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偉大的文學癡；把一生的作品奉獻給后人。

林黛玉一句話說盡了以前所有沒有稿費仍然奮力寫作的文學家的根本原因。她說：“我為我的心�！�

1.《紅樓夢》——

林黛玉曰：“我為我的心。”?

2.《水滸傳》——

宋江曰：“我想當官，名標青史�！�

高俅曰：“你想爭我的球，我滅了你。”

3.《三國演義》——

劉備曰：“我姓劉，當為天子。”

曹操曰：“我有詔書，你們乖乖聽話吧�！�

孫權曰：“我什么都不信，怎么有利我怎么走�！�

4.《西游記》——

唐僧曰：“龍宮得衣；悟能一生惟食；悟凈天宮常��；飛龍變馬常行。”?

?

古代人創(chuàng)作“四大名著”這樣的作品，到底能不能從中獲利呢？

如果能知道古代這一類別的書籍到底是如何編纂、發(fā)行，作何用途，就能知道這樣的作品背后是有著巨大的經濟效益的。

通俗小說等文學作品在最初是如何誕生并發(fā)行的？

我們今天看到的“四大名著”，其評選范圍是古典白話文通俗小說，在“講史”、“俠義”、“神魔”、“世情”這四個大類中寫得最好的代表，就是所謂的“四大名著”。

其評選不是一成不變的，《紅樓夢》誕生之后，其水準超過了《金瓶梅》，所以才取代了原來《金瓶梅》的位置，成為“四大名著”之一。

但是，這些作品都是“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以“市場”為導向，它追求傳播度和讀者的接受程度，以“盈利”為目的。

就像今天的“網絡小說”一樣，要根據讀者的喜好來編寫，而不是全憑作者的“自嗨”式創(chuàng)作。

《三國演義》在編寫之初，書商做過社會調研，發(fā)現一般去茶館、酒樓等地方聽書的人都是一些市井百姓，所以適合用口語白話來講故事。

而這些人又以“男性”居多，所以更喜歡戰(zhàn)爭題材的故事，那么“三國”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于是書商將流傳下來的三國故事揀選、集結，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完整故事，將其賣給一些茶館、酒肆等場所的說書人，以此盈利。

沒錯，這些小說一開始不是用來給普通人讀的，而是類似“話本”一樣給說書人看的，參考清朝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其風格和此類似。

而編寫者一般為“書商”，這就涉及到了古代圖書的出版問題。

古時候不像現在，印刷技術非常發(fā)達，不說雕版一類的印刷，就是“活字印刷”的成本也很高，所以一般貧苦人家都是抄書，買不起印刷的作品。

而除了官府有專門的“印刷出版”機構之外，還有一些藏書樓也做這樣的事情。藏書樓里面有很多孤本，其目的不是為了“藏”，而是為了“整理”、“傳播”。

只不過整理、印刷等工作比較繁瑣，很多藏書樓的作品直到失火焚毀了都來不及出版。

而除了這些機構之外，市井中的“書商”其實就擔任著“出版社”的功用，這一現象在近代的時候依然如此。

這些書商會觀察社會的興趣愛好以及一些成名的作家，然后去搜集一些民眾感興趣的故事、詩集等等來印刷、出版，以此盈利。

而一些作者，尤其是通俗文學的作者，他們和書商、酒肆、茶館、劇場等等出版機構、演出場所甚至藝人都比較熟識，甚至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戲劇班子背后的老板，比如寫了《閑情偶寄》的李漁就養(yǎng)著一個戲班，帶著他們各處演出。

所以，像李漁這種有戲班子的，如果自己能寫戲曲，那就會省下不少經費；而那些為了吸引顧客的酒肆、茶館等地，也會雇傭說書人來講書，那就會向書商購買話本。

而書商為了盈利，就會和作者打好關系，能第一時間拿到作品，出版之后賣出去換錢。

這種通俗文學符合這樣一個市場運行模式，各方其實都是以“盈利”為目的。

即使是后來的《紅樓夢》，也是如此，作為通俗小說必須要去關照市場，只不過這本書和作者都命途多舛而已，并不是說它就不追求經濟效益。

通俗小說的集結成冊，背后有著一種非常明顯的趨勢

今天所能見到的“四大名著”一類的作品，其實很多都不是最開始的原樣。

比如《三國演義》看到的版本就不是羅貫中的原版，而是毛綸、毛宗崗父子整理后的版本，刪減了很多，也增加了很多，就像明代楊慎的那首《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就是清朝給放在卷首的。

其實不僅僅是“四大名著”是如此而來的，很多通俗小說都是這樣，比如《隋唐演義》就是清代人褚人獲整理的，目前流行的是“四雪草堂本”。偏向話本的《三俠五義》也被俞樾擴充、整理為《七俠五義》的小說形式。

這反應了宋元明清等朝代通俗文學的一個重要趨勢，那就是“案頭文學”的興起。

之前提到過，最開始的通俗小說不是給普通百姓讀的，而是給一些說書藝人看的，更類似于“話本”，需要在特定場合進行演出。

但是，隨著經濟逐漸富足，技術也不斷進步，書籍的成本也就開始下降，很多人都能買得起印刷作品了。

那么，既然能自己去閱讀小說，為什么還要花錢去聽書呢？

買一本書想什么時候看就什么時候看，想看幾遍就看幾遍，這樣不是更劃算嗎？

所以，很多通俗文學的作品開始和說書人的“話本”分開了，更為適合一個人的閱讀，所以被稱為“案頭文學”，即擺放在書桌上的文學作品。

還有很多戲曲都呈現出這樣的趨勢，比如像《王粲登樓》等等戲劇作品，其文學性很強，用于演出就很乏味，更適合直接閱讀劇本，而不是粉墨登臺。

這樣一來，通俗文學等就省去了酒樓、茶肆等地方的流通環(huán)節(jié)，直接變成了書商、作者以及讀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其運營模式也有了調整。

《紅樓夢》之所以和其它三本不太一樣，原因就在這里，《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西游記》都是從“話本”等形式整理出來的小說，而《紅樓夢》從誕生起就是“案頭文學”，不用來演繹和講述，只用來閱讀。

這些小說作者很多人都是非常富有的。

比如《三俠五義》的作者石玉昆，本身還是一個講書人，出入于王公府邸，每次演出需先拿出至少二十兩銀子才會開口講書，之后還有打賞、酬勞等等。

這種情況近代依然如此，比如通俗小說大家張恨水，其代表作就是《啼笑因緣》、《金粉世家》等等，甚至當時夸張到，如果哪個書店要倒閉了，只要去找張恨水求一部小說出版，立刻就能起死回生。

所以說，這種“通俗小說”等文學作品是非常容易獲利的，如果有哪個人能提供優(yōu)質作品，那絕對是各大書商、酒樓、茶肆、劇院等地的“座上賓”，很少有像“曹雪芹”那么凄苦的境況。

未來在黑夜隱匿，于此靜待曉光。

我是待曉兒，專注于文化的科普與解讀，歡迎關注與交流。

謝邀。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是飽學之士，也想建功立業(yè)，卻仕途坎坷，無奈，只能閉門謝客，傾心寫作，一吐胸中塊壘。

古人寫詩，寫劇本，寫小說，根本沒有稿費，為什么還要費盡心血去完成呢？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世人總逃不出一個“名”字。

《左傳》上講，一個人的最高境界是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為立言。很多讀書人，在官場失意，只好把精力轉在寫作上。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師生關系，他們兩人都在元末義軍首領張士誠的幕僚任職，張士誠投降后，兩人相繼離開，潛心創(chuàng)作，作為寄托。如果他們一直做幕僚，怎么可能千古留名，他們的滿腹才華也會同草木一樣腐朽。施耐庵曾是張士誠的軍師，他創(chuàng)作《水滸傳》，也是在影射，警告張士誠，投降不會有好下場。

誰愿意湮滅無聞，即使是那些知名的隱逸者，也只是把歸隱當做更好的進身之階。于是，后人諷刺隱居富春山的嚴陵子說，“一看羊裘便知心，虛名留得到古今”。

消釋心中塊壘，傾吐滿腔激憤。

《西游記》的作者，明代的吳承恩，中年才考中進士，偏偏因為沒有走動關系，而遲遲不能得到補缺，只好憤然歸家，把滿腔激憤澆灌在作品中。取經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大多都與權貴人物有關。連如來佛的兩位弟子都問唐僧索要賄賂，不肯輕易拿出真經，還用說基層人員嗎？《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出身煊赫之家，他借創(chuàng)作來反省整個家族敗亡的原因。

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去生活，其它都是浮云。

徐霞客因為喜歡漫游，花光家中積蓄，多次身陷險境，也在所不惜。只要自己喜歡，不需要有其它任何理由。古代的很多讀書人，沒有任何功利目的，都是因為興趣，愛好，才筆耕不輟。

古代文人有“三立”的追求，即立功、立德、立言。而其中立言就是要有一定的理論學說或者作品流傳后世，這是他們的追求。著作等身，作品留存是可以超脫于金錢收入的，他們更多是為了一個“文名”。

當然，許多大作家大詩人更多的不是追求一時的名氣，而是長久的文才的認可。而且這些更是他們一時或者一世的經歷、情感、人生體悟的總結和提煉，讓天地間留存下自己活的證據。

所以他們即便當時有書商刊印，也不一定賺錢，也不靠這個賺錢。

凡大作家，不僅有執(zhí)著的文學追求，而且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胸中積累得多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哪管有沒有稿費！四大名著的作者，皆當如此也。

那時候，官方和民間也有刻書出版的書坊。

比如，《南游記》、《北游記》的編寫作者余象斗，他就是刻印書籍出版的。

他刻印了很多當時的作品，自己還編寫了幾部。

他刻印作品也是為了賺錢，至于有沒有給原作者稿費，不太清楚，這得考證一下。

像四大名著的作者寫小說，又刻印成書，沒稿費也正常。

賺錢的書盜版猖獗，余象斗就經常這么干，為了賺錢把別人刊印的變成自己的，把不是自己的作品也標上自己的名字。

為什么他們要費盡心血完成這樣的鴻篇巨制？

一，內心想這樣做，本身看過相關書籍，聽過各種傳說，再加上個人經歷，就想著去寫它。

二，老師的引導。像《三國演義》作者，《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羅貫中，這兩個就是師徒關系。

三，躲避戰(zhàn)亂（施耐庵），不屑做官；入不了仕途（羅貫中），或者家庭變故較大（曹雪芹）等原因，促使他們寫下這樣的故事小說。

四、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

吳承恩官場郁郁不得志，辭官回家后，就開始認真寫《西游記》。

最主要一點，還是他們有一顆認真著書的心。

如果沒有這一點，他們是不會克服各種困難寫成這樣幾部偉大的作品的。

四大名著后來的印書肯定作者無利可得，在當時得利如何也難考證，但總的說，明清小說之盛行是與作者、出版者有利可圖分不開的。

明代開始，出書成風，分官刻、私刻、坊刻，官方印書且不講，私人印書是請刻工雕版一次性印書，多是為老師或長輩印點東西，是私人性質，大量的是坊刻，書坊出書，明代書坊興旺，江南蘇杭等地，工商聚集，市民階層形成，連帶印刷業(yè)發(fā)展，嘉靖年間，雕版使用平直風格字體，刻字方便，速度提高，刻工成本降低，這種字體稱為匠體，即后世稱宋體字，刻工刻100字僅3分銀子，比如有一本書161頁，刻八十三片板子，刻工酬勞24兩銀子，而賣書價格卻不低，如一部\"大明統(tǒng)一志″就要3兩銀子，相當于240豬肉或900斤大米價。因印書能得高利，當時書商無所不印，經史子集，醫(yī)書農書，詩文選集等，都有刊印，但城市市民階層最愛看的是各種通俗小說。

小說被文人視為小道，文人是不屑寫小說的，稍有點文化的出版商自己胡編亂湊，將一些歷史故事寫成通俗演義，各種列傳、志傳層出不窮，寫得再不好，但銷路好，這個時期是書品質低劣，文人不肯寫，書商寫不好，到了明代中葉，人的觀念有了變化，當不了官的讀書人，只能另謀出路，放下身段，以文求財，唐寅、文征明、徐渭這些大才子可以賣畫為生，像吳承恩這樣的仕途失意，文才又不太顯的靠賣文為生，為書商寫小說獲取稿費，也是一條不得已的謀生之路，而馮夢龍、凌濛初則屬于名家寫手，有一書生許仲琳，二女兒出嫁，因大女出嫁時已耗盡錢財，無奈花了幾個月寫出小說\"封神演義\"，書稿作陪嫁，二女婿拿書稿找書商，賣了個好價錢。清初李漁有才之人，懷才不遇，從寫稿給書商到自開書局，開了\"芥子園書肆\"，甩開文人的衿持，自寫自印自賣，出了很多書，包括那套影響深遠的《芥子園畫傳》。一次外出，回來后發(fā)現雕板被人盜走，過幾日市場有一模一樣的書在賣，\"盜版\"一詞由此而來，李漁書寫得好，名氣大，有很多書商出書以李漁為作者名，書寫得爛，敗壞李漁名聲，他不得不常為此打官司。

文人寫小說是為錢而不為名，因小說在他們心中畢竟是小道，不上大雅之堂，故多不愿署名，以為不光彩，故很多小說作者何人，有的是經考證才知，其實四大名著現雖有作者名字，但都不是嚴格無疑的確定。

這就是為何如今的作家出不了名著的真正原因！

古代文人認為立言是對自身的最低標準：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經濟能力尚可：

1、施耐庵：早年結識很多有志之士，晚年在好友的資助下在興華隱居，關鍵是購置了海濱田地房產，專心創(chuàng)作。

2、羅貫中：商人家庭出身，年少時積極參加各種社團組織，后來跟隨施耐庵一起隱居創(chuàng)作。后來出山來到福建，其實也想出版的，不過各方面原因沒有實現。

3、吳承恩：前半生混跡仕途，雖然升官難，但待遇不錯，而且也時不時的賣文章賺錢貼補家用，也認識不少上流社會人士。

4、曹雪芹：他正白旗出身，年少時家庭條件很好，不過后來因為親戚的罪名全家一下子窮困潦倒。后來呢，這些虧空被乾隆大筆一揮免除掉了，曹雪芹也混了官當當，同時也賣字畫賺錢。

可見，這四人條件也都還可以，才有能力去創(chuàng)作，同時他們也沒有傳統(tǒng)國人的思想—財富傳承。

他們把大部分時間精力都花在著書立說上，以此實現自己的某些思想或者政治抱負。

興趣愛好：

現在，為了玩游戲稱霸氪金的人不少見；

為了某手辦砸進去一堆人民幣的也有；

也有集郵愛好者、航模愛好者等等，愿意為興趣花錢的人不在少數。

人性相同，在古代，文人不去流連花街柳巷，寫寫文章已經很好了好嗎？

何況，文人流連花街柳巷要是有才更加會受追捧（柳永）。

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是都是為了錢，還有更多的目標等著去解鎖，去挖掘。

再說俗氣一點，現在看電視，看小說能賺錢嗎？（當然現在某些以此拉流量的先不計入）大家不還是津津有味的看著，有的為了打發(fā)時間，有的為了娛樂，有的為了提升視野。

但是當你定下一個目標，并且最終完成所獲得的滿足感是金錢替代不了的，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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