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清朝歷史：四川的民族關系——改土歸流，

明代“踵元故事”，在西南民族地區(qū)設置土司，而清又沿襲明制，凡明代上司于清初歸附入貢者，一律承認他們原有的世襲稱號。但清王朝對土司的管理更加嚴密，高度統(tǒng)一的封建專制集權制度和割據(jù)一方的土司制度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尖銳。

清朝四川地圖

改土歸流，即廢除土司制度，改設流官，這在明代已經開始，但僅限于個別地區(qū)，而沒有普迫實施。清康熙四年和六年，水西、烏撒先后改流，三十一年，東川也在“獻土改流”的名義下廢除了土司制，但習俗仍泊，改革并不徹底。土司之間互相仇殺，爭奪地盤，擄掠人口，攔截商旅等諸種情況，依然存在。而且，從歷史上講，誠如魏源所說:“明代播州、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shù)十萬，彈天下力而后鏟平之，故云、.貴、川、廣恒視土司為治亂。”。所以，吳三桂失敗之后，西南的邊防大計就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清王朝的議事日程，而改土歸流便很自然地成為了一項緊迫的任務。

烏蒙、鎮(zhèn)雄、東川三土府，地居云貴川三省交界處，改土歸流，首當其沖。雍正四年，部爾泰奏請將三府從四川劃歸云南，盡撤東川土目，八年，烏蒙、鎮(zhèn)雄兩地土司叛亂，清廷派重兵征剿，并在東川、烏蒙設府，在鎮(zhèn)雄設州，鞏固了改土歸沈的成果。此時，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兼有四川馬湖府磨坡長宮司屬地，于雍正六年襲殺清軍將領，黃螂、雷坡等也紛起響應，清世宗即詔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鄂爾泰節(jié)制，于是清軍從滇黔分路入川，俘獲雷坡土司楊明義、“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坡、吞都、黃螂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襲千余里，皆置營汛，形聯(lián)勢控”。清軍在涼山地區(qū)掌握了主動權，掃除了改土歸流的障礙，乃升建昌為寧遠府，以衛(wèi)地置西昌縣，改寧番衛(wèi)為冕寧縣，鹽井衛(wèi)為鹽源縣，并設會理州與越嵩廳。此外，在涼山東部，雷坡、黃螂也呈繳土司印信，由清廷改置了流官。不久，酉陽土司冉元齡老病不能治事，二子互爭襲職，當?shù)匕傩沼珠_列土官違法事實，具呈上控.清王朝乘機派兵將冉元齡軟禁，元齡迫干形勢，遂自請改流。西陽鄰近重慶，土司的這一舉動當然是清王朝樂意接受的，于是在雍正十二年，改酉陽為縣。

清朝文物

藏族和羌族地區(qū)，康熙二年，平定石泉、茂州之上下五族爵寨時，即置撫夷官一員，“輸婚認糧”，“近茂州者，責之茂州隴木司管束，近石泉者，責之石泉縣唐、李二土司管束”。其后，土官被革，“于是石泉有撫夷，無土官，番民大小訟獄，歸縣辦理”。又如天全于雍正七年改流，設知州一員駐扎碉門。在巴塘和里塘，清王朝以兩地土官“原無世代頭目承襲”為借口，規(guī)定此后“照流官例，如有事故，開缺題補”。在雜谷土司地區(qū)，清廷多方削弱土宮勢力，改其地為雜谷屯寨、乾堡屯寨、上孟董屯寨、下孟羞屯寨和九子屯寨，均設屯守備。這種屯守備制度實際上;是改土歸流的另一種形式。道光初，茂州土百戶所轄各寨，或編入民戶，或改為“里”，里設保長，這也屬丁局部改流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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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歸流涉及四川、云南、貴州、湖南、廣西諸省，情祝復雜，斗爭尖銳，改流任務不可能一跳而就。雍正時，在某些具有重要軍事意義的地區(qū)，工作做得比較徹底，但在另一些地區(qū)，仍有很多遺留問題沒有解決。有的在名義上改了，而實際上未變，如黃螂土司早在雍正時已追繳印信，但后來仍占地360余里，有土戶640余家。有的地方還長期保持土流兼治.局面，如九姓土司，“長官率紋挎子”，道光初，四川總督仍舊奏請“戶口地丁錢糧歸長官司經理，其考試訟獄歸p州兼理”。據(jù)魏源《圣武記》卷7附錄所記，雍正大規(guī)模改流后，四川保留的土司，計有宜撫便3，安撫使21，長官使260嘉道時期，雖然對他們有所觸動，但進展甚微，而川邊藏區(qū)的繼續(xù)改流，已經是清末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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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明代還是在清代，改土歸流都包含著民族壓迫的一而.但改流的積極意義是主要的，它消除了土司割據(jù)，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和邊防建設，也適當減輕了土民遭受的剝削壓榨，并有助于加強兄弟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聯(lián)系，這對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發(fā)展是有促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