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蓋棺定論"，但郭沫若先生自1978年6月12日逝世后，反而是對其評價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肯定的聲音和否定的聲音呈現(xiàn)截然相反的"兩極評價。
悼詞，是對一個人一生的總結(jié)與評價，在郭沫若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稱郭沫若是“繼魯迅之后，……我國文化戰(zhàn)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評價不可謂不高。
此后，一直持續(xù)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學術(shù)界基本是肯定郭沫若在中國文學、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方面的卓越貢獻。
但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思想、學術(shù)界風氣漸寬，加之海外觀點進入大陸的影響，對郭沫若的評價呈現(xiàn)多元化，甚至是"兩極分化"的現(xiàn)象。
郭沫若無疑將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他一生所做的“好事"，除政治上的，主要體現(xiàn)在文學成就和學術(shù)成果上，有目共賭，這點是抹殺不掉的；那么，他一生又做過哪些"壞事"呢？他為什么要做"壞事"？
郭沫若在政治立場上算是“從一而終"。在大革命失敗后的低潮期入黨。發(fā)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后，遭到通緝。1942年，中共尚在延安時期，發(fā)表《甲申三百年祭》。在政治信仰上郭沫若并未投機。
共和國建立之初，郭位高權(quán)重，陳寅恪、吳宓等著名學者為保持自已獨立人格采取遠離之策。如今，反思那些傷人甚多的運動時，不能不佩服陳、吳等人的高明，與他們對比下，郭沫若卻是運動的擁護者和喇叭，當時的言論、表態(tài)自然被人詬病。
1955年4月1日，郭沫若發(fā)表《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lǐng)》一文。1957年7月14日"郭沫若答記者問"，表示要"徹底反擊右派"。1966年9月，郭列席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wèi)兵活動……
郭曾在一會后即興表態(tài)："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檢討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yīng)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表示"現(xiàn)在應(yīng)該向工農(nóng)兵好好學習，假使有可能的話，再好好地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
如果這是出于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的心理話，應(yīng)該沒有幾個人相信。對郭在政治上“跟風"，不可看成是郭政治上多大的"污點"。當時，很多政治上的大人物都做過違心的事，體制使然，將怨氣、怒氣發(fā)泄在郭沫若等幾個文人身上不公平。究其原因，還是對文人所謂的"骨氣"要求過高。包括茅盾、巴金、曹禺、老舍，都曾經(jīng)有過"表錯態(tài)"�？梢哉f郭沫若“私德有污"，但郭并沒有越過道德底線去傷害別人，除了睡在定陵里三百多年的萬歷皇帝。
郭沫若的個人私德也常受人指責，主要是他對待婚姻戀愛的態(tài)度。
粱衡先生有一篇文章——《大無大有周恩來》，文中贊頌周總理的人品風格時說："以總理之權(quán)、之位、之才和傾倒多少女性的風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傳宗接代呢？這在解放初黨的中高級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幾乎成風，但總理沒有。"(見《讀者》1998年第5期)由此可見，郭沫若只屬于那個時代未能免俗的眾人中的一位。因此，在他那三次婚姻生活上并沒有多少值得特別指責之處，該受指責的又何止郭一人。
郭沫若在學術(shù)研究上的一些失誤，筆者始終認為不算是做"壞事"，應(yīng)該更多是學術(shù)范疇的爭鳴。
解放后，郭沫若寫作了大量新詩，如《我向你高呼萬歲》、《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今天看來的確不可思議。但解放后郭的身份發(fā)生了很大變代，跨入新中國領(lǐng)導人序列，這時侯，己不能用"詩人"去要求他。
郭沫若已作古四十多年，評價歷史人物，中外史學家都主張抱“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了解之同情"就是設(shè)身處地了解，就是對于個體生命的尊重。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切不可慣性思維，人云亦云，應(yīng)建立在科學研究成果上的共識性結(jié)論，以一個人的某些“壞事"(短處)去否定一個人的一切長處，這不是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評價郭沫若，首先要將他放入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不能用道德評價取代歷史評價。
當然，筆者也不是為郭沫若所做的“壞事"推捼，實際上，其主觀上的責任是無法推脫的。
"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
(圖片源自網(wǎng)絡(luò)，謹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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