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商鞅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我覺得不是某一個原因使得商鞅變法成功,而是多重因素綜合促成的。至于秦孝公的作用,我個人認為,秦孝公對于商鞅變法成功也到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至于說想題主說的“當居首功”。具體原因在后面的分析中會提到。
下面我就來具體闡釋一下,我認為促使商鞅變法成功的幾重因素:
順應歷史發(fā)展趨勢
我們都很熟悉“順勢而為”這個成語。這是說,要善于借助時勢。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進程和轉折時期。無論是建功立業(yè),還是改革創(chuàng)新,如果能夠做到順應大勢,那么都將會更加順利。商鞅變法得以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商鞅順應了歷史發(fā)展的大勢。這個大勢就是社會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的變化趨勢。、
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我國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鐵器開始廣泛使用在生產(chǎn)活動中,與此同時牛耕與生產(chǎn)技術都有了很快的發(fā)展。這使得當時社會中的生產(chǎn)力大大提升,原來的奴隸制度也開始逐漸瓦解。在奴隸反抗奴隸主的同時,一些奴隸主除了開墾私田還開始霸占公田,這樣他們搖身一變變成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和封建的依附關系開始誕生。在這樣的社會發(fā)展大勢下,商鞅在變法新政中廢除了奴隸主國家土地所有制的井田制。同時他在變法中強調對軍功的重視,進步一削弱了奴隸主的權力。這樣一來是符合社會發(fā)展趨勢的,同時也是更有助于變法成功的。
以法做為保障,變法得人心獲支持
說完了商鞅變法時的外部環(huán)境。我們再來看看商鞅變法在政策設定上有哪些有助于變法成功的地方。要知道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很多國家都進行了變法,但是最后只有秦國通過變法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可以說,政策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商鞅變法的成功。
首先,商鞅推行的新政考慮了賞罰的依據(jù)。他主張根據(jù)民情之好惡, 可采取賞罰措施而驅使其所為。同時賞要厚,刑需重。賞罰不能根據(jù)統(tǒng)治者個人的喜好來進行,而是根據(jù)
賞罰不能憑借統(tǒng)治者個人的好惡, 而是根據(jù)具體的功過來確定。
其次,商鞅在變法時為了獲得更多的民眾的信任,以法作為保障。在春秋戰(zhàn)國各家變法中,能否取信于民也是個重要的因素,獲得不了民眾的信任,新政也是無法推行的。商鞅的轅門立木也是很好地說明了他能夠在做到取信于民。同時他認為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是無從變法,只有有了法作為保障,才能更好地推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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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統(tǒng)治階層和政治權力的支持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很多國家都有變法。比如吳起在楚國發(fā)起了變法,但是楚悼王很早去世,變法也沒能推行。相反,在商鞅變法的時候,秦國在統(tǒng)治階層上是有著不錯的政治支持的。這也就說到了題主提到的秦孝公。
秦孝公即位時,秦國尚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tài),外部環(huán)境也不好,在楚國、魏國的周邊常常處于不受待見的地位,總被成為“夷狄”。在這樣的情況下,秦孝公非常希望可以繼續(xù)獻公的事業(yè),為秦國富強而變法。如果說,沒有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商鞅的變法也是不能夠順利推行的。就像后來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商鞅的評價提到的商鞅變法成功確實離不開秦孝公。但是也不能忽視前面所說的兩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