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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京制在明代以前就已經存在,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經歷了漢、隋唐和宋等朝代的發(fā)展。但是明朝的兩京制和之前的相比是有所創(chuàng)新的,這就是它在南京和北京各設有一套中央行政機構,也就是題主所說的兩個朝廷。那么兩京兩個朝廷是否會造成朝廷的混亂呢?

明朝兩京制是如何確立的

明朝建國之初,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下詔將金陵定為南京,大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開封)定為北京。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又出于私心,將自己的家鄉(xiāng)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鳳陽定為中都,這樣就形成了兩京一都的格局。

可是,南京雖然地勢形勝,但畢竟偏安一隅。在明朝建國之前尚可作為指揮中心,進能征伐四方,奪取天下,退能據守長江天險,是符合當時戰(zhàn)爭的形勢的?山y(tǒng)一全國以后,金陵的位置無法統(tǒng)籌全國布局,所以朱元璋并不能完全滿意。所以,他又將大梁和鳳陽定為北京和中都,彌補南京的不足,作為都城的備選項。

鳳陽完全是因為太祖的家鄉(xiāng)才被納入考慮范圍內的,它地域封閉、資源匱乏、災害頻發(fā),顯然不適合作為都城。大梁作為宋代的古都,在位置上相比偏北,只是期望作為控制北方的一種權宜之策,當時四面受敵,也不適合作為都城。相比之下還是南京更適合作為都城,所以最終兩京一都的格局瓦解,南京的都城地位正式確立的下來。

后來也考察過西安、洛陽、北平這些地方,但是這個時候太子朱標病逝,朱元璋也老了,對此事力不從心。何況當時的南京占據著人口和經濟優(yōu)勢,北方又有藩王鎮(zhèn)守,一切都很安定,朱元璋不想折騰了,定都之事也就告一段落。

之后繼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并未關注都城之事,兩京制開始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時期。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從封王的燕地起兵,從朱允炆手中奪取了帝位。他即位以后,便著手遷都北京。

一是因為他自己的興王之地是北京,畢竟是奪來的皇位,與正統(tǒng)觀念不符,遷都北京能夠削弱建文帝的影響,穩(wěn)固自己的統(tǒng)治。二是北方由于朱棣的大力削藩,造成邊防空虛,蒙古殘余勢力侵擾,邊境不寧,定都北京可以親自鎮(zhèn)守邊關。三是作為元朝的大都,能夠繼承元朝版圖,建立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天下秩序。

遷都北京后,因為考慮到江南地區(qū)的財富,所以還把南京保留著。后來仁宗、宣宗繼位時,又對都城的選擇造成了反復。這與當時的經濟原因還有皇帝的個人情感不無關系。但是最終在英宗繼位以后,以北京為首都、南京為留都的兩京制才最終確立下來。

兩京制下南京和北京關系是怎樣的

明代兩京和以前的朝代不同的是,南京留都是保留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的,也就意味這存在兩個朝廷。要弄清楚會不會造成混亂,就需要我們了解這個制度是怎么運行的,尤其是南京的“朝廷”和北京的朝廷的管轄范圍。

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表面上看,他們和北京的機構一樣都是中央的,官員也可以叫做京官,但是其實沒有實權,還是受到北京的管制和監(jiān)督的。

留都南京的機構事實上行使的權力只能管南京還有南直隸地區(qū),一般來說其他的地區(qū)它是管不到的。他的六部只管南京的事務,實際上相當于地方機構。北京就不一樣了,北京的六部掌管著天下各個地方(包括南京和南直隸地區(qū))的事務,所以在機構管轄上南京就受到北京的制約。

再者,南京機構是沒有決策權的,他的奏章要先給北京的相關機構看了,然后才能給皇帝,皇帝審核通過才下詔讓南京的機構去執(zhí)行。所以南京事實上權力很有限,政令主要是由北京來出。

另外,南京和北京的地位也存在差別。從兩京制確立開始,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就已經被北京取代了。南京的官員沒有什么職權,整日比較清閑。所以明朝官吏都把南京官看作是閑職,誰要是調任了南京,那就是被貶官了。南京也成了明朝中后期權力斗爭中被排擠的官員的去處。

但是南京也并不是一無是處的,之所以保留南京,也是因為它還有一定的地位和價值。最顯著的就是它經濟中心的地位,因為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經濟發(fā)展遠高于北方。南京作為留都承擔著發(fā)展江南的經濟、征收賦稅的重任。但這些都不足以威脅經過長期建設的都城北京的地位。

作為備選都城,或可在北京城受到入侵時作為臨時都城,可以作為抗擊倭寇的指揮中心,接納移民以及外放的北京官員等等。起到對北京都城功能的補充作用。

總結

總之,明代的兩京的設置并不會造成朝政上的混亂。概括起來原因如下:

1、南京和北京的行政機構管轄范圍不同。北京的機構管轄全國范圍的事務,包括南京在內,而南京則只能管南京以及南直隸地區(qū),二者類似于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2、南京和北京的權力大小不同,是一種上下隸屬關系。南京的奏折需要北京機構以及皇帝的批準方可執(zhí)行,很大程度上相當于政策的執(zhí)行者而非決策者。

3、南京的象征性意義更大,但也承擔著一定的職責。相比于北京官員,南京官員更加清閑;北京作為主要的行政中心,而南京只是輔助作用,對北京的地位構不成威脅。

但兩京制卻也存在不少弊端,比如南京的建設和機構設置以及官員供養(yǎng)造成了財政負擔,留都官員違法亂紀、結黨營私也給明朝統(tǒng)治帶來隱患。這些都是當初明朝統(tǒng)治者建立兩京制度所未預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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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兩京都制度指的是明朝有兩個首都,一個在南京,一個在北京。因此有人會疑惑這兩套班子會不會造成當時明朝的混亂,在這里就講一講明朝這兩京制歷史的由來及兩京職責:

兩京制形式由來已久

兩京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最早周王室的都城是在鎬京,地處關中,后來武王滅商之后,為了更好地管理中原地區(qū),就在洛邑這個地方建了一座新城,就是現(xiàn)在的洛陽。后來的一些大一統(tǒng)王朝也延續(xù)了這種兩京制的模式,比如漢朝、隋朝、唐朝都采取了兩京制,西都長安,東都洛陽(陪都)。元朝除了大都(北京)是首都外,還有中都和上都;清朝除了北京是首都之外還有陪都--盛京。就連南宋嚴格意義上來說也是兩京制,臨安只不過是行在,也就是臨時陪都,真正首都是開封?梢妰删┲颇J綒v史由來已久。

明朝兩京制

在元末明初的時候,朱元璋活動區(qū)域主要在以南京為中心的長江流域,所以在1368年,他稱帝的時候自然就將南京作為當時都城,但是由于當時南京地處長江流域,對北方的控制不夠,加之當時還未實現(xiàn)統(tǒng)一,所以朱元璋也想將都城遷到北方,以方便軍事部署和管控。后來在徐達攻占了河南之后,他就實地去汴梁進行考察,最后選定將開封定位陪都,號稱北京,重建開封城。但是由于開封這個地方無險可守,并不合適作為陪都,所以在洪武十一年,在天下大定以后,朱元璋就將撤銷了開封“北京”的稱號。另外朱元璋也在自己的老家鳳陽建造宮殿準備作為中都,后來由于耗費太大,加之那個地方不適合作為陪都而放棄了。所以明朝初期的時候,兩京指的是南京和開封。

后來朱棣在靖難之役后推翻了南京建文帝的政權,奪取皇帝寶座,由于北京是他的根基所在,當年被封為燕王的時候就一直待在北京,經常和元朝殘余勢力較量,知道北京戰(zhàn)略位置的重要性,所以朱棣登基第二年就將北京作為行在。并在永樂十九年,朱棣將明朝中央政府文武百官遷到北京,南京作為留都,畢竟是太祖的龍興之地。雖然朱棣將明朝中央政府遷到了北京,但北京一直都是以行在的名義,真正的首都名義上還是在南京。一直到了明英宗正統(tǒng)六年,英宗朱祁鎮(zhèn)下令北京各衙署去“行在”二字,南京各衙署加“南京”二字。這時北京也真正意義作為首都,南京被稱為留都。而留都也設置與北京一樣的機構和官員,這樣明朝一個政府兩套班子的兩京制正式形成。

明朝兩京制度特點

明朝兩京制度與其他朝代兩京制度有所不同

一是明朝的兩京制度,是兩個首都,南京并不是陪都,地位也是和首都一樣的。而像漢唐時期的長安、洛陽的兩京制,洛陽就是作為陪都,陪都的意思就是首都以外的副都。而明朝的南京并不是副都。兩者性質不一樣。

二是行政機構設置不一樣。其他朝代的兩京制,除了首都有中央行政機構外,陪都不設中央六部的行政機構。而明朝除了北京有六部的設置和各部官員之外,在南京也同樣設有六部和各部官員,而且職級和品級也都是一樣的。不過南京的機構和官職都冠以南京兩字以作為卻別,比如戶部,在北京就稱為戶部,在南京就稱為南京戶部。還有就是南京各部官員并無實權,大多都是虛職。而一般到南京就任的官員基本是政治上斗爭失敗的或者受到排擠的官員。

所以,綜上所述,明朝實行的兩京制雖然歷史上由來已久,但也有自己的特點,而且北京是實權,南京是虛職,并不會產生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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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亂,明朝的兩京制度并不等于兩個朝廷,自朱棣遷都后,北京才是大明的京城,南京只是輔京,主次分明。

其實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有一個以上的京城,例如:王莽篡漢后以長安為“新室西都”,洛陽為“新室東都”,劉秀恢復漢室后,以洛陽為京城,依然稱西漢舊都長安為都;遼國最夸張,共有五個京城。

以上這些朝代雖有多個京城,朝廷也只會以一個為主,其它京城最多有皇帝的行宮,就是名義上好聽一點,和別的城市沒有太大區(qū)別。

但明朝的兩京制度卻不同,北京和南京都有一套獨立的行政班子,互不統(tǒng)署。

也就是說,明朝南京也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軍都督府、翰林院、國子監(jiān)等朝廷機構,官員的級別和正式的京師北京那一套是相同的,且南京各機構行文時需要注明“南京某部”。

會有這樣的安排,是因為大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南京建立的,這里對明朝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可以稱為朱家的“龍興之地”,因而朱棣遷都北京也沒有取消南京的京城地位。

同時,經過多年的發(fā)展,南京已經成為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輻射周邊地域,朱棣不想破壞這種格局,以免引起人心動蕩,便設置了前所未有的兩京制,讓南京直接管轄十五個府及三個州,相當于現(xiàn)在的江蘇、安徽及上海,這就是俗稱的南直隸。

南京六部中,各部設一位尚書,兩位侍郎,職責和北京的差不多。

戶部主要負責南直隸及浙江、江西、湖廣等省份的稅糧,同時還負責漕運和全國鹽引的發(fā)放審核,并且管理著全國的戶籍,相對來說權力比較大;

兵部負責南京地區(qū)的守備,南京地區(qū)的49個衛(wèi)由兵部尚書統(tǒng)領,有兵就有權,因而這也是一個實權部門;

剩下的吏部、工部、刑部、禮部就乏善可陳了,就是負責南京地區(qū)相對應的工作而已,事情不多,職權也小,是妥妥的養(yǎng)老單位。

尤其禮部,本應主辦皇家的各種大型活動,但皇帝一般不去南京,龍子鳳孫們的婚禮也在北京舉行,南京禮部就無用武之地了。

除了六部,南京還有兩個職位值得一提,鎮(zhèn)守太監(jiān)和南京守備。

鎮(zhèn)守太監(jiān)在全國各地都有,是皇帝派去監(jiān)督各地軍事的,南京的兵部尚書就受著南京鎮(zhèn)守太監(jiān)的監(jiān)控;南京守備則節(jié)制南京諸衛(wèi)所,及南京留守、防護事務,是南京最高軍事長官,兼管民政。

南京兵部尚書、鎮(zhèn)守太監(jiān)、南京守備,這三個人共同管理著南京大部分的事務。

那么,南京既然也有完整的行政班子,而且不隸屬于北京各部門之下,是否說明這是兩個朝廷呢?

當然不是。

從意識形態(tài)來說,“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皇帝只能有一個,京師自然也只能有一個,皇帝長住的才是真的京師,南京雖然也是“京”,其政治地位和北京無法相提并論。

如果硬是把南京和北京提到一樣的高度,別說皇帝,就連普通百姓都會懷疑說這話的人是不是有異心。

從遷都之后的明朝政治架構來說,六部并不是權力巔峰,上面不但有皇帝,還有內閣。

立朝之初,朱元璋按照前朝慣例,設丞相一職管理百官,后來覺得丞相的權力太大了,威脅到皇權,便借著胡惟庸一案撤銷丞相這個職務,他自己直接管理朝政,雖設置殿閣大學士作為顧問,很多事情還是由他來處理,累得半死不活。

朱棣不愿受這份罪,提升了大學士的地位,讓他們參與機密事務,最終形成內閣,擁有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擬權。雖然內閣一直不是法定的一級行政機構,但實際上六部已經成了內閣的下屬部門,南京六部也不例外。

北京六部管不到南京六部,但內閣可以管,不但管六部,也管南京其它行政機構,一切都在內閣掌控中。

明朝中后期,南京的機構成了極為微妙的存在。凡是在政治斗爭中失敗卻又還有一點勢力的文官、太監(jiān),都被調往南京,南京班子成了政壇的養(yǎng)老院。

不過,鎮(zhèn)守太監(jiān)和南京守備這兩個職位還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只有皇帝的心腹才能擔任,他們也許不是最得勢的,卻是皇帝最信任的。七下西洋的鄭和就是首任南京守備太監(jiān)。

因此,明朝雖有兩京制,但不是兩個朝廷,兩套班子各司其職,互不沖突,又有內閣統(tǒng)一管理,不會生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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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兩京制度在歷史上不是獨有,以往的朝代都有設多個京城,稱為陪都,比如隋唐也是長安洛陽兩京制,北宋是四京制,遼和金還是五京制,所以這套管理制度應用比較成熟,大的方面不會出現(xiàn)混亂,當然局部肯定會有亢雜的現(xiàn)象,唯一不同的是,以往朝代多京制度,陪都除大肆修建,多派兵多派官外,其政治體系基本空設,而明朝卻實打實的搭起官僚班子,還一直在運作,但混亂的情況也不會發(fā)生。

圖為南京朱元璋孝陵。

老朱家打下江山,以應天為南京,定都于此,沒多久成祖朱棣“靖難”成功,遷都北京,其實在成祖、仁宗、宣宗時期,北京、南京的地位并沒有確定下來,當時的皇帝在北京,太子在南京監(jiān)國,可能這段時期,兩套班子為爭權有混亂產生,直到明英宗時期,也就是1441年,正式定都北京,以南京為陪都,從此確立了南北兩京制度。

圖為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明末傾其所有家財賑災勞軍,城破后自盡。

兩京制度的確定,權利劃分就清晰了,北京是中央朝廷,而南京是守備機關,一切以北京為主,南京撤銷太子監(jiān)國,也不委任藩王或勛貴居守,除了內閣、司禮監(jiān)等內府衙門外,其他六部等中央機關的班子都保留,特別是國子監(jiān)和科道場子比北京辦的還紅火,但是各部從不給配齊官員,六部不是缺尚書就是缺侍郎,都察院不是缺左就是缺左副,所以,盡管南京保留朝廷班子,但一直處于缺丁少員的狀態(tài),不能自成體系。

中國現(xiàn)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甕城是南京的中華門。

另外,確定兩京制度后,將南北二京劃為直隸中書省,也稱為南直隸和北直隸,而南直隸所轄的應天等府州直隸于南京朝廷,所以南京朝廷的管轄范圍僅為應天府下轄的幾個州縣,說白了,就是南京城那一小圈兒,以外的地方無職權插手,所以南京朝廷雖存在,但權力范圍有限,工作量小,平時管管轄區(qū)的漕運和賦稅,修修皇城,看守著老朱的皇陵,是官員的“養(yǎng)老”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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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京制”古已有之,西周有鎬京和雒邑,東漢、隋唐有洛陽和長安,北宋有汴梁和洛陽,明朝只是延續(xù)和發(fā)展。兩京制與兩個朝廷是不同的兩個概念。

一、明朝的兩京制是如何產生的?

明朝的兩京制是從兩京一都格局發(fā)展而來,明朝建立時,朱元璋對建都金陵(南京)并不滿意。從大一統(tǒng)王朝的角度來看,定都金陵并不符合戰(zhàn)略要求。

但如果從當時的形勢來看,金陵的位置又有利于取得戰(zhàn)爭勝利。明朝開國數月之后,朱元璋以金陵為南京,大梁(開封)為北京,并沒有明確定都金陵。

第二年,朱元璋有下令將老家臨濠(鳳陽)營建為中都,兩京一都的格局就此形成。六年后,由于鳳陽的地理位置和淮西集團的存在,朱元璋罷建中都。

大梁因是四戰(zhàn)之地,并不適宜建都,最終兩京一都的格局名存實亡。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取消大梁北京的稱號,將南京定為大明京師。

雖然如此,朱元璋一直未放棄對都城的考慮,西安、洛陽、北平都被考察過,但因種種原因都沒有成行。在朱棣即位后,都城問題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下令以北平為北京。三年后,北京宮殿正式營建。永樂十九年,正式遷都北京。至此,北京為都城、南京為留都的格局形成。

明仁宗即位后,兩京制再次發(fā)生變化。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熾下令修葺南京皇城,準備次年返回南京。但遺憾的是,明仁宗當年就已病逝。

明宣宗即位后,名義上以南京為京師,北京仍為行在,但實際上北京還是京師。明英宗即位后,陸續(xù)修建北京的皇城,在正統(tǒng)六年(1441年)全部竣工。

同年,英宗下詔更改兩京衙門印,北京各衙門去“行在”二字,而南京各衙門增加“南京”二字。至此,以北京為都城、南京為留都的兩京制確定下來。

二、明朝的兩京制是如何運行的?

明代的兩京制與以往有所不同,它在留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兩京制下并設官制,同屬朝廷行政系統(tǒng),兩京主要機構設置基本相同,略為復雜。

兩京都設有六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宗人府、翰林院、國子監(jiān)等機構,除此之外,南京還設南京守備,它與協(xié)同守備、守備太監(jiān)構成權力核心。

這三個守備統(tǒng)轄南都一切留守、防衛(wèi)之事,其中守備太監(jiān)權力極大,雖然是三者互不統(tǒng)屬,但守備太監(jiān)是代表皇帝意志。另外,南京還有一個參贊機務。

南京機構名義上是朝廷官員系統(tǒng),卻無實權,基本上受制于北京機構。從職權范圍看,留都機構職權僅限于南京及南直隸地區(qū),無權過問其它地區(qū)事務。

從政策執(zhí)行程序看,南京機構的奏章多要經北京一些部分覆議,才能上報皇帝,再由皇帝下詔南京機構負責執(zhí)行。明代兩京制總體呈現(xiàn)出上下隸屬關系。

這種隸屬關系的形成,避免了政治權利斗爭,緩和了內部矛盾,加強了明朝的統(tǒng)治。南京一直充當著經濟、文化中心的角色,對社會發(fā)展產生不少影響。

隨著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并未完全失去政治功能。南京的政治功能有三點,一是收容京師仕途失意的官員,二是在危急情況下,成為備選都城。

三是不可替代的抗倭指揮中心。除政治功能外,南京還是經濟、文化中心。南京和南直隸是京師商品和糧食的保障地,另外其辦學和修書活動也很興盛。

三、兩京制有哪些作用與隱患?

明代兩京制打破歷朝傳統(tǒng),在留都南京也設置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統(tǒng),不再單純的作為天子的出巡行宮,賦予其實質意義。兩套系統(tǒng)也是互不干擾的運行。

明代兩京制有利于維護統(tǒng)治,它協(xié)調了防虜與發(fā)展經濟間的矛盾,從而使社會發(fā)展趨于穩(wěn)定。兩京制還有利于南北經濟、文化交流,增強了明朝向心力。

兩京制雖有正面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隱患。比如兩套系統(tǒng)會增加財政負擔,南京守備太監(jiān)位高權重,又不在皇帝視線范圍內,難免會巧取豪奪,中飽私囊。

兩京并設官員,由于留都大多屬于閑職,會產生大量無事可做的官員,增加負擔。兩京制在給明朝社會帶來推動力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帶來極大隱患。

綜上,明朝兩京制并不是兩個朝廷,而是兩套行政系統(tǒng),具有上下隸屬關系,且職權分工比較明確,不會發(fā)生混亂的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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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原本只有一個京師,就是南京。后來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將自己原來的封地北平改為北京,在北京設立行在六部,成為明朝兩京制度的雛形,但是整個永樂年間,京師一直是南京,北京稱為行在。到正統(tǒng)六年(1441年),明英宗朱祁鎮(zhèn)正式下令北京為京師,南京保留,明朝正式形成南北兩京制度,南北兩京都設立六部等中央機構,但最高決策權在北京的皇帝手里,以確保政令統(tǒng)一。

通常人們認為,此后的南京六部是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其實不然。南京六部等機構雖然不如北京六部那么繁忙,但是也有不少工作可做。主要有這么幾項工作:

1.南京周遭的南直隸15個府和3個州,沒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這些地區(qū)直接歸南京的六部管轄。

2.南京地區(qū)的官員考核由南京吏部負責,報皇帝裁決,無需經過北京的吏部。

3.南京地區(qū)的司法工作由南京的刑部負責,北京的刑部不得干涉。

4.南京的工部負責南京地區(qū)的公共工程建設。

5.南京的戶部負責南京地區(qū)的錢糧稅收,戶口管理,南糧北運的漕運有關工作,等等。

6.南京的禮部相對弱化,因為明英宗以后,明朝皇帝只有正德皇帝來過南京,南京禮部平常事情不多,不過明孝陵、朱元璋的祖陵還是由南京禮部負責。

總的來說,南京六部管理南直隸的15個府和3個州的行政、司法、軍事等事務,直接對皇帝負責,相當于是一個小朝廷。南京六部和北京六部分工明確,倒也相安無事。別看南直隸那些地方不大,但是都是膏腴之地,魚米之鄉(xiāng),加上南京氣候比北京好,所以在南京的官員也樂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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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兩京制度,不但不亂,而且還很完善,不管是朱元璋建立金陵南京,還是朱元璋把她的老家安微建都,還算比較好、


但是后來朱棣也學著他的老爹,朱棣在靖江之后,也建立兩京都制度,把自己的燕王府北京也建立成為順天府,南京的應天府和北京的順天府也就形成了南北兩京都制度、


明朝的朱棣把燕王府建立北京也就是現(xiàn)在的北京紫禁城,故宮,其實,朱棣在北京故宮上還是花費了不少心思的,畢竟把燕王府打造成為北京,朱棣是花費了時間和精力的,而且在遷都之事上,也遭到大臣的反對。


遷都來不久北京故宮就天降圣火,這也是朱棣覺得他打造兩京都制的一件怪事,朱棣明朝就是兩京都制度,但是朱棣自從北京建都以后,但朱棣的心思基本上都花費在北京。



于謙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歷史上著名的戰(zhàn)役,北京朱棣是花費了不少心思的建立的,里面還是有歷史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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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明朝一南一北兩個首都,兩套班子,一個皇帝,很多朋友都會產生疑問,這樣不會亂嗎?

明朝的兩京制度,我們可以理解成一個集團公司,有兩個分公司,分公司都有各自的業(yè)務范圍,而其中一個分公司屬于集團總部,地位要高一下,兩個分公司由同一個董事長領導,因此是不會亂的。

其實,兩京制度并非明朝的首創(chuàng)。這一制度最早源于西周,當時周朝的國都是鎬京(今天西安附近),后來為了更好的管控中原地區(qū),周公興建雒邑(即后世的洛陽)作為陪都。

后世的大一統(tǒng)王朝如漢、隋、唐、明、清等都采用兩京制度,而唐朝更是以西都京兆府、東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為三京,可以說這一制度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明朝建國后,朱元璋以南京和開封為兩京。朱棣篡位成功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遷都北京,以順天府北京為京師,應天府則作為留都稱南京。朱棣遷都北京后,仍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施行兩京制度。

然而,大明王朝的“兩京制”與其他朝代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除皇帝不在此城外,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體系,可謂是“朝廷的備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內廷的太監(jiān)體系,一應俱全。

南京朝廷的官員級別和北京同職官員相同,主要管理南直隸(南京周邊14個府、州,不設行省,直接由朝廷管理)的相應事務。雖然權力不如北京的官員,但也不能說是閑職。因為南直隸所轄的地區(qū),乃經濟最發(fā)達、文化最昌明之區(qū),天下賦稅三成多出自于此。

“兩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為明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南京則成為明朝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南北達到了一種很好的平衡。

綜合來看,明朝的兩京制度并不會亂,南京和北京各有分工,雖然有相同的部門,但是政令是由北京發(fā)出,而南京的主要任務是管理周邊的地區(qū),就相當于集團內的一個分公司。

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緩解地區(qū)間的差異,促進交流,更有效的管理國家。而且北京是“天子守國門”的地方,一旦國家處于危難狀態(tài),南京則可以迅速成為另一個中央政府。只是可惜當年崇禎選擇了殉國,沒有充分利用好兩京制度的優(yōu)勢。

現(xiàn)代隨著國家管理能力和管理體系的進步,大多數國家已經廢棄“兩京制”或“N京制”,不過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由于某種原因保留著兩個或以上的首都。比如說,荷蘭法定首都為阿姆斯特丹,實際首都為海牙,是政府、議會、最高法院及外國使館所在地;韓國法定首都為首爾,2012年,韓國將行政首都外遷到世宗市,16個中央部門遷移至此,但總統(tǒng)府、國會、國防部和外交通商部等10個關鍵部仍留在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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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兩京制度不是兩個朝廷,這是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行政管理系統(tǒng)不同于歷代漢人政權的一個重要特點。

定都南京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集團攻破江寧,改元集慶路為應天府。此后攻城略地,均以應天為根本。明朝建立后,以應天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定都,稱京師。

從改集慶為應天、又以應天為南京、為京師,經歷過一個決策定都的過程。早在朱元璋南下至定遠妙山時,馮國用就提出,金陵龍蟠虎踞,為帝王之都,建議“先拔之以為根本”。攻克克太平,陶安也認為:“金陵古帝王之都,龍盤虎踞,限以長江,若取之,據其形勝,出臨四方,則何向不克?”話雖如此,可誰都清楚,南京固占地利,但在此建立基業(yè)的,全是據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偏安政權,大一統(tǒng)帝國卻沒一個定都江南,馮國用、陶安的建議,也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的。

舉棋不定

明太祖稱帝時,定國號為大明,年號為洪武,又冊皇后、立太子,唯獨沒有定都。稱帝七個月后,才以應天為“南京”,而以開封為“北京”?梢娫诙ǘ紗栴}上一直舉棋不定。

洪武二年九月,明太祖與群臣商議建都之事,仍是不得要領。有人主張建都長安、洛陽,有人傾向開封、北京,當然也有人堅持定都南京。雖然明太祖自己曾經表示,“建業(yè)江南形勝,真足立國”,但主要是考慮“平定之初,民未蘇息”。如定都關、洛、汴、燕,供給力役皆賴江南;如定都南京,則可省去轉輸之勞。加上南京有吳王時所建的宮殿,可暫免大興土木。

洪武十一年,改稱南京為京師,看上去定都問題已經解決,但明太祖心里并不踏實。正如后來鄭曉所說:“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薄睹魇贰づd宗孝康皇帝傳》說: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撫陜西。先是,帝以應天、開封為南、北京,臨濠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書曰:“天下形勝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淆、函、終南之阻,澗、瀍 、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

明太祖為其言所動,故有懿文太子朱標的關中之行。因此,人們認為朱標的西行,巡撫是虛,籌劃遷都才是實。

但是,胡子祺關于定都的一番議論,卻帶有明顯的局限性。他所列舉的“可都者”,只限于歷代漢人政權定都之處,卻將元大都北京摒棄不提。雖然在北京建都的遼、金、元均是“胡人”政權,但作為政治家的劉基顯然比文人胡子祺有更博大的胸懷和更卓越的見識,他明確表示過北京作為都城的無可取代的優(yōu)勢:

元氏入主中原,佐以姚、劉、許、耶律諸君子。雖因其邇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甲天下。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于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者彌潴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若非天命所歸,其主自遜于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為得失也。

其實,明太祖也未嘗沒有考慮過定都北京,據何孟春《余冬錄》記載,明太祖曾問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邊塞,比南京何如?”修撰鮑頻認為北京“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并重彈帝王之興“在德不在險”的老調。而建國之初,百廢待舉,明太祖暫時放棄了遷都北京的念頭。加上太子朱標的去世,秦、晉、燕、寧諸王扼守諸邊以及其他因素,明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內未行遷都。

遷都北京

成祖“靖難”奪位成功,遷都問題重新提出。北京既為燕藩故邸,是興王之地;而靖難的成功,在成祖看來,又未嘗不是因為北京的“形勝”壓制了南京。加上來自北方的邊患越來越嚴重,所以很快就確定營建北京。

永樂元年(1403)正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人上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tǒng),而于肇跡之地,皆有升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中都之制,立為京都!崩钪羷偟热耸潜谐勺娴囊庵迹屎芸臁皥罂伞,以北平為北京,并仿南京應天府,改北平府為順天府。永樂十八年九月,詔告天下,以北京為京師,改京師為南京。經過仁、宣時期的醞釀和爭論,最終在英宗正統(tǒng)六年十一月定都北京,以南京為陪都,確立了南北兩京制度。

南京地位

遷都北京之后,如何擺正兩京的地位,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問題。一方面,既要使南京繼續(xù)起著控制江南財賦重地并保證北京漕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使南京成為某些野心家另立山頭、對抗中央的基地。既然成祖可在北京起兵、南下奪位,誰能保證日后無人在南京起兵、問鼎中原?因此,自宣宗北上繼承皇位之后,南京不再以太子監(jiān)國,也不委派宗室居守,而是以中官、勛臣、兵部尚書為首,組成守備班子,負責處理南京及江南事務。

內外守備

南京守備太監(jiān)始設于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即仁宗即位的前十天。成祖病逝榆木川后,仁宗一面調北征部隊回防京師,一面命太監(jiān)王景弘率出使南洋的官軍赴南京鎮(zhèn)守。這是南京有“鎮(zhèn)守中官”之始,王景弘也成為第一位南京鎮(zhèn)守太監(jiān)。為區(qū)別于各地的鎮(zhèn)守中官,南京的鎮(zhèn)守中官稱為“守備”太監(jiān)。一個月后,又命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為南京守備。

洪熙元年(1425)正月,鄭和領下西洋的官軍主力回到南京,也受命為南京守備太監(jiān)。從此,南京守備太監(jiān)和守備勛臣均定額二員,各授關防一顆,并稱為內、外守備,名為協(xié)同辦事,實則相互制約。仁宗給鄭和的敕諭說:“于內則與內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xié)同管事,遇有外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商議的當,然后施行。”宣宗給李隆的敕諭則說:“凡事同守備太監(jiān)鄭和、王景弘計議,晝夜用心。”誰也不能單獨作主。

南京兵部

英宗即位,國雖不疑,主幼卻是事實。為加強對南京的控制,特命南京兵部尚書黃福參贊襄城伯李隆機務。南京文臣參贊機務由此開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定制,專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同內外守備“操練軍馬,撫恤人民,禁戢盜賊,振舉庶務”。確立了內外守備和參贊機務兵部尚書三位重臣共理南京事務的制度,與當時各省鎮(zhèn)守中官、鎮(zhèn)守總兵、鎮(zhèn)守文臣“三堂”并立的局面相似。

與此同時,南京還配備了除內閣、都督府及司禮監(jiān)等內府衙門以外的全部中央機關,卻又多不配齊官員,六部缺左侍郎,都察院缺左都御史。但國子監(jiān)、科道卻是諸官俱備。這樣一來,使南京設官既能滿足實際需要,又不能自成體系。

褒貶不一

對于明朝的兩京制度,在當時已是褒貶不一。不少人認為南京吏部不典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斂散之實,諸司皆設,實為冗員。但也有人認為,兩京并立解決了北京無法控江南之財、南京又無法制西北之患的矛盾。

應該說,明朝遷都北京以后,以南京為陪都,對于管理江南財賦及漕運,并控制南方地區(qū),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但若說為了這些目的就非要采用兩京制,則顯然過分。且不說元代和清代定都北京,并未將南京作陪都,江南漕運也未出大亂;就是在明代,南京許多官員的設置事實證明也是多余的,所以后來多行裁革。

成祖遷都北京,其實是在不斷排除干擾、逐步將政治重心北移的過程中進行的,這一過程直到正統(tǒng)六年才最終完成。而土木之變后,仍有人提出還都南京,可見在定都問題上的分歧。因為畢竟還沒有過漢人的全國性統(tǒng)一政權的都城設置在北京,而自漢末以來,這里一直是“胡”漢雜居的地區(qū),先是匈奴、鮮卑,后是契丹、女真。

因此,明代兩京制的形成,不僅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原因,還有觀念上及南北文化差異上的原因。明史學家鄭克晟教授曾詳細論述明代南北地主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之間的斗爭,以及明政府為維護政權的穩(wěn)定,既協(xié)調二者之間關系、又利用二者之間矛盾而采用的舉措。

10

館主來了,我是無月,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明朝的兩京制度,是從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開始的。

明朝的首都最早是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是朱元璋一朝的首都所在。

朱棣干掉朱允炆,登基稱帝后,一開始仍然定都南京。

但朱棣畢竟是燕王出身,他的班底根基都在燕京,不在金陵。

雖然朱棣的帝位也是殺出來的,但鎮(zhèn)壓不住人心。

加上對于明朝而言,蒙古一直是帝國最大的威脅,遠在南京很難第一時間對蒙古的動向做出反應,蒙古以騎兵作戰(zhàn)為主,機動性強,等戰(zhàn)報送至南京,蒙古騎兵早跑回草原去了。

另外,據風水大師的堪輿,金陵的帝王氣數已衰,不如燕京的氣運強盛。

在眾多因素考慮下,朱棣下旨遷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但是南京的朝廷也被保留了下來,作為陪都。

其實在帝國內部,同時保留幾個首都,并不少見。

比如北宋,就有東西南北四京,分別是汴梁、洛陽、臨安、大名府。

后來的金國更是有東南西北中五京。

只是明朝奇特的地方在于,在陪都也保留了一套執(zhí)政班子。

這套班子的建制與北京如出一轍,只是沒有實權,相當于備用班底。

一般情況下,都是一些在朝堂上混不下去的臣子,或者臨近退休的老臣,就放到南京去,保留官階品秩,卻沒有實權。

所以,也不存在兩個朝廷權力混亂的情況,因為南朝就是一個養(yǎng)老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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