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如果放在十年前，我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閹黨都是壞人，東林黨都是正人君子。可是放到現(xiàn)在，我覺得事實未必如此，東林黨未必就代表著正義的一方，閹黨就未必一無是處。甚至我覺得，東林黨對于大明朝的滅亡，所承擔的責任，比閹黨更大。

閹黨是投靠太監(jiān)頭子魏忠賢的政治勢力，可不都是由太監(jiān)組成的。在魏忠賢當權(quán)的時期，魏忠賢可謂是想著方子幫皇帝撈錢，當然這其中他自己也能撈到不少好處。但是利用這些礦監(jiān)，稅使，通過向有錢人征收商稅，海外貿(mào)易稅，使得明朝的財政在天啟年間出現(xiàn)了好轉(zhuǎn)。

我們不管魏忠賢的初衷是什么，但是從結(jié)果來看，他的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效果，而且并沒有加重農(nóng)民的負擔，這是極為關(guān)鍵的一點。

有錢之后，大明朝的軍隊也就有了戰(zhàn)斗力。在對付滿清的戰(zhàn)爭中，由于軍餉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將領(lǐng)，大明軍隊開始變的能打仗了。在和滿清的戰(zhàn)斗中，明軍的勝率開始提高。

而當東林黨上臺之后，他們一句與民爭利，就把這些政策全部拋棄。缺少了這么一大塊收入之后，明朝政府再次變成了入不敷出的狀態(tài)。大地主大商人身上的壓力驟輕，成為了東林黨人執(zhí)政的最大贏家。

其實這很好理解，就像特朗普總統(tǒng)上臺軍工類股票暴漲一樣，特朗普的背后就是這些軍工企業(yè)。而東林黨人的背后，就是這些江南富紳，東林黨上臺之后，自然投桃報李。

只可惜他們這樣做，苦了老百姓，因為國家沒有錢，但是國家還得打仗，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加派稅收。這樣一來，原本還能活下去的升斗小民，再也沒辦法糊弄下去，只能鋌而走險，成為起義軍中的一員。

可以說，東林黨人是李自成，張獻忠這些起義軍大佬的鐵桿盟友，沒有他們的幫助，這些起義軍，早就被明朝政府軍消滅了25次了。

之所以每一次大敗之后，他們都能夠迅速的崛起，正是因為東林黨人的好政策，使得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得不加入起義軍的隊伍。所以，李自成應(yīng)該頒發(fā)給東林黨人一枚大大的獎?wù)�，所謂功勛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應(yīng)該這么說，東林黨是很好的在野黨，有他們的存在，執(zhí)政的閹黨不敢過于放肆，能夠使得國家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不至于出現(xiàn)逆行等情況。

有人說魏忠賢如果不死，明朝不至于滅亡，雖然有些夸張，但是你品，你細品，發(fā)現(xiàn)好像還真是那么一回事。閹黨這些人就是貨真價實的真小人，東林黨這些君子們一臉道貌岸然，滿口仁義道德，可是他們做過什么有利于國家的事情嘛？

他們做的事情無非就是地圖開疆，輿論救國，對于當時的明朝，沒有任何的好處！甚至在民族氣節(jié)上，閹黨分子似乎也比東林黨做得更好。閹黨馬士英一直被作為奸臣罵了幾百年，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當福王覆滅之后，這位馬大奸臣碾轉(zhuǎn)各地，組織抗清，最后壯烈殉國。

而東林領(lǐng)袖錢謙益，竟然因為水太涼而不敢以身殉國，竟然不如一個江南名妓柳如是，這位劉大美女到死都沒有想到自己千挑萬選的大英雄竟然是這么一個慫貨。由此我們也能看出東林黨人的成色，一個個都是嘴強王者，除了一張嘴，什么都沒有。

之所以東林黨人能有這么好的口碑主要在于他們都是一些名士，控制了當時的輿論，為自己臉上貼金的事，他們沒有少干。其實說起實在的，他們對于大明帝國的貢獻，遠遠不如被他們看不起的那些閹黨。

用事實說話，東林黨禍國殃民，危害甚于閹黨。

來看看東林黨當政期間發(fā)生的幾件大事：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薩爾滸之戰(zhàn)，明軍慘敗，共損失兵力約45800余人，戰(zhàn)死將領(lǐng)300余人，喪失騾馬28000余匹，損失槍炮火銃20000余支，丟失撫順、清河兩城。

天啟元年（1621年）沈陽之戰(zhàn)，明軍再敗，損失兩萬余人，最重要的是渾河一戰(zhàn)明軍精銳白桿軍、浙軍全軍覆沒，丟失沈陽、遼陽兩城。

天啟二年（1622年）廣寧之戰(zhàn)，明軍十四萬兵力潰敗，丟失廣寧，遼東巡撫王化貞、經(jīng)略熊廷弼放棄山海關(guān)以外所有領(lǐng)土，后金軍攻陷包括義州、錦州在內(nèi)的40余座城堡，明朝在遼東二百年基業(yè)盡失。

天啟二年（1622年），同樣是東林黨人的孫承宗自請督師遼東，把金兵放棄的錦州以西四百里疆土重新筑起堡壘防線，奉行以“遼人守遼土”的方略，這算是東林黨人的一次自救，也是他們向皇帝證明自己能力的最后一次機會。如果他們做的好的話，那估計就沒魏忠賢什么事了。

可是，只是如果。

天啟五年（1625年）柳河之戰(zhàn)，山海關(guān)總兵馬世龍率8000關(guān)寧軍進攻所謂后金防御空虛的的耀州城（大遼河入海口東側(cè)），結(jié)果遭到后金突襲，副總兵魯之甲、參將李承先戰(zhàn)死，明軍損兵千人以上。這還不是最關(guān)鍵的，事后兵部派人核查關(guān)寧軍人數(shù)，發(fā)現(xiàn)原本號稱十萬八千的關(guān)寧軍，竟然只有五萬七千人，一半的空餉，再加上柳河之戰(zhàn)一觸即潰，熹宗對東林黨人徹底失去了信任。

再來看看魏忠賢的閹黨是如何一步步上位的。

起初，魏忠賢也就干干修建神宗和光宗陵墓這種活，由于東林黨人的無能，選將用人導致遼東局面不可收拾，熹宗被迫讓魏忠賢以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兼任東廠太監(jiān)，派出太監(jiān)赴遼抓情報工作，順便恢復了嘉靖夏言時期廢除的太監(jiān)監(jiān)軍制度，這項工作其實是比較成功的。

天啟六年（1621年）魏忠賢的親信高第接任薊遼經(jīng)略，他準確預估了努爾哈赤將對遼西走廊發(fā)動的新一輪攻勢，便把尚未建好城墻的錦州兵力撤回關(guān)內(nèi)，還緊急撤走右屯的三十萬石糧食。結(jié)果親東林黨的袁崇煥自以為是，堅守寧遠，后金攻城幾日不破，損兵七八百人，轉(zhuǎn)頭進攻了附近的覺華島，當時冬天島與陸地連成一片，島上七千多明軍連同七千多商人全部被后金兵屠戮，兩千多只船只被毀，八萬多石糧食被搶，孰勝孰敗，自己權(quán)衡。

此外，魏忠賢還在熹宗的授意下重啟了萬歷時期的太監(jiān)征稅制度，這為緩解遼東戰(zhàn)事帶來的財政壓力做出了巨大貢獻。

可以看到的就是，崇禎即位以后，魏忠賢及其黨羽被打倒，一時間眾正盈朝，可是國勢好轉(zhuǎn)了嗎？魏忠賢死后第二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煥的情報工作，做到哪里去了？

不論是所謂的“閹黨”也好，是東林黨也罷，放到晚明之時，他們無一不是明朝的破壞者和掘墓者。

可是倘若一定要讓他們分出一個高下的話，那么顯然，東林黨比閹黨要更可惡，或者說東林黨對明朝具有更強的破壞力，他們掘墓也更絕、更徹底。

既然說到了閹黨，那便不得不說魏忠賢。

被稱為“木匠皇帝”的朱由校雖說能力一般，但是用人之術(shù)倒還勉勉強強過得去，所以特地扶植魏忠賢來制衡文官集團。

魏忠賢雖然沒讀過什么書，但他也很清楚朱由校扶他上位是為了什么，所以也是盡心盡力地打壓文官集團，東林黨更是被壓得抬不起頭來，這也是東林黨為何那么恨魏忠賢的原因所在了。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魏忠賢不僅斷了東林黨的財路，更是擋住了他們的權(quán)路，豈不如同誅人九族？

魏忠賢貪則貪矣，但他自己心里也有分寸，不能只顧著給自己斂財，也得分皇帝朱由校一份，讓朱由校能夠拿得出錢來維系明朝政府的運行。

更何況，當時后金正在明朝北方肆虐，正是用兵之時，用兵須用錢，倘若朱由校因為沒錢用兵，讓后金打了進來，朱由校當不成皇帝了，他魏忠賢到時候別說繼續(xù)掌權(quán)和斂財了，活路都沒有。

魏忠賢貪則貪矣，但是他貪的更多的是地主、官紳這些既得利益階級的錢，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農(nóng)民的賦稅。

雖說羊毛終究出在羊身上，但是至少魏忠賢的出發(fā)點是好的，只是他能力終究有限，有些事讓他防不勝防而已。

他薅了官紳地主的羊毛，官紳地主又去薅百姓的羊毛，他對此確實頗為無力，他也想過去招攬有才之士為自己出力，但是買他賬的人卻不多，譬如孫承宗，魏忠賢便一直想要拉攏孫承宗，但是孫督師不買賬。

當然不論如何，以魏忠賢的能力，加上他的貪婪，絕不可能讓明朝走出困境，只會加速明朝的滅亡。

魏忠賢掌權(quán)時期的明朝和崇禎時期的明朝相比，更像是天黑之前的最后一抹余暉，他薅官紳地主的羊毛越狠，官紳地主薅百姓的羊毛也會越恨，這是一個不可解的死循環(huán)，至少對于魏忠賢而言是這樣。

東林黨與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更貪婪，他們是有能力，但是他們卻將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放在如何爭權(quán)奪利上。

也正因為東林黨比閹黨更有文化，更有能力，所以他們對明朝的破壞力才會更強。

魏忠賢想不到的辦法，他們想得到。

魏忠賢不敢用的辦法，他們敢用，因為他們掌握了筆桿子，他們能讓黑的變成白的，也能讓白的變成黑的。

他們多數(shù)時候有底線，但是沒底線起來絕對讓人膽戰(zhàn)心驚。

東林黨領(lǐng)袖錢謙益本和柳如是約定好了一起投水殉國，誰料事到臨頭，他卻用一句“水太涼”盡棄風骨。

后來，他又用一句“頭皮癢”去剃了頭發(fā)，在后腦勺拖上了一條“豬尾巴”。

當時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則恰恰將錢謙益這樣的人視為股肱之臣，將挽救明朝的重任托付給錢謙益這樣的人。

讓錢謙益這樣的人掌權(quán)，焉能不亡？

朱由檢被東林黨人忽悠得鏟除了魏忠賢之后，因為不懂用人之術(shù)，更不通制衡之道，以至于讓東林黨一家獨大。

東林黨掌權(quán)之后，可沒魏忠賢那么客氣，他們以前被魏忠賢刮走了那么多錢，這時輪到他們掌權(quán)了，他們哪能不撈回來？

不僅要撈，還要比以前撈得更狠。

東林黨將很多不利于他們的政策一一廢除，然后開始了他們的瘋狂斂財之路，這造成了明末的時候，國庫沒有錢，可是官紳地主們卻個個富得流油。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朱由檢沒錢了，想讓他眼中的股肱之臣拿一點錢出來救濟國難，可是那群貪權(quán)好利的東林黨諸公們卻一個個使勁地搖頭說沒錢，說什么也不肯借錢給朱由檢，朱由檢卻也只能搖頭嘆氣。

如果說魏忠賢時期的明朝是一地雞毛的話，那么崇禎時期的明朝那就是一地雞毛加滿天飛的鴨毛。

至少魏忠賢還知道維護朱由校和明朝，但是東林黨諸公卻只顧著維護自己的蠅頭小利，渾然不顧明朝。

所以說呀，雖然魏忠賢和東林黨都不少什么好貨色，但是東林黨卻要更可惡得多。

給個名單對比下才能明顯

東林：孫承宗，盧象升，張煌言，夏允彝，夏完淳，黃道周，堵胤錫，瞿式耜，姜曰廣，高弘圖，吳鐘巒，陳子壯，黃公輔，黃耀淳，侯峒曾，鹿繼善，祁彪佳，袁繼咸，張國維，吳應(yīng)箕，呂維祺，賀逢圣，顧炎武，黃宗羲，楊漣，左光斗，張同敞，范景文，李邦華，汪應(yīng)蛟，何士晉，錢謙益

閹黨：崔呈秀，田爾耕，許顯純，倪文煥，薛楨，陸萬齡，徐大化，梁夢環(huán)，徐兆魁，王紹徽，魏廣徽，張捷，王永光，阮大鋮，孫之獬，馮銓，霍維華，楊維桓，周應(yīng)秋，顧秉謙，郭允厚，馮三元，姚宗文，潘汝楨，閆鳴泰，王體乾，李實，紀用，吳淳夫，李朝欽

有興趣的可以查閱下這些人的生平事跡，哪個更可惡自然明明白白

我個人不喜歡東林黨，從萬歷末期清議朝政開始到崇禎，明末四大案全部都有東林黨的身影。

妖書案是東林黨和鄭貴妃黨爭，高層斗了十五年，國家這段期間不說退步，但肯定不會進步的，斗到最后贏家是東林黨。

梃擊案是東林黨懟上神宗和鄭貴妃，遍及整個朝野官員，最終東林黨贏了，保住太子之位。為日后東林黨成為帝師黨鋪路。

紅丸案是東林黨對浙黨，浙黨領(lǐng)袖內(nèi)閣首輔方叢哲被東林黨孫慎行、鄒元標等人彈劾去職，牽扯面也很最廣影響最深的一個案件。東林黨大獲全勝。

移宮案是東林黨對閹黨，我很奇怪的是東林黨口口聲聲說閹黨借熹宗年幼挾持皇帝乘機把持朝政，但是熹宗從頭到尾都是信任魏忠賢，臨終也是魏忠賢隨侍在側(cè)，一點都看不出挾持的樣子，甚至熹宗的老師東林黨孫承宗都是魏忠賢舉薦到遼東主事的。

以上總總不想多說什么，明朝黨爭讓國家敗亡也是占有相當大的責任的，明朝最后幾十年時間里面，幾乎所有黨爭都和東林黨有關(guān)，明朝一步步衰退東林黨如果不負責任肯定說不過去，魏忠賢閹黨也才是天啟三年開始執(zhí)政，天啟七年天啟帝一死魏忠賢也跟著被崇禎收拾了，總共就四年時間，搞得魏忠賢好像把持朝政幾十年害了無數(shù)人一樣，反而東林黨化身圣斗士口口聲聲為正義而戰(zhàn)，干的全是讓國家衰退的事，一干就是幾十年。這樣的黨派就算全是好人也讓人喜歡不起來。

謝謝您的邀請！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作為明粉，我認為明朝的閹黨是真小人，東林黨就是偽君子，而自古以來，偽君子要比真小人更可惡，就像崇禎皇帝臨死前對大臣所說：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文官個個該殺！

明代的閹黨集團給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頹勢，甚至直接導致了覆國的厄運。

首先表現(xiàn)在敗壞吏治，擾亂司法，打擊清流，使大量正直衷心的士族受到打壓，破壞了朝堂的穩(wěn)定。

其次，對經(jīng)濟大肆掠奪，魚肉百姓，給人民生活造成了深重的災(zāi)難。

然而，東林黨卻是個十足的偽君子，披著羊皮的狼。

起初東林學派的興起，標榜氣節(jié)，崇尚實學，對于扭轉(zhuǎn)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在講學中經(jīng)常觸及社會現(xiàn)實問題，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quán)亂政的局面，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jiān)、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征暴斂。

但是東林黨人本質(zhì)是代表中小地主、商人階級的利益，在針砭時弊的時候，往往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考慮，誤國誤民。我認為，他們是偽君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東林黨人標榜著“非此即彼”和“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思想，樹立了諸多敵對勢力，比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 、楚黨、齊黨和浙黨等等。

二、方法不切實際，對于現(xiàn)實問題的處理有害無益。明末社會積弊甚多，東林黨對于最根本的國庫虛弱，經(jīng)濟危機卻視而不見，他們妄想用嚴厲的道德審判去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黨爭。

三、士族本身的局限性。士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優(yōu)越感使他們孤僻自傲，將自己的價值觀凌駕于他人之上，導致缺乏審時度勢處理復雜政治事務(wù)的靈活機變，難以在紛亂時局中有所作為。

四、他們忙于黨同伐異，爭權(quán)奪利，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實行救國之策。所以，我認為明朝宦官閹黨固然可恨，然而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東林黨才是披著羊皮的狼，十足一股偽君子的氣息。難怪崇禎皇帝臨死前后悔早殺了魏忠賢，并發(fā)出了“文官個個該殺”的嘆息。我是子曰讀歷史，歡迎以史交流，其樂不窮。

我是閑翻古書笑談歷史，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首先，閹黨和東林黨在主要的人員構(gòu)成上并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都是士大夫，文官。閹黨主要是政治斗爭失敗的一群士大夫，逐漸匯聚于內(nèi)廷太監(jiān)的身邊而形成的勢力。

明朝自朱瞻基天才的開始教太監(jiān)讀書之后，逐漸形成了以士大夫集團為主的外廷和以皇帝直接掌控的太監(jiān)帶隊的內(nèi)廷兩股勢力，達成了朝堂的平衡。

這種平衡維持的很好的時候，朝廷運轉(zhuǎn)就很正常。

例如嘉靖，萬歷，皇帝多年不上朝，一個修仙一個數(shù)錢，但國勢并未危險。

這種平衡一旦被打破，則國家就會危險。

例如明英宗時代，內(nèi)廷大于外廷了，就有土木堡，崇禎時代，外廷徹底壓制了內(nèi)廷，就有歪脖樹。

萬歷年間，東林黨逐漸成為了朝廷內(nèi)勢力最大的政治團體，開始黨同伐異，挑起了黨爭，外廷勢力逐漸強大了起來。

為恢復這種平衡，天啟任用魏忠賢，團結(jié)了一批政治上被東林黨所政治追殺的其他黨派的失意政客，形成了閹黨，對東林黨進行反擊，逐漸恢復了平衡。

天啟就可以繼續(xù)天天在皇宮里做木匠活兒了。

東林黨和閹黨說不上誰更可惡，都是一伙子人，只不過因為利益而分成了兩派而已。

從歷史危害性來說，由于閹黨在崇禎時代隨著朱由檢這個中二少年被東林黨忽悠得腦殘之后退出了歷史舞臺，顯然東林黨在明朝滅亡的問題上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可怕之處在于，東林黨是滿腔熱誠的以救國的名義禍國，以忠誠的名義亡國。

個人利益永遠高于家族利益，家族利益永遠高于黨派利益，黨派利益永遠高于國家利益，這就是東林黨人！

或者說適用于封建社會的所有士大夫所結(jié)的黨。

因此如果一定要說，東林黨和閹黨誰更可惡，那無疑是東林黨了。

因為閹黨依附于內(nèi)廷，天然的失去了身份上的正義性，成了板上釘釘?shù)募樨�和真小人，所作所為就會受到抵觸和制約。

而東林黨這群偽君子，道貌岸然之下藏著的是齷齪之心，卻打著救國救民的正義之旗，口號震天響，不但忽悠了皇帝和天下軍民，連自己也給忽悠了。

所以說真小人不可怕，偽君子才是最可怕而危害性最大的��！

東林黨和閹黨都誤國，但要說哪個更誤國，非東林黨莫屬！這一點康熙皇帝已經(jīng)說得很明白了，他說：“但謂明之亡，亡于太監(jiān)，則朕殊不以為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可見，明末的黨爭之害遠甚于宦官專權(quán)。

東林黨是指明末的江南士大夫集團，主要來自于江南地區(qū)，而閹黨并不存粹是宦官集團，是由依附于魏忠賢的失意士大夫集團而組成的，他們大多來自于齊楚浙黨。

東林黨爭源于明朝萬歷年間的京察之爭，并延續(xù)至清朝順治、康熙年間的南北黨爭，清初出現(xiàn)的南北黨爭其實是東林黨爭在清朝的反映，因為有部分來自于東林黨和閹黨的政治人物在清朝初年依然參與政局，可以說，東林黨爭貫穿于整個明末清初的歷史。清朝皇帝可以控制住朝廷的朋黨之爭，但是明朝皇帝卻控制不住，這與明清兩朝內(nèi)閣的中樞權(quán)力體制有關(guān)。

明太祖借胡惟庸一案，廢除了丞相制度，并告誡群臣：“以后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shè)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有明一代，遂不再有丞相，丞相是文官集團之首，明朝后來雖然形成了內(nèi)閣票擬制度，但內(nèi)閣并無正式的衙署，僅僅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內(nèi)閣首輔參預機務(wù)，地位等同于宰相，但名不正、言不順，其地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皇帝可以隨時更換首輔，另一方面其他的大學士也可以排擠掉首輔取而代之，文官集團因為沒有一個首領(lǐng)，所以常常誰也不服誰，斗來斗去，形成黨爭，皇帝有時候又需要借助宦官集團來壓制文官，而且由于皇帝不勤政，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掌握了奏章的批紅權(quán)，內(nèi)閣首輔的票擬權(quán)要與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的披紅權(quán)合二為一，才算是一個完整的相權(quán)，這是明末黨爭的一個大背景。

清朝皇帝事必躬親，嚴禁宦官參與機務(wù)，始終牢牢掌握了奏折的披紅權(quán)，而且到了雍正年間，雍正皇帝改變了自明朝宣德年間以來形成的票擬制度，奏折必須先交由皇帝審閱，皇帝作出初步處理意見，再交給軍機處擬旨，明朝的票擬制度，是奏折先交給內(nèi)閣，由內(nèi)閣作出初步處理意見，謂之票擬，再交由皇帝審閱，明朝皇帝處理政務(wù)要依賴于內(nèi)閣的票擬，而清朝皇帝處理政務(wù)則不必依賴于軍機處，所以，明朝皇帝控制不住黨爭，而清朝皇帝則可以，這同時也是清朝皇帝必須勤政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皇帝一旦不理政事，政務(wù)就沒法處理。

（明熹宗朱由校畫像）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以后，提拔了很多東林黨人，東林黨人把持朝政，排斥齊楚浙黨，這本來是東林黨人獨霸天下的時刻，但同時，明熹宗也重用了深得其信任的魏忠賢，魏忠賢得勢，于是一批來自于齊楚浙黨的失意士大夫又依附于魏忠賢，形成閹黨。

大體說來，在天啟年間，閹黨得勢，在崇禎年間，東林黨人得勢，崇禎皇帝繼位以后，銳意進取，刷新朝政，提拔東林黨人，打擊宦官，這對朝局來說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到了后來，崇禎皇帝又不得不開始重用宦官，為什么要重用宦官呢？

因為東林諸君子，非常注重名節(jié)，是清流，所以他們掌握了明朝的輿論導向，甚至皇帝也感到忌憚，正如黃宗羲所說的那樣，“天下君子以清議歸于東林，廟堂亦有畏忌�！�然而，東林黨人在為政方針上，常常知直不知曲，意氣用事，把個人名節(jié)看得比朝廷的安危還要重，這種意氣用事，知直不知曲的處事風格，在崇禎末年，是不可能做到“遷都”、“議和”的，因為“遷都”、“議和”需要有人來承擔責任，甚至要像秦檜那樣背負千古罵名，因為文官集團沒有人愿意替崇禎皇帝承擔責任，所以，在內(nèi)外交困的形勢下，明廷依然固守京師，這就是所謂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崇禎皇帝畫像）

為什么沒有人愿意承擔責任？因為沒有丞相，文官集團沒有首領(lǐng)，又常常意氣用事，相互攻訐，誰要是敢提出“遷都”、“議和”的事情，誰就會受到輿論的譴責，引起公憤，甚至皇帝也不敢提這個事兒，崇禎皇帝其實很想和后金（清）議和，但不敢在公開場合提倡此事，只好暗地里指使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議和，后來，事情敗露，崇禎皇帝不得不殺掉了陳新甲以撇清自己的責任，李自成兵臨京師之際，崇禎皇帝也想過要遷都，但是同樣沒有人愿意承擔這個責任，在與農(nóng)民軍議和的問題上，內(nèi)閣首輔魏藻德一語不發(fā)，崇禎皇帝非常生氣，當著他的面推到了龍椅，在遷都的問題上，又指責光時亨說：“阻朕南遷，本應(yīng)處斬，姑饒這遭。”光時亨后來被南明弘光政權(quán)以“阻遷”罪處死。

而南宋與金朝議和，則不存在這種現(xiàn)象，南宋有丞相，秦檜擔當了議和的重擔，還殺害了忠臣岳飛，秦檜能干出這樣齷齪的事情，這在明朝是不可想象的，宋高宗的“遷都”、“議和”之舉，有的人承擔了千古罵名，但對于宋王朝來說，則是一次委曲求全，有利于保住半壁江山，同時，因為有大臣承擔了殺害忠臣，與金兵議和的責任，宋高宗也輕而易舉的把所有的罵名推到了秦檜身上，所以人們往往罵秦檜是奸臣，但是很少指責宋高宗為昏君。

（宋高宗畫像）

在明末清初的年代里，崇禎皇帝很想當宋高宗，遷都、議和，希望在南京重建明王朝，偏安東南總比整體覆滅要強很多，但是，沒有人愿意出來當秦檜，這就是崇禎皇帝的悲劇之所在。

總的說來，如果崇禎皇帝沒有徹底拋棄宦官集團，也許像魏忠賢這樣的人可以扮演秦檜的角色，在委曲求全、喪失尊嚴的情況下，明朝也許可以偏安江南，而不至于徹底覆滅，但是，這也不能證明閹黨不誤國，畢竟宦官專權(quán)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也是一種不正常的現(xiàn)象，也是朝局敗壞的象征之一。

綜上所述，閹黨和東林黨都誤國，但是，在崇禎末年的非常時機，東林黨的意氣用事更誤國，而明朝之所以會出現(xiàn)黨爭激烈的現(xiàn)象，實則源于明太祖廢除丞相制度之后，文官集團失去了一個首領(lǐng)的緣故。

以前吧，總感覺閹黨最無恥，現(xiàn)在才知道，以東林黨為代表的士紳文官階層才是最無恥，誰都比不上這一群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的士紳文官階層。

以東林黨為代表的士紳官僚階層，個個家里面放著數(shù)以十萬記的黃金白銀，坐擁無球土地，享受明朝晚期的巨額海貿(mào)收入，然后在皇帝面前哭窮，這里面以崇禎老丈人周奎為代表，皇帝要收礦稅，派出去的礦監(jiān)（太監(jiān)）被這群士紳官僚打死，皇帝還不敢說啥，放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要被誅九族的重罪，即便是現(xiàn)在，阻擾政府收礦稅我想也是要被判刑的吧，在明朝晚期居然屁事沒有。你敢相信？就這還說別個太監(jiān)禍國殃民？太監(jiān)可能是在給皇帝辦事的過程中有一些飛揚跋扈，中飽私囊，但是人家是辦事干活兩不誤啊，但是這些士紳文官階層那就是純粹的我不干活，你也不準干活的婊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