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變法固然是成功的，實用性很強，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卻也是一場黑色的、血腥的、倒退的改革。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最著名的變法當屬商鞅變法。從公元前356年開始，商鞅兩次推行變法，以“主以尊安，國以富強”為目的，效果非常顯著，但也有一定的弊端。
一、變法的背景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推動奴隸制繁榮的基本生產關系—“井田制”趨于瓦解。中國歷史進人了一個風起云涌的大變革時期，王權旁落，諸侯林立，各國為了快速實現富國強兵，紛紛招賢養(yǎng)士，謀求一統天下的霸主之道。各諸侯國先后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掀起了重大的變革與調整。
秦國發(fā)跡于西北邊陲，祖先以游牧及狩獵為生，公元前897年，秦人先祖贏非子得到周王封地——附庸(今天水)，以此為基地專門為周王室牧養(yǎng)馬匹。秦初期，統治者面臨的主要威脅就是西戎，由于長期與戎用兵，其國民習俗、文化深受近鄰戎的影響，因此初登歷史舞臺的秦曾以野蠻和“非諸夏”之國聞名，被中原諸國“夷狄視之”。秦孝公即位之時，秦國民風民俗落后，保守勢力強大，土地私有制產生和賦稅改革等社會經濟發(fā)展滯后。秦孝公深感“諸侯卑秦，丑莫大焉”。
為了走出國家動蕩的陰霾，在當時激烈的爭霸斗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保全自身，收復失地，擴充勢力，變法圖強成為初登大位又胸懷大志的秦孝公的必然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下，商鞅(當時名衛(wèi)鞅)響應秦孝公昭告天下的求賢令，入秦共謀國事。
二、商鞅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
程念祺在《商鞅的為人為政與戰(zhàn)國風氣》一文中，這樣描述了商鞅初入秦與秦孝公的四次會面：商鞅為人為政的刻薄少恩，與他的極端功利主義，也是聯系在一起的。讀《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無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極端功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據司馬遷講，商鞅第一次去見秦孝公，對孝公大講“帝道”。帝道是屬于道家一派的治國理論，強調的是“順天而成”。但是，這種理論太玄，跟秦孝公講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見秦孝公，又改講“王道”。王道是屬于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秦孝公也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去見秦孝公，又用“霸道”來試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興趣，卻未及與之深談。
商鞅雖然是我國歷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改革、變法英雄，但其自身卻有著致命的弱點并最終導致車裂人亡、改革流產。首先，商鞅武斷專橫，他采取的改革、變法措施絲毫不容百姓置喙，指責不行、贊揚也不行，凡是膽敢議論者就被認為擾亂秩序，不但給予嚴厲處罰，而且強制遷往邊疆。如此一來，改革、變法也就缺少了民意的基礎。
作為改革、變法的組織、領導、策劃者，商鞅不顧百姓死活、漠視民生改善，自己卻大造樓堂宮闕，極盡鋪張奢華。據《史記》記載：商鞅每次出門，后邊都要跟著數以十計的車輛，車上都是頂盔摜甲的衛(wèi)士，身強力壯的人做貼身警衛(wèi)，持矛操戟的人緊靠車子奔隨。這些防衛(wèi)缺少一樣，商鞅便不出門。
三、變法帶來的退步效果
第一是經濟上的倒退。商鞅重農不重商，以農業(yè)為“本業(yè)"，以商業(yè)為“末業(yè)”，規(guī)定對于因棄本求末或游手好閑而貧窮者，全家都要罰為官奴。商鞅治下，秦國無貨幣，只能以物易物。然而，不管獎勵耕織，還是承認土地私有，抑或統一度量衡，商鞅變法都是為了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使他們變成純粹的生!產糧食的工具，全力為秦國的擴張大業(yè)儲備糧食。為了進一步達到這一目的，他還廢止了糧食的自由買賣，并對酒肉按成本的十倍征稅。
第二是社會功能的倒退。男子成年了，就得分家登記戶口，否則賦稅翻一番。同時，在以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的基礎上，推行連坐制度，鼓勵告發(fā)，對知情不報者處以腰斬，對告發(fā)者獎賞，致使全國百姓都生活在人人自危的境地中。商鞅施行連坐法，什伍間要“相牧司連坐”，即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就負有揭發(fā)的責任，若不揭發(fā)，則十家連坐。連坐罪非常重，小揭發(fā)檢舉的腰斬，揭發(fā)的獎賞則十分豐厚，窩藏有罪的人與投降敵人同罪。這就是說，別想干什么出格的事，你身邊時刻有人在盯著你。
第三是文明上的倒退。為定秦律，商鞅還“燔詩書而明法令六比秦始皇先一步將火把伸向書籍。可以說，沒有商鞅的“燔詩書'，也就不會有秦始皇“焚書坑儒"。兩次焚書相隔近150年，但中國文明史上的這兩道沖天大火卻如出一轍，熏黑了詩書，熏黑了世道人心，國家有法令而無文明。
第四是他又限制人口遷徙流動。秦人還不能自由遷徙，旅客住店要有官府憑證，如果旅店收留了沒有憑證的人住宿，店老板就會與“奸人”同罪；當時秦國人丁稀少，因此商鞅制定法律，不管去哪里，都要官府出具身份證明和通關文書，而商業(yè)的發(fā)展卻是最離不開人與物的流動的。所以從商品經濟的角度而言與管仲的改革相比，商鞅變法是一場巨大的倒退。
商鞅的兩次變法，共持續(xù)二十余年，致使秦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帝國初成。他的這番改革，如果換在一個現代商業(yè)社會的公司實行，那基本沒有任何問題，因為企業(yè)是唯利的，唯結果的，唯效率的。但是商鞅錯就錯在，他把這番改革用在國家身上，致使社會的發(fā)展倒退。
就這樣，商鞅通過高稅收、重刑罰、嚴戶籍和焚詩書等諸多“新政”，把秦國百姓一舉打造成為了沒有財產、沒有自由、沒有思想的亦農亦戰(zhàn)的戰(zhàn)爭機器。就這樣，商鞅變法一方面帶來了國富，另一方面卻帶來了民貧；一方面帶來了國強，另一方面卻帶來了民弱。當然，對商鞅來說，國富民貧和國強民弱正是他的目標和追求，因為在他看來，只有國富民貧了、國強民弱了，才能實現國泰民安。
比他早300年的被稱為“中國古代第一相”的管仲說過的一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倍眺弊兎ǖ慕Y果：國家“倉廩實”了，但人民卻并未“衣食足”。雖然面對高壓政策和極權統治，百姓“規(guī)矩”而“聽話”，但這種沒有“衣食足”作保證的“規(guī)矩”而“聽話”，又能維持多久呢?
150年后的賈誼說得好：“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之嘗聞。”公元前209年，被發(fā)配漁陽的陳勝、吳廣900人，“度已失期”，就揭竿起義，“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兩年后，一統江山才僅僅14年的秦王朝宣告覆滅。
對于秦朝迅速崩潰的原因，不少人認為應歸于秦始皇的暴政。實際上，秦亡的命運早在商鞅變法時就已注定，因為以國富民貧、國強民弱為目標的富國之道恰恰就是滅亡之道。正如北宋時，蘇軾在給神宗的上書中所說：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滅亡”。不從百姓的根本利益出發(fā)的變法，最終會導致亡國!用現在話說，如此脫離群眾、不接地氣，改革、變法失敗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