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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和八思巴的雙向選擇!

很多都天然的以為,1247年的涼州會盟直接奠定了,薩迦派在蒙元時期的政治地位。

但實際上,涼州會盟的政治遺產(chǎn)相當(dāng)短促,闊端雖委托薩迦派管理西藏事務(wù),并規(guī)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須聽從薩迦官員之命,不可觸及刑律,擅權(quán)自立。

只可惜,蒙古汗國政壇的風(fēng)云變幻,瞬間就改變闊端和薩班的努力。

1247年,經(jīng)過艱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寶座的貴由汗,只干了兩年就死了。

貴由汗死后,王后斡兀立·海迷失攝政三年。但這個蠢女人,只用了三年就將蒙古治理的天怒人怨。

1251年,蒙哥(托雷之子)趁機聯(lián)合各部勢力,在“忽里臺”大會上被公推為新任大汗。

蒙古汗國的“黃金家族”,從窩闊臺王系轉(zhuǎn)入了托雷王系,隨后蒙哥大肆清洗窩闊臺王系成員和支持者,幾乎將窩闊臺系統(tǒng)連根拔起。

作為窩闊臺的兒子,闊瑞憑借之前與蒙哥良好的私人關(guān)系逃過此劫。

蒙哥也非!叭柿x”保留了,其在涼州的封地和所屬權(quán)益。但窩闊臺王系的沒落,讓闊端家族終將邊緣化。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這一年,薩班和闊瑞先后去世。

幾乎在一夜之間,薩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領(lǐng)袖,也遺失了蒙古國內(nèi)強力政治人物的支持。

年僅17歲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薩迦法王之位后,不得不面對一個極為復(fù)雜和尷尬的局面。

八思巴塑像

一、八思巴的困局

1251年,身在涼州的八思巴,面對著一個極其復(fù)雜的局面。

一方面,蒙哥汗依舊借助薩迦派的影響力,在西藏推行括戶(清查戶籍)等施政措施。另一方面,他也開始逐步將西藏各處的土地,分封給各位蒙古王公。

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從原則上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貴”的傳統(tǒng),因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擁護,在一定程度上穩(wěn)固了蒙哥汗的地位。

而從管控西藏的角度解析,則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多封眾建”思路。

這一策略簡單說就是“摻沙子”,讓各教派分別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進一步加劇各派之間的裂隙,使其愈發(fā)難以形成合力。

《漢藏史集》記載說:“蒙哥汗止貢派結(jié)為施主與福田,忽必烈(薛禪汗)蔡巴派結(jié)成施主與福田,阿里不哥噶瑪派結(jié)為施主與福田,旭烈兀止貢派結(jié)為施主與福田!

當(dāng)這一法寶祭出后,西藏各教派領(lǐng)袖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fā)展,都不得不與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聯(lián)系。

從此以后,無論哪一個教派和地方勢力要掌控西藏,都必須爭取中央王朝的支持。

這反倒加強了西藏與中原的聯(lián)系,而中央政權(quán)只需要扶植這些人作為代理人,就能保證疆土的完整和邊疆的安寧。

難怪當(dāng)代著名的藏族學(xué)者東嘎·洛桑赤列教授指出:“把西藏真正統(tǒng)一到蒙古汗國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時完成的。

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對薩迦派來說顯然不是件好事。

雖然,蒙哥依舊將薩迦派劃分給了闊端的后裔掌管。但相比于圍繞在蒙哥親兄弟身邊的個各教派,薩迦派的“代言人”地位已被削弱到了極點。

年輕的八思巴感覺到了這種變化,為了薩迦派的發(fā)展,他也不得不尋找一個更強力的支持者。

因此,在成為薩迦法王后,他并沒有返回西藏,而是留在涼州一邊學(xué)習(xí)佛法,一邊仔細觀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為,很快一個機會就降臨在他的面前。

二、第一次不親密的接觸

1253年(宋理宗寶佑元年),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傳召。

當(dāng)時,忽必烈正在籌劃進攻云南(大理)的計劃,為了解藏區(qū)的情況,忽必烈派人將八思巴召至六盤山見面。

兩個友誼貫穿一生的朋友,第一次見面的氣氛,開端相當(dāng)融洽。

雖然,八思巴19歲的年紀(jì),讓忽必烈一度心存疑慮。但隨著交談的深入,忽必烈發(fā)現(xiàn)八思巴對于佛學(xué)有著獨特的認識和見解,這讓他大為贊嘆。

但當(dāng)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西藏,為蒙古軍隊籌集所用的物資和征夫之時,會談的氣氛急轉(zhuǎn)直下。

面對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回答道:“西藏只是一個偏遠的地方,地廣人稀,難以支撐大軍所需,還請收回成命!

八思巴的回答頓時觸怒了忽必烈,他狂暴的咆哮道:“你敢犯我蒙古虎威,你活膩了嗎?我刀鋒所指,擋者披靡,如沸湯潑雪,現(xiàn)在不過就是要你們提供點物資和隨軍征夫,你便推三阻四。”

八思巴見狀,平靜的搖搖頭說:“我實在是幫不了大汗,請您允許我回到故鄉(xiāng)去吧!

盛怒之下,忽必烈拍案而起,大聲吼道:“你給我滾出去。”

黯然回到帳中的八思巴,開始收拾行裝,準(zhǔn)備第二天便離開六盤山。

當(dāng)晚,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勸慰道:“我看這位年輕的法王,講法非常精湛,先前蔡巴老僧們的見解都不如他,請大汗不要讓他離開。”

忽必烈憤憤的說:“他對佛學(xué)確有獨到之處,但不愿為我所用,留他何益?”

察必笑了笑,說道:“大汗興兵,難道缺的真是物資和征夫嗎?這對大汗都是小事,這件事他心里有抵觸,并不代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

忽必烈沉吟片刻道:“好吧,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見他!

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漸建立起了信任。

王妃察必還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頂”,拜他為上師。

“灌頂”,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種儀式,國王即位時取四大海之水灌于
頭頂而表示祝福,后來佛教密宗也采用這種儀式。
佛教的灌頂,主要有傳法灌頂結(jié)緣灌頂兩種:傳法灌頂是“對于如法積行之人,傳授密法,使紹阿阇梨職位”之灌頂;結(jié)緣灌頂是“唯為使結(jié)佛緣,引人一般之人十灌頂壇,使投花而授其本尊之印與真言,無秘法之授受”的灌頂。
八思巴給王妃察必傳授的灌頂當(dāng)屬結(jié)緣灌頂。傳授灌頂,使八思巴成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師 。

三、漸行漸近的盟友關(guān)系

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頂后,感覺頗受其益。

她勸說忽必烈也受此灌頂儀軌:“(灌頂)果然勝于其他教法。請王受之。”

但身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頂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向八思巴詢問灌頂儀軌時,八思巴說道:“受灌頂之后,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叩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愿。”

忽必烈聽后,馬上表示不能接受,擔(dān)心會使“教權(quán)置于王權(quán)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來斡旋。

她說:“聽法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官員、臣民聚會時,上師慈悲恐怕不能鎮(zhèn)服,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于上師絕不下詔。其余大小事務(wù),上師不得講論及求情!

王妃察必提出的,確實是一個折中的辦法,她將八思巴的上師權(quán)利,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圍。

明確了王與上師的權(quán)利邊界后,忽必烈八思巴達成了妥協(xié)。

任何一種妥協(xié)的達成,都基于雙方互相需要。

八思巴需要一個強力的汗王的支持,因為在蒙古的勢力版圖中,蒙哥汗明顯對噶舉派更感興趣,薩迦派只能別尋他途。

在這里,需要明晰一個長期存在的誤區(qū)。

西藏各個教派中,并不是只有薩迦派主動聯(lián)合了蒙古勢力,進而成為蒙古政權(quán)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涼州會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經(jīng)開始,分別和各蒙古勢力進行了接觸,尋找可以依附的對象。

東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記載:“公元1239年,薩迦聯(lián)系了王子闊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舉兩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誠,止貢和藏古瞙兩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誠,達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誠!

其實,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區(qū)別是“抱的不是同一條”。

而涼州會盟的成功,確實讓薩迦派深受其益,闊端除明確其“代理人”地位,還將除了阿里三圍以外的拉堆南北兩地、古摸曲迷、襄、夏魯、羊卓等七個萬戶的地區(qū),屬民一萬零八百八十五戶直接封給了薩迦派。

古人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組成的,薩迦派深受其益,眼紅心熱自然少不了。

之后,蒙哥汗的“多封”計劃,更加劇了尋求強力支持的舉動。

八思巴在權(quán)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無可厚非。

作為一派的領(lǐng)袖,全教僧眾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很多時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惡,來決定取舍。

另外,從忽必烈本人來說,因長期接觸漢人、回鶻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了“多文化共生”的傾向(蒙古人認為是“漢化”)。

公元1253年,八思巴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喜金剛灌頂,正式成為忽必烈宗教上的老師。這是蒙古王公,第一次接受藏傳佛教“灌頂”的儀軌。

隨后,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奉獻黃金及珍珠鑲嵌的袈裟、僧衣、金座、傘蓋等作為灌頂?shù)墓B(yǎng)。

四、忽必烈的選擇權(quán)

作為合作關(guān)系的強勢一方,忽必烈顯然擁有更充沛的選擇權(quán)。

他是不是一定要和薩迦派合作呢?

答案是——不一定!

在南征云南期間,忽必烈發(fā)現(xiàn)噶舉派在康巴的勢力遠超薩迦派,便召噶瑪拔希(噶瑪噶舉派)在川西北的絨區(qū)色都地方相見。

二人見面后,相談甚歡,忽必烈希望噶瑪拔希留在他身邊長期相伴。但噶瑪拔希似乎對忽必烈不是很感興趣。

很快便辭別了他,去寧夏、甘肅、內(nèi)蒙等地傳法。在此期間,噶瑪拔希接到了蒙哥汗的詔書。他欣然從命,隨使臣到達和林(蒙古汗國首都),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寵信。

蒙哥汗封其為“國師”,賜金印、白銀,還賜給他一頂金邊黑色僧帽,這就是噶瑪噶舉派中黑帽系傳承的來源。

(嚴(yán)格意義上說,蒙哥汗封的“國師”,才是正經(jīng)八百的國師。忽必烈身為一個宗王,封八思巴為“國師”,多少有僭越之嫌。)

應(yīng)該說,噶瑪拔希的選擇并沒錯,畢竟身為蒙古大汗的蒙哥,才是當(dāng)時最粗的大腿,沒有之一。

只可惜,噶瑪拔希沒法預(yù)測所有人之后的命運,也包括他自己的。

得到了蒙哥汗的青睞,噶瑪噶舉派獲得的權(quán)力和利益已超過薩迦派,隱隱有獨領(lǐng)全藏之勢。

但人要是倒霉,喝口涼水都會塞牙。

1259年(南宋理宗,開慶元年),蒙哥汗親征合州(今重慶合川區(qū)),意外死于釣魚城下。

隨后的事情,就是常演不息的爭權(quán)大戲了。

兩個蒙古宗王分別舉行了,推選大汗的“忽里臺”大會。

1260年4月,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貴族,推舉為蒙古國大汗。而5月5日,忽必烈在部將的擁立下,于中原開平成為蒙古大汗。

兩個大汗并立,結(jié)果必然是拔刀相向,在長達四年汗位之爭中,蒙古人自己殺的血流成河。

最終,忽必烈勝出,將戰(zhàn)敗的兄弟囚禁致死。

倒霉的噶瑪拔希在蒙古帝國權(quán)利的變幻中,先是選擇了蒙哥汗,而后又跟阿里不哥站在一起。

這導(dǎo)致,忽必烈坐穩(wěn)大位后,“忽然”想起了他。

先是將其長期囚禁,并一度考慮殺了他,最后雖考慮到噶瑪噶舉派的影響力將其釋放,但此后噶瑪噶舉派備受打壓,直到元末才算恢復(fù)了元氣。

噶瑪拔希被釋放后,輾轉(zhuǎn)8年才回到西藏。為了鞏固其教派的勢力,免于被其他教派吞并、瓦解。

噶瑪噶舉派第一次采用了活佛轉(zhuǎn)世制度,這實際上是活佛轉(zhuǎn)世制度,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

五、八思巴的選擇

噶瑪拔希和忽必烈的取舍向背,不是八思巴能左右的。

但當(dāng)忽必烈行走在刀鋒邊緣時,八思巴卻堅定的站在了忽必烈身邊。

隨著蒙古汗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蒙古人內(nèi)部逐漸撕裂為兩派。其實,從此時期開始,蒙古人就已出現(xiàn)了“左右兩翼”的傾向。

一部分以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人,在長期接觸中原漢族士大夫的過程中,逐漸傾向于中原的固有的文化和管理方式。

而另一部分以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為代表的蒙古人,則堅持固有的草原傳統(tǒng),行事非常保守,對忽必烈的“漢化”傾向極為反感。

1257年,在蒙古保守勢力的慫恿下,蒙哥汗突然決定對忽必烈下手。

他借著南下攻宋的機會,以“以忽必烈有足疾為由,解除其軍權(quán)”,并將他手下的大臣拘押嚴(yán)刑拷問,意圖“先除羽翼,后治魁首!

一時間,風(fēng)聲鶴唳,親近忽必烈的勢力紛紛側(cè)目。

就在這種危局之下,八思巴堅定的選擇站在忽必烈身后,一邊用佛學(xué)的解釋來寬慰他的心靈,一邊又親自趕赴五臺山,為他單獨舉行祈福法會。

最終,在八思巴和大臣的勸說下,忽必烈決定向蒙哥汗展現(xiàn)“誠意”。他只帶著二十個衛(wèi)士,親自奔赴大汗?fàn)I帳。

見到蒙哥后,忽必烈言辭懇切的伏地“請罪”,并表示已將“家人送至和林為人質(zhì)”。

蒙哥汗總算顧念兄弟之情,大度的“寬恕”的忽必烈,但此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陰影。

直接誘發(fā)了,蒙哥汗死后,兩次推舉大汗的“忽里臺”大會。

忽必烈無論如何,也不敢將身家性命,放在行事更為保守的阿里不哥手中。

公元1264年(南理宗,景定五年),歷時四年的血腥汗位之爭落幕,忽必烈憑借另一個兄弟旭烈兀的支持,成了名義上的蒙古大汗,并將都城從和林格爾遷至北京。

在危機中,一直堅定支持他的八思巴,終于獲取了忽必烈一生不變的友誼。而且,忽必烈也確實兌現(xiàn)了,“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于上師絕不下詔”的承諾。

當(dāng)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這回可是正經(jīng)八百的國師了),授宣政院首位總制,“賜玉印,任中原法主,統(tǒng)天下教門。 ”

忽必烈設(shè)置的宣政院,本就是為了管理全國的宗教事務(wù),監(jiān)管藏區(qū)事務(wù)。當(dāng)八思巴以國師身份統(tǒng)領(lǐng)宣政院,實際上已獲得了西藏地區(qū)政教大權(quán)。

同時,這也意味著,藏傳佛教跟隨著忽必烈來到了中原腹地,并在元朝的版圖上開枝散葉。

為了能夠讓八思巴更好的管理西藏事務(wù),忽必烈改變了蒙哥汗“分封”政策,轉(zhuǎn)而全力扶持薩迦派。

他將蒙古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達魯花赤)全部召回。只保留了支持者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

藏文史料《大司徒絳曲堅贊自述》記錄這段史實:“此后,當(dāng)蒙哥汗歸天之后,薛禪皇帝(忽必烈)在位之時,將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間,由于薛禪汗與旭烈兀的兄弟關(guān)系特別親密,所以我們(帕竹派)的守土官仍然保留!

裁撤守土官之后,薩迦派在經(jīng)過蒙哥時期的波折后,再度當(dāng)仁不讓的成了蒙古人在西藏唯一的指定“代理人”。

此時,距離闊端與薩班的涼州會盟,已過去了整整17年。

綜上所述,涼州會盟只能算薩迦派與蒙古勢力的第一次接觸,真正奠定了,薩迦派藏區(qū)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是——忽必烈與八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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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倆也算是患難之交,在失意的時候走到一起的。

南宋淳祐七年(1247,蒙定宗貴由二年),吐蕃的佛教領(lǐng)袖薩迦班智達和蒙古皇子闊端在涼州會晤,標(biāo)志著西藏地區(qū)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薩班帶領(lǐng)著薩迦派走出統(tǒng)領(lǐng)吐蕃的第一步,但并不是說他們就真的君臨衛(wèi)藏,畢竟其他教派的勢力還是不容忽視的,看到薩迦派的得意,相信直貢噶舉的札巴迥乃會后悔自己當(dāng)初的退宿。

因為薩迦派與蒙古人的合作,為他們的教派帶來榮光,其他教派紛紛效仿,去各自尋找勢力去投靠,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隨著蒙古汗國的政局動蕩,西藏的局勢也隨之波動,定宗貴由汗去世,蒙古嫡系為了爭奪汗位大打出手,最后由拖雷系的蒙哥勝出成為新的大汗,窩闊臺系除了闊端這一支,基本是團滅(暫時的),闊端系也從昔日的皇子、皇弟成了旁系宗親,薩迦派自然跟著成了冷灶,正逢薩班去世,薩迦派的處境頓時變的困難起來。

之前緊抱忽必烈大腿的直貢噶舉,因為勢力最強大,被蒙哥汗留在自己名下,成為西藏新的統(tǒng)轄者,開始迎接屬于直貢派的輝煌和榮耀。

止貢派的行政長官翻起和薩迦派的舊賬,在薩迦派的法苑里跑馬,在大銅鍋中貯水飲馬,還拆毀薩迦寺舍改為街市,使兩派之間的隔閡更深。

被止貢派凌辱大受刺激的薩迦派,因為直屬闊端系而失去經(jīng)營西藏地方大權(quán)的領(lǐng)袖地位,就在此危難之時,十七歲的八思巴挺身而出,接任薩迦法王,帶領(lǐng)薩迦派去迎接復(fù)雜而艱難的局面。

蒙哥汗把漠南漢地和吐蕃地區(qū)的經(jīng)營權(quán)授給皇弟忽必烈,忽必烈看噶瑪噶舉勢力挺大的,就傳召噶瑪拔希會晤,希望建立起關(guān)系,但是,心高氣傲的噶瑪拔?床簧虾霰亓,轉(zhuǎn)頭去抱蒙哥汗的大腿去了,去和林覲見蒙哥汗,在那里受到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的寵信。

蒙哥汗賞賜金印給噶瑪拔希,封為國師,還賞賜他一頂金邊黑色的僧帽,這也是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的由來。

受到噶瑪噶舉派噶瑪拔希冷落的忽必烈又把目光投向薩迦派的八思巴,年輕的八思巴面對忽必烈的召喚,欣然領(lǐng)命前去六盤山和忽必烈會晤,并成為忽必烈的宗教老師,建立起親密的關(guān)系,堅定的選擇和忽必烈站在一起沒有離開過。

不管是在蒙哥汗支持下的止貢派和噶瑪噶舉派,還是投靠忽必烈的薩迦派,誰也沒有預(yù)料到,蒙哥汗居然死在南征的戰(zhàn)場上,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中統(tǒng)元年),忽必烈在開平繼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繼位,兄弟倆展開了汗位之爭。

當(dāng)年十二月,忽必烈就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統(tǒng)領(lǐng)天下釋教兼管西藏地方事務(wù),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被封為白蘭王,尚墨卡頓公主(闊端女)。

西藏的各教派勢力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蒙古皇室這場內(nèi)訌中,薩迦派和蔡巴噶舉支持忽必烈,兩派曾經(jīng)對閻羅王舉行祈請差遣鬼神勾攝阿里不哥魂魄的儀式,而止貢派和噶瑪噶舉派則支持阿里不哥,對忽必烈是仇視的。

結(jié)果我們都知道,是忽必烈打贏了內(nèi)戰(zhàn)取得勝利,站隊站錯的噶瑪拔希被忽必烈囚禁,一直到至元元年(1264)才被釋放,他的兩個弟子也被處死,噶瑪噶舉派遭受打壓,直到元末才翻過來身。直貢噶舉也失去對西藏地方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不得不蟄伏起來。

八思巴則陪著忽必烈站在勝利的頂端,再次被忽必烈任命為管理西藏地方事務(wù)的領(lǐng)導(dǎo),享受薩迦派重新獲得的榮光,真正站在衛(wèi)藏的權(quán)利巔峰。

就是這樣。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侵刪。

3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忽必烈信任八思巴是想通過宗教控制吐蕃,鞏固西北邊疆的國防。作為回報,八思巴也借助政治的力量將佛教推廣到河西地區(qū)。忽必烈和八思巴是各取所需,互利互惠,他們這種合作模式后來也被蒙古俺答汗和藏傳佛教索南嘉措借鑒。

八思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是藏族歷史上繼松贊干布后又一位偉大的領(lǐng)導(dǎo)人。八思巴是薩迦派領(lǐng)袖薩迦班智達的侄子,自幼聰明過人,8歲時能熟背佛經(jīng),9歲時就可以在法會上說法。

世界上任何宗教的崛起都離不開政治的因素,藏傳佛教與蒙古統(tǒng)治者產(chǎn)生聯(lián)系發(fā)生在蒙古帝國初期。窩闊臺繼位蒙古大汗后,將自己西夏的領(lǐng)地封與三子闊端。闊端治理河西地區(qū)時,就曾邀請藏地高僧到宮廷中講學(xué)傳教。

蒙古進攻南宋時,闊端坐鎮(zhèn)西路,負責(zé)打通西藏至成都的通道,以保障四川戰(zhàn)場的側(cè)翼安全。為了控制西藏,蒙古統(tǒng)治者急需與藏傳佛教取得聯(lián)系。作為后藏地區(qū)的重要教派,薩迦派的首領(lǐng)薩迦班智達被邀請至涼州講學(xué)。

公元1244年,薩迦班智達帶著八思巴前往涼州。在涼州講學(xué)期間,薩迦班智達對八思巴進行了細心的培養(yǎng)。1251年,薩迦班智達在涼州圓寂后,17歲的八思巴即成為薩迦派的領(lǐng)袖。

1253年,忽必烈進攻云南大理,蒙古大軍需要穿越藏地。忽必烈遂派人到?jīng)鲋輰⒛贻p的八思巴請到六盤山的行宮。忽必烈也延續(xù)了闊端通過宗教領(lǐng)袖控制西藏的戰(zhàn)略,而八思巴也憑借高深的佛法造詣贏得了忽必烈的信任,成為蒙古大力扶持的宗教領(lǐng)袖。

忽必烈先后多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頂,即位后又尊八思巴為“國師”。1264年,忽必烈設(shè)總制院,任命國師八思巴為總制院事,統(tǒng)領(lǐng)全國宗教事務(wù),統(tǒng)轄吐蕃軍政和民政。

1265年,八思巴奉命返回薩迦,籌備西藏地方政權(quán)。按照蒙古的萬戶制,八思巴清查人口,整頓驛道,劃分了十三個萬戶,形成了“國師——總制院——宣慰司——萬戶府——千戶府”的政治結(jié)構(gòu)。八思巴的一些列舉措標(biāo)志著在元朝的統(tǒng)治下,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權(quán)的正式建立。

忽必烈對八思巴的扶持除了達到了對吐蕃的牢固控制的目的外,對于中原王朝來說,佛教在河西地區(qū)的興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伊斯蘭教繼續(xù)向東擴張的作用。不過蒙古統(tǒng)治者無限抬高僧人地位的做法在日后也帶來了巨大的消極影響。

4

忽必烈對待藏傳佛教的領(lǐng)袖八思巴的做法,是有些不太讓人理解的。

蒙哥在派忽必烈遠征大理的時候,由于必須從吐蕃的地盤上借道而過,因此,為了讓藏人愿意借道,忽必烈拜吐蕃藏傳佛教首領(lǐng)八思巴為師,并接受八思巴的剃度。而且從此后,八思巴就跟隨了忽必烈,一直建立了元朝。而八思巴也被忽必烈尊為國師,藏傳佛教由此成了元朝的國教。

(元世祖忽必烈與大元帝師八思巴像)

我們知道,蒙古帝國軍隊出征,一向是橫掃千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比如他們在準(zhǔn)備發(fā)動第一次西征的時候,由于和征討的花剌子模之間,隔著一個西遼。他們并沒有好好地和西遼談判借道的事情,而是直接就把西遼給滅了,劃入蒙古的地盤。

再比如蒙古借道南宋四川,準(zhǔn)備夾攻金國。本來是借道,但是蒙古對南宋卻很不客氣,要求南宋要給他們提供糧食。由于南宋四川軍官生氣地把蒙古使者殺掉,結(jié)果蒙古一怒之下,攻破了南宋四川四十多座城寨。最終南宋求饒,表示愿意提供糧食,蒙古軍隊才作罷。

還有,蒙古人要攻打金國,或者攻打花剌子模,要求西夏提供糧食等一應(yīng)物資,并出兵幫助自己打仗。西夏有些遲疑,蒙古就多次攻入西夏境內(nèi),打得西夏只好改口答應(yīng)。

總之,在蒙古帝國的征伐歷史上,就算是借道,就算是請求別人做什么事情,其態(tài)度和方式都是很霸道的,無一例外。

既然如此,蒙古通過吐蕃之地,進攻大理,忽必烈為什么不采用蒙古人慣有的方式,通過強打讓吐蕃不得不服從,而是要低三下四地拜在八思巴門下,當(dāng)人家的徒弟呢?

(蒙哥大汗)

這件事有客觀原因。

當(dāng)時,蒙哥大汗準(zhǔn)備對南宋進行大包圍,通過大包圍的方式,吞掉南宋。這是他們在攻打金國的時候積累的經(jīng)驗。當(dāng)年蒙古就是通過借道南宋,直插到金國的大后方,突入金國境內(nèi),然后南北夾擊,最終滅掉金國的。

蒙古人打南宋,也準(zhǔn)備采用這種方式。他們想先滅掉大理,然后再以大理為跳板,南北夾攻南宋。

蒙哥大汗雖然派忽必烈去做這件事,但是,他給忽必烈的軍隊并不是很多。因為很大一部分軍隊,蒙哥派給旭烈兀了,讓旭烈兀去發(fā)動第三次西征,攻打西亞。同時,蒙哥還得發(fā)動從北向南的軍事行動,在北方牽制南宋的兵力。因此,忽必烈實際上帶去進攻南宋的軍隊,數(shù)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忽必烈在通過吐蕃時,一味強打,必然會受到很大的阻力,必然需要增加兵力,這些,蒙哥大汗都是不可能給他的。再說了,如果這樣強打,必然要打草驚蛇,引起大理乃至南宋的極大注意。南宋很可能就會出兵幫助大理抵御蒙古,避免蒙古占領(lǐng)大理后,對自己構(gòu)成威脅。那樣的話,忽必烈打大理,就顯得很困難了。

除了客觀原因以外,在這場軍事行動中,主觀原因也是很大的。

(忽必烈畫像)

忽必烈之所以這樣做,其實與忽必烈這個人的價值觀不無關(guān)系。

可以說,在整個蒙古帝國史上,忽必烈是最不像蒙古人的蒙古人。他之所以最不像蒙古人,是因為他從小身邊就網(wǎng)羅了一大幫漢人謀士,包括姚樞、郝經(jīng)、廉希憲等人。這些人對忽必烈的影響是相當(dāng)大的,這也就造成了忽必烈的做事方法,與其他蒙古人不一樣。他在對外問題上,不是采用一味的強打硬過,而是很講策略。因此,他在對待吐蕃的問題上,手段相當(dāng)柔和,“以德服人”“以禮服人”“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這些思想,都是忽必烈受到漢人巨大影響的表現(xiàn)。

忽必烈除了受漢人思想的影響外,他拜八思巴為師,還有更深層的用意。

忽必烈是一個從小就有雄才大略的人。不過,他只是拖雷的次子,本身是沒有資格繼承汗位的。如果想要有一番作為,就只有創(chuàng)建一片自己的天地。由于他的封地在南方,因此,他把南方作為自己的發(fā)展方向。這也就是他為什么會網(wǎng)羅一大幫漢人知識分子在身邊當(dāng)幕僚的原因。他必須要學(xué)習(xí)漢人的文化,了解漢人的思維方式,才能在南方建立強大的基礎(chǔ)。

但就算在南方建立了強大的基礎(chǔ),忽必烈要能在蒙古本土具有地位,他還必須征服蒙古貴族們。而用宗教征服,就是一種非常好的方式。

蒙古本土的宗教是薩滿教,不過,隨著蒙古人的南征北戰(zhàn),蒙古后人們的信仰已經(jīng)多了起來。比如成吉思汗就很重視道教,給予道教首領(lǐng)丘處機很高的地位。別兒哥信奉的是伊斯蘭教,旭烈兀逐信奉的是基督教。總之,由于信仰的不同,因此可以建立自己強大的基礎(chǔ)。而忽必烈正是希望通過信奉佛教,提高八思巴在蒙古的地位,從而建立自己強大的輿論基礎(chǔ)。

也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忽必烈與八思巴結(jié)合在一起。而最終兩人都實現(xiàn)了雙贏。吐蕃不僅被收歸元朝,八思巴也成為了蒙古的國師,其教派成為國教。

(參考資料:《元史》《蒙古秘史》等)

5

忽必烈和八思巴之間的關(guān)系其實不是一朝一夕才建成的。在八思巴成為薩迦法王后,其實局勢并不是特別的好,相反還危機重重。

但是八思巴在此時很幸運,他有機會第一次接觸到了忽必烈。當(dāng)時忽必烈召見八思巴,這可是一個改善局勢的千古良機。但是這一次的見面其實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和諧,甚至最后由于八思巴滿足不了忽必烈的要求,最后被忽必烈大吼著趕了出去。

但是這一次的會面卻給了忽必烈的王妃有一個很好的印象,雖然就事情而言,最后都結(jié)局不太愉快,但是八思巴的談吐,以及風(fēng)采,不卑不亢的勁頭使得忽必烈的王妃夸贊不以。

于是在夜間,王妃也就勸說忽必烈,最后終于緩和了忽必烈心中的氣憤。于是后來在王妃的引導(dǎo)下,他們兩個的關(guān)系開始越來越近。

忽必烈為什么會信任八思巴,其實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政治原因。他扶持宗教主要就是為了“因其俗而柔其人”,這對西藏的制度的穩(wěn)固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重用八思巴其實也是為了一方統(tǒng)治。

當(dāng)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八思巴他也在努力的表現(xiàn)著自己的忠心,這是忽必烈任用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還有他學(xué)識淵博,也是忽必烈選擇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6

忽必烈和八思巴之間是雙向選擇的結(jié)果。忽必烈為什么會新任他呢?

八思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是藏族 歷史上繼松贊干布之后又一位偉大的人物;同時他 在元代歷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倍受元世祖忽 必烈的賞識與推崇,同忽必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 這一密切關(guān)系促使八思巴對元代藏族、蒙古族、漢族 等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并 直接促成他完成了西藏歸順蒙古汗國進而加入祖國 版圖的偉大事業(yè)。

八思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是藏族 歷史上繼松贊干布之后又一位偉大的人物;同時他 在元代歷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倍受元世祖忽 必烈的賞識與推崇,同忽必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 這一密切關(guān)系促使八思巴對元代藏族、蒙古族、漢族 等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并 直接促成他完成了西藏歸順蒙古汗國進而加入祖國 版圖的偉大事業(yè)。

八思巴能夠得到忽必烈的賞 識并同他結(jié)盟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封藏傳佛教薩迦派首 領(lǐng)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tǒng)天下教 J。接著在八思巴主持下,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喜金剛灌頂,皈依藏傳佛教。在他的帶動下,皇后、 皇妃、皇子公主、大臣以及許多蒙古牧民都改信了藏 傳佛教。1270年,忽必烈又將八思巴的封號由“國 師”晉升為“帝師”其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

13世紀(jì)初,隨著蒙古勢力 的擴張,蒙古族不斷地與外來宗教接觸。為了統(tǒng)一 全國并維持統(tǒng)治,從成吉思汗時起就大力推行扶植 宗教的政策。成吉思汗本人信仰薩滿教,但他并不 強迫被征服民族改宗,而是容許佛教、道教、伊斯蘭 教、基督教等同時并存,允許本民族和其他被征服民 族自由信仰各種宗教。

忽必烈王府的首席顧問、近侍書記劉秉忠,自 然也會時時用佛法來影響忽必烈。 雖然內(nèi)地佛教和吐蕃藏傳佛教同時影響于忽必 烈等,但蒙古汗王最后還是選擇了藏傳佛教。這是因 為蒙古族與吐蕃人同屬游牧民族,均為游牧經(jīng)濟,文 化差距不大,原來的宗教信仰也基本相同,吐蕃土著 本教其實就是薩滿教的一個類型。所以,經(jīng)過了高度 發(fā)達的漢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后的中原佛教,遠不如 藏傳佛教易為蒙古人所接受。

這可能就是忽必烈賞 識、重用八思巴,推崇并信仰藏傳佛教的一個原因。 忽必烈賞識重用八思巴,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政治 上的需要。大凡中國歷史上的統(tǒng)治者,提倡佛教,似乎 都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勵精圖治,“思大有為于天下”的元世祖忽必烈自 然也非常重視宗教的政治功用。 ’忽必烈從小受其祖父成吉思汗的影響,從來就 不把宗教和政治看成兩個互不相關(guān)、彼此孤立的東 西。

在這段文獻中,十分清楚地記載了忽 必烈推崇藏傳佛教,重用八思巴的目的,主要是為了 “因其俗而柔其人”,順利而有效地統(tǒng)治吐蕃。當(dāng)時, 在西藏建立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和牢固的政治關(guān)系是蒙 古族統(tǒng)治者統(tǒng)一整個中國的戰(zhàn)略計劃中的一部分。 鑒于吐蕃地區(qū)的情況,忽必烈采取的是扶植一種宗 教勢力來幫助統(tǒng)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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