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門閥的興起不是一天完成的，士族門閥的衰敗而至退出舞臺也不是一天完成的。論門閥士族的興起，其源頭則在東漢末年，其制度淵源則在察舉制與門蔭制度。曹丕采納陳群九品中正選官制，則制度化的維護了士族的政治利益。當然，士族登上政治舞臺成為宰執(zhí)天下的統(tǒng)治性力量實則在東晉，經東晉末桓玄，孫恩叛亂，以庶族劉裕為代表的政治勢力登上政治舞臺，實則宣告了皇權的再度回歸，門閥的失勢及寒族的崛起，經梁末侯景之變，江陵被陷，士族勢力元氣大傷，后隋揮師南下滅陳，士族門閥徹底破產。
漢魏之際士族勢力得到了制度化的鞏固
兩漢國家選拔人才國家正式的制度是察舉制和征辟制，察舉制就是州郡長官向國家推薦州郡內優(yōu)秀的人才，謂之舉“賢良方正”，比如曹操，就是二十歲以舉孝廉進入仕途，征辟制相當于國家向社會招募優(yōu)秀人才。國家非正式的獲取人才的方式是門蔭制度。
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也就是說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基本上相當于現在省部級干部）干滿三年，可以推薦宗族子弟一人為郎官。
因讀書而做官，因做官而累世為官，因為官而門蔭子孫，因舉薦賢良，而門生故吏遍天下，于是乎出現了很多世家大族，比如東漢末袁紹所謂四世三公。國家的從政機會因而被這些世家大族所壟斷，這代表了士族的崛起。
漢末統(tǒng)一北方的曹操在人才是實行“任人唯才，唯才不唯德”，在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士族壟斷政治的格局。曹操去世，曹丕繼位，曹丕采納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建議，全力籠絡士族，這使得魏初得到抑制的士族勢力再次大幅度抬頭。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有三點，一是強調門第身份，二是行狀，也就是個人才德，三是定品。九品中正制是魏初至陳末的主要選官標準，影響四百余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繼察舉征辟制后，科舉取士前，第二套選官方案。由于魏初的九品中正制主要看重門第出身，因此無疑在從政機會上更加傾心于士族大家子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個制度的問題是士族子弟獲取高位的機會多，非士族的小地主子弟獲得政治高位的機會少，但并非完全沒有機會，比如西晉張華，曹魏年間出身寒族，官至司空。但不管怎樣，九品中正制毫無疑問是一個有利于士族的選官任官制度。
東晉士族門閥政治的出現
在東晉以前，士族確實有很大了政治勢力，但還不足以挑戰(zhàn)皇權。比如西晉政治權力牢牢的把握在司馬家族的手中（賈南風干政士族沒有占據統(tǒng)治地位），即便出現了八王之亂，并沒有出現能夠挑戰(zhàn)皇權的士族。而晉室南遷之后，晉室衰微，北方喬遷士族中出現了能夠左右皇權的力量，朝政則完全被這些士族所壟斷。要是沒有瑯琊王氏，王導，王敦兄弟的輔佐，名不見經傳的晉元帝司馬睿能夠稱帝，是不能想象的，所謂“王與馬，工天下”。東晉是真正的士族門閥政治，士家大族權力高漲壟斷軍政朝政，成為皇權無法制約的力量。依時間順序分別掌控朝政的有瑯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以上士族，都是通過一個家族掌控軍政朝政，比如，王導，王敦，王羲之，庾亮，庾翼，庾冰，桓溫，桓尹，桓沖，謝安，謝玄，謝石等等，皇權只是橡皮圖章。
門閥政治是作為衰落的皇權的替代品而出現的，士族門閥不僅壟斷軍朝二政，也壟斷參與政治的機會。那些士族子弟多可以坐致公卿，而不須具有實際的政治才干，當然這并不是說士族都是庸才，實際上一個家族壟斷朝政必須具備領袖群倫的實力和能力。士族門閥政治一方面要面對強勢皇權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也要應對寒族士人勢力上升的威脅。當皇權與寒族勢力都上升時，士族門閥政治也就宣告了它的衰敗的到來。
士族腐化與寒族勢力的上升
任何一個統(tǒng)治階層一旦固化，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墮落，一旦墮落他們所賴以維系的統(tǒng)治地位就將岌岌可危。
出生于地主階層的士族的根基在于讀書與做官，士族本質上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然而，到了東晉末，這些享有尊崇社會地位和壟斷政治權力的士族出現了大面積的腐化墮落。這些士族子弟以清談為高的家庭環(huán)境和社會氛圍中長大，因而行為但求放達，不以實際事物為懷，而在政治地位士族子弟上又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因而一旦從政他們很顯然缺乏實際的政治能力，或者簡直是不屑于俗務。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竼栐唬骸扒浜问�？”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被赣謫枺骸肮儆袔遵R？”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從這則來源于《世說新語》中的小品記錄可以看出，來源于瑯琊王氏的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做桓沖車騎參軍的時候，竟不知自己任何種官職，至于具體的公務，簡直答非所問，其本人頗以不關心俗務為高，并且主官還不能對失職的士族子弟進行追責。這些毫無政治能力的士族子弟可以輕易得官，于實際政治又能有何種益處呢，更為關鍵的是這種風氣為社會所褒揚，就不能不說是大的問題。
東晉末發(fā)生的孫恩叛亂對士族的打擊可謂非常之大，這一次叛變徹底的改變了士族門閥的政治命運。
在這次叛變中，身為會稽內史的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被殺，謝安侄孫的吳興太守謝邈被殺，參加淝水之戰(zhàn)的謝安次子徐州刺史謝琰戰(zhàn)敗被殺，還有謝沖，謝明慧等等更是滿門被殺，一時間東晉高門將才殆盡。與此同時，寒族出身的將領劉裕走向歷史的前臺。孫恩之亂后，宋齊梁陳四朝掌軍的大多是寒族子弟，高門在沒有出現有影響力的將才。軍權的喪失讓士族門閥再也沒有了對抗皇權的資本。
東晉末，通過鎮(zhèn)壓桓玄，孫恩叛亂，出身寒族的劉裕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實力。劉裕對朝政和軍政獲得了絕對的掌控權，劉裕走向前臺這意味著皇權的強勢回歸，強勢的皇權自然不能容忍挑戰(zhàn)皇權的士族門閥勢力的存在。因此，劉裕對待士族，一方面他進行拉攏，尊之以高位，另一方面又限制士族參與實際的政治。這種政策執(zhí)行的結果就是寒族勢力的崛起，在中央有所謂“寒人掌機要”，在地方則任用寒人為典簽，通過典簽監(jiān)督地方軍政大權�？梢钥闯鍪孔逶趧⑺螘r，于政治的影響力是逐漸邊緣化的。
到了梁末發(fā)生了侯景之亂，侯景之亂對于世家大族來說，毀滅是致命性的。處于建康為中心的士族保受戰(zhàn)火的摧殘。隨著侯景之亂的結束，西魏又出兵攻占江陵，那些剛剛經歷侯景之亂逃到江陵的士族又被西魏擄虐遷往長安。這些士族子弟或死于途中，或淪為囚徒，再也不復昔日榮光了。即便，不發(fā)生上述變故，我個人認為，士族絕無承擔治國理民的重任的可能性。
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贏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今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賁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
《顏氏家訓》里面記載侯景之亂前后的士族子弟，簡直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病秧子，體虛氣弱，怕熱怕冷，看見馬叫竟然以為是老虎叫。這樣的士族子弟何能軍國大事，虎與馬尚且不辨，怎能治國理政。門閥士族已經病入膏肓，而不可治。
公元589年，隋軍攻陷建康，陳朝亡，隋盡遷門閥士族及權貴于關中，門閥士族亡。門閥澌滅，屬于寒族的時代迎來了真正的曙光。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