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報國，有人誤以為是岳飛背上所刺的四個字，
其實謬誤，岳飛背上所刺的四個字是“盡忠報國”，
【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zhàn)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系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辫T曰：“鑄豈區(qū)區(qū)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萬俟卨】~~《宋史-何鑄傳》
而精忠報國，卻是源自南宋高宗授予岳飛的“精忠岳飛”的旗幟，這也是南宋官方最高統(tǒng)治者對岳飛的肯定和褒獎，
岳飛的精忠報國是行為，盡忠報國是思想，
如何論證，如何區(qū)分呢？岳飛之忠，是否愚忠？
無論岳飛是精忠報國還是盡忠報國，核心就是“忠”，靈魂則是“國”！
提起“盡忠報國”，很多人就會想到一個忠臣義士，滿是一副愚忠的人物形象，歷史上真實的岳飛卻是很有主見，性格十分倔強的人物，
試問哪個男人沒有點主見和倔強性格呢？特別是影響了歷史的重要人物，這種性格更是突出。。。
岳飛是從來都不曾“愚忠”的，流傳的民間演義小說卻虛構杜撰出岳飛的“愚忠”形象，而且自明清以來，岳飛竟然成了統(tǒng)治階級“忠君至上”的典范，
而近現(xiàn)代史林也屢屢為評價岳飛之忠而操筆伐戈，僅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關于岳飛是否“愚忠”的大辯論至今，見諸報章刊頭的專文，已逾數(shù)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評史兼論及岳飛之忠者，更是無以盡計。然縱觀諸家之說，大約可分為兩派：
其一，是所謂“愚忠”說，依據(jù)民間演義小說和評書的描述,認為岳飛之忠，是絕對忠君，認為岳飛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驅(qū)使下干的,甚至直到臨刑前，“還愚不可及地希求趙構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飛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業(yè)”,鑄成千古奇冤。
這種話，這種思想，這種論調(diào)，可謂滑天下之大稽。。。[靈光一閃][靈光一閃][靈光一閃]
其二，承認岳飛之忠確實包含部分忠君思想，但絕對不是對皇帝無限忠誠，還有對國家民族、江山社稷的忠誠。如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說：“岳飛確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像后世人渲染得那么嚴重……岳飛的悲劇在于既要愛國，又得忠君”。而龔延明先生則更具體地指出：“在抗金斗爭和反對趙構、秦檜妥協(xié)投降政策上，岳飛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對待農(nóng)民起義問題上，岳飛確有忠君思想”。可是僅僅對岳飛忠君與否進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
“忠”，是中國封建社會倫理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規(guī)范。它不僅有一個形成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社會人身上體現(xiàn)時，還有著不同的內(nèi)涵。
在先秦時期，“忠”是表示各種人際關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僅具有廣泛的社會適用性，也具有非常豐富的倫理學內(nèi)涵，
自秦漢封建專制形成之后，“忠”便成為君王對臣民的單向絕對要求。
孟子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在孟子的思想里，“忠”的內(nèi)涵，被強制的唯一地釋為“忠君”范疇。
到了唐末、五代期間，“君權天授”的迷信，被農(nóng)民起義和統(tǒng)制階級內(nèi)部的激烈傾軋碾的稀碎,兵強馬壯的軍閥武夫，只需挾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弒帝，自稱孤寡。譬如“不倒翁”式的馮道幾易新朝，卻全無不忠不義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強兵逼君“禪讓”而建國之后，為了鞏固趙宋王朝的統(tǒng)治，才重新宣揚“忠君”的老調(diào)子。
歐陽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為褒貶。
宋真宗時的太子喻德魯宗道私入酒肆飲宴賓親，被糾察抓獲，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為夸贊，譽為忠于君而不敢隱己私的典范。
社會存在才是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的，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誰會癡信“忠君”之行為天經(jīng)地義呢，所以，盡管宋王朝皇帝費盡心思，一直沒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對魯宗道的小題大做，正是當時社會欠缺“忠君”風范的反證。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響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揚“忠君”的啦啦隊，但卻旗幟鮮明地摒棄了只強調(diào)臣民絕對服從君王的愚忠概念，轉(zhuǎn)而強調(diào)君王應以社稷國家之久遠利益為忠的前題，即所謂“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時刻“為江山社稷計”。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盡忠。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則更尖銳地指出：“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易也。然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
不難看出，這些大宋臣民已沒有多少“愚忠”的意識，竟然不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開宣稱：若君王多行不義，臣民不僅不必忠其君，甚至“ 放”、“弒”（殺掉）之，也是理所當然！注意，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卻對此說得滿不在乎。
南宋初年，忠于國家已成宋人最光榮最基本的職責，也成為社會檢驗某種行為是否“忠義”的主要尺度。
金軍大規(guī)模南侵“搜山檢�！弊侥酶咦谮w構，趙構跑的比兔子還快，甚至躲到了海上和吳皇后的裙子下邊才脫身，
那時候的人民并不知宋高宗趙構已經(jīng)逃亡到何處時，卻仍然堅持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國斗爭：北方蜂擁興起無數(shù)“忠義民兵”，接連又出現(xiàn)了壯烈的陜州保衛(wèi)戰(zhàn)、徐州保衛(wèi)戰(zhàn)、楚州保衛(wèi)戰(zhàn)……就連曾與宋王朝統(tǒng)治階級血戰(zhàn)到底的各路農(nóng)民、漁民、士兵起義軍，也毫不猶豫地把矛頭指向金兵，而與宋朝抗金軍民站到了一起，岳飛就是他們最杰出的代表。
正是因為社會以國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決心抗金更難。曾幾何時，當宋高宗和秦檜一伙打著“盡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宮而賣國投降時，南宋朝野之間不僅不對皇帝惟命是從，相反，各階層人士都強烈表示反對和憤慨。小小的樞院編修官胡銓憤而上《乞斬秦檜書》，兩日之間，坊刻萬千，傳遍天下。在歷數(shù)秦檜誤國的同時，也毫不客氣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污………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羞忍恥…….天下后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宋史-胡銓傳》
大臣范如圭也警告高宗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敵之臣哉！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這“意外之患”是什么？為何“不可勝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顯然是指天下“六軍萬姓”要憤而唾棄皇帝！決不會是百姓對他的 “無限忠誠”~~《宋史-范如圭傳》
范如圭另外還寫信給宰相秦檜說：自靖康以來，金國女真軍隊所殺戮的，不是宋軍將士的父兄，就是他們的子弟，宋軍將士們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將其肉“臠而食之”，而秦相公你卻對金國“愛信之如天屬之親”，那么“萬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歸罪于相公”，秦相公你知罪嗎？但秦檜卻恬不知恥地揚言，說他自己“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把無恥演繹到了極點。。。[打臉][打臉][打臉]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當?shù)伛g斥了秦檜的這些無恥讕言，而且還嚴厲地警告秦檜，范如圭說：秦相公你如果犯了眾怒，陷君主于不義，那么秦相公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謗而已”，秦相公你“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
為民生計，為國家計而痛斥奸賊，乃大忠也！�。�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岳飛之忠，在于民族國家，[贊][贊][贊][玫瑰][玫瑰][玫瑰]
偉大的民族英雄岳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這樣一個漢民族危亡不定的時代里。岳飛是以“忠勇”贏得英名的，岳飛所“忠”的對象是什么？宋高宗獎給岳飛“精忠岳飛”旌旗時，當然是希望岳飛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飛背上深入肌膚的四個大字卻是“盡忠報國”！國是指什么，僅僅是皇帝嗎？僅僅是宋高宗趙構本人嗎？當然不是。。。
可是有那么一群人一再撰文強調(diào)：在中國封建時代，國家和君主、母國和朝廷，完全是同一個概念，岳飛不可能完全分辨清楚的，所以“盡忠報國”，即是為趙宋王朝的家天下盡忠，為朝廷盡忠自然也就是為皇帝盡忠。
這些人的實際面目就是只會狺狺狂吠的無脊之狗，滿口“忠君愛國”肚子里卻充斥著男盜女娼，因為這些貨色的言論無一字、無一言讓敵人放下惡行，放下刀槍。。[靈光一閃][靈光一閃][靈光一閃]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兩宋時期社會思想的實際內(nèi)涵變化，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恰恰正是從宋代開始，準確地說從北宋末南宋初開始，“朕即國家”的概念就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極其尖銳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堅決抗金與趙構、秦檜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將皇帝與國家分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周寶珠先生在《試論南宋軍民與岳飛反對宋高宗對金投降活動的斗爭》一文中，對此曾作了深入論述，周先生列舉了這樣三條史料：
一，宋欽宗下詔割太原等三鎮(zhèn)時，北宋宰相何粟居然當朝痛斥宋欽宗一伙道：
“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
二，宋高宗和秦檜一伙準備對金屈膝求和時，南宋樞院編修官胡銓憤而上《乞斬秦檜書》：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強烈呼吁高宗宰了奸賊秦檜。
三，南宋御史方廷實，當宋金紹興議和時，方廷實在奏章中寫道：“嗚乎！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看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是何等清楚，于是不難看出，何粟、胡銓把天下說成是“祖宗之天下”，具體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
方廷實說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話。天下國家是誰的？是中國人的天下（當然是指宋朝統(tǒng)治區(qū)內(nèi)各族人民），具體說就是“群臣、萬姓、 三軍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趙構一個人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說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國家的本質(zhì)區(qū)別，那就根本無法理解以岳飛為代表的宋朝軍民，為何能如此自覺地進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爭了。
所以，岳飛作為一名武將，不能像文臣方廷實那樣直言不諱，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銓等文臣那樣激揚文字，但是，岳飛在忠于陛下還是忠于國家的問題上，卻一點也不含糊：
岳飛抗金斗爭的一生，清楚地證明了這位民族英雄對祖國的忠誠、熱愛與對宋高宗趙構、秦檜等賣國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徑的強烈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