡擬定，有“蓋棺論定”之意，漢代“以孝治天下”，儒家學(xué)者對此非常較真，自漢以后，生前加謚號的事幾乎再未發(fā)生過，唯一的例外是元順帝，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給當(dāng)時還活著的元朝皇帝妥歡帖睦爾，朱元璋稱他放棄大都北逃是“預(yù)知天命，應(yīng)天順人”，所以給事實上活到公元1370年的他一個“順帝”的謚號，其目的一是顯示寬大，二是要借此公告天下“元朝已經(jīng)結(jié)束，現(xiàn)在是大明的時代”，事實上元（北元）人自己從來不管“元順帝”叫“順帝”，而是給了“惠宗”的廟號。

而“生前加廟號”則亙古未有——廟號是加給已死的祖宗的，活著進宗祠吃香火，這是嫌活得太長么？

因此漢代以后，大臣當(dāng)面或書面稱呼皇帝都是叫“陛下”，對旁人則稱“陛下”、“皇上”、“今上”（值得一提的是太后只能稱呼晚輩皇帝“皇帝”而非“皇上”，因為她地位比皇帝更“上”，這點老電視劇版《末代皇帝》表現(xiàn)得非常準(zhǔn)確，而其它絕大多數(shù)大辮子戲都大錯特錯），比如司馬遷的《史記》寫于漢武帝生前，漢武帝的本紀就被題為《今上本紀》。

不過古代著書立說的周期很長，且許多作品在作者本人去世后還會被一再發(fā)表、傳播，其標(biāo)題也會被相應(yīng)修改，甚至有些作品原本沒有標(biāo)題，也會被重新起一個。這時候就會出現(xiàn)“活著見謚號廟號”的有趣現(xiàn)象——但這個毛病實際上是后來的整理者、發(fā)表者的，他們做整理、發(fā)表工作時那位帝王已是古人，自然知道其謚號、廟號，也習(xí)慣用這種稱呼（尤其如果整理、發(fā)表在同一個朝代，他既不能說“今上”、“陛下”，因為皇帝換了，更不能直呼其名，因為“大不敬”，稱呼謚號、廟號或年號幾乎是別無選擇的辦法）。

正因如此，司馬遷原版《史記》中的《今上本紀》，后人整理后就變成了《孝武本紀》。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是從《魏征公文集》中摘錄的，而這個文集是清代人在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整理發(fā)表的，雖然署名“魏征撰”，但作為文集其實魏征生前并未“過手”，這個《諫太宗十思疏》的題目自然也不是魏征本人、而是后人給加的，魏征死于唐太宗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知道李二的謚號和廟號的。

當(dāng)然，這種亂用謚號、廟號的做法古人就有，比如京劇《過昭關(guān)》里的伍子胥就大唱“不殺平王我的恨不休”。但這種現(xiàn)象在古代只出現(xiàn)在小說、戲劇里，因為小說、戲劇作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容易犯這類錯誤，睢景臣在《雜劇般涉調(diào).哨遍 高祖還鄉(xiāng)》最后寫“少我的錢差發(fā)內(nèi)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準(zhǔn)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撮住， 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則是故意用這種諷刺性手法來出漢高祖洋相，而不是不知道劉邦的親戚不會在生前知道“劉三”的謚號和廟號。

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而廟號是過世皇帝被供奉在太廟里的稱號，盡管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利，但通常只有在去世以后才能被后繼之君追封廟號，因此，李世民不可能在活著的時候就被叫太宗。至于魏征寫的這篇勸諫疏為什么叫《諫太宗十思疏》，而且稱呼李世民為太宗，完全是因為后世之人在編撰史書時，重新給這篇著名的勸諫疏取的名字，而魏征給李世民上的這道勸諫疏原本就沒有題目，只有內(nèi)容。

廟號的講究

中華文化歷來都很注重祭祀活動，尤其是祭祀祖先，廟號也與祭祀有關(guān)，古代的君主死后都會被后人立廟祭祀，而廟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商朝規(guī)定對國家有大功、值得子孫永世祭祀的先王，就會特別追上廟號，以視永遠立廟祭祀之意。也就是說只有死去的君王才會被立廟祭祀，只有被立廟祭祀才能被追上廟號。

廟號形式只有四種：創(chuàng)基立業(yè)曰“太”（太祖湯、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盤庚、世宗祖甲）、中興者曰“中”（中宗太戊，一說祖乙）。此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biāo)準(zhǔn)，再給予祖或宗的稱號。

給故去的皇帝上廟號是一件很嚴謹?shù)氖虑椋�起初，并非所有的皇帝都有資格擁有廟號，只有那些有大功大德的皇帝才能被上廟號，比如漢代一共有29位皇帝，擁有廟號的僅僅7位（西漢4位、東漢3位）。

漢代以后，廟號的評定標(biāo)準(zhǔn)開始逐漸放開，到唐代的時候，廟號正式成為皇帝標(biāo)簽，每位皇帝都有資格擁有廟號，人們對皇帝的稱謂也由謚號轉(zhuǎn)為廟號，比如唐太宗、唐高宗等，都是以廟號為稱謂。

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的背景和內(nèi)容

唐太宗貞觀中期，李世民在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名臣的輔佐之下，經(jīng)過十幾年的治理，將唐朝的經(jīng)濟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加上李世民任用李靖、侯君集等一干名帥大將掃清了突厥邊患，大唐帝國邊防鞏固，內(nèi)外無事，呈現(xiàn)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

在取得貞觀盛世的成果之后，李世民逐漸開始放縱自己，驕奢忘本，大修廟宇宮殿，廣求珍寶，四處巡游，勞民傷財。魏征對此極為憂慮，他清醒地看到了繁榮昌盛的后面隱藏著危機，于是，他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這篇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四疏之一，因為按順序這篇奏疏是第二道，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

這道奏疏最經(jīng)典的部分當(dāng)屬那段“人君十思”，具體內(nèi)容摘錄如下：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qū)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偞耸�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yǎng)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李世民看了魏征的這道奏疏之后，猛然警醒，為此還特意給魏征回了一道《答魏征手詔》，表示從諫改過，并且這篇奏疏被太宗置于案頭，奉為座右銘。在李世民之后的一些君主，也經(jīng)常拜讀這篇奏疏，用以規(guī)戒自己，由此可見這篇奏疏在封建時代的重要意義。

“太宗”出現(xiàn)在魏征奏疏上的真正原因

了解完廟號的講究和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的背景之后，按理說李世民“太宗”的廟號，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出現(xiàn)在李世民尚且在世的時候，這不僅不合常理，而且非常的犯忌諱，因為按照廟號的授予標(biāo)準(zhǔn)，雖然李世民死后肯定會被追上“太宗”的廟號，但在李世民沒死的時候，這樣稱呼李世民，絕對有詛咒他的意思，這在皇權(quán)至上的封建王朝，絕對是死罪，魏征作為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白這點。

其實，《諫太宗十思疏》這個題目跟魏征沒有半點關(guān)系，他最初給李世民上這道奏疏的時候，并沒有這個題目，而且古代臣子給皇帝上奏疏，都有嚴格的格式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像現(xiàn)在寫文章寫信一樣，先寫個題目。一般而言，古代臣子給皇帝上的奏折，都是以“臣”自開頭，加上自己的爵位官銜，然后就是寫奏疏的具體內(nèi)容，最后還要寫上“誠惶誠恐，微臣草上”、“叩請圣裁”之類的內(nèi)容。

《諫太宗十思疏》這個名稱的真正來歷實際上是源于后世，因為李世民和魏征皆為歷史名人，而且魏征的這篇奏疏也堪稱經(jīng)典，所以這篇經(jīng)典的勸諫奏疏肯定會被記錄在史書之上，后人為了方便記錄，就根據(jù)這篇奏疏的內(nèi)容，重新取了一個名字，而將這篇奏疏錄入史籍的時候，李世民早已過世，“太宗”的廟號也已確定，史官們以廟號“太宗”來尊稱李世民也符合歷慣例和傳統(tǒng)，所以這篇奏疏也就叫《諫太宗十思疏》。

當(dāng)然是先寫文章，后世才被命名的。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吧。

像《詩經(jīng)》，創(chuàng)作歷經(jīng)數(shù)百年，地域橫跨上千里，難道這無數(shù)的人不約而同的想到要給自己的作品起名“詩經(jīng)”？也沒見誰為命名權(quán)而打架呀？

李商隱有大量的“無題”詩，難道是他自己命名的？杜甫的“絕句”，是自己起的名字？曹植的“七步詩”，也是作者定的嗎？

還有“春秋”“戰(zhàn)國”這些歷史時代，難道是當(dāng)時人起的名字？“同志們，春秋時代已經(jīng)開始了！”“各位愛卿，讓我們一起努力，在偉大的戰(zhàn)國時代大放異彩吧！”

沒有這么搞笑的。歷史又不是抗日神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