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并不主張以德報怨,而是以直報怨,同時儒家也有儒家的血性。
儒家重“義”,講究有所為有所不為,比如儒家先賢孟子曾用其“大丈夫精神”指出,一個稱得上大丈夫的人,在面對利與義的沖突時,會毫不猶豫“舍利取義”。所以,儒家并不是軟弱或者“和事佬”的代表,相反,儒家十分有血性。可能亦是因為如此,西漢雖獨尊儒術,但軍隊卻是十分有血性。
1、儒家講究以直報怨,并非以德報怨
講究“以德報怨”其實出自道家,而儒家講究的是以直報怨。我們重點來看看儒家之以直報怨的內(nèi)涵。在《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這句話的大概意思就是,有人問孔子:“面對惡行,用善意去回應,這樣做可以嗎?”
孔子回答說:“用善意去回報惡行,那么用什么去回報善行?面對惡行,就要讓惡行得到其應有的代價,而面對善行,就用善行去回報。”
可見,孔子也是一個“有脾氣”的人,如果有人行惡,孔子認為,就要讓行惡的人付出相應的代價,而不是盲目去包容。所以,儒家講究以直報怨,并非以德報怨。
2、儒家“以直抱怨”講究讓“惡”獲得其應有的懲罰,這其實也表明了孔子對禮儀制度的維護
孔子一生都在為“恢復禮制”而奮斗,他的許多思想,也大抵有其維護“禮儀制度”的影子。有人說孔子之“禮制”是維護貴族階級的“禮制”,是“別有用心”。“別有用心”肯定不是,而維護貴族階級,亦并非孔子本意。
首先,孔子那個年代,自古以來都是君君臣臣,而周王朝在周公之禮的維系下,尊卑分明,各安其職,確實也創(chuàng)造過盛世景象?鬃悠诖氖歉魉酒渎氈畤┟癜驳氖⑹乐,而并非有意去維護“貴族階級”。同時孔子也沒有什么“別有用心”,“別有用心”不過是后人的“臆測”罷了。退一步來說,如若孔子別有用心,那定是求利,但是縱觀孔子一生,他因“提倡禮制”何曾獲得過什么好處,反而多年流浪在外,不得歸國。而所謂的“名垂千古”,孔子自己難道還能預料到自己能夠成為幾千年后的“大紅人”?所以“別有用心”無從說起。
而孔子所宣揚的“禮制”,里面不僅有對社會尊卑的維護,也有對惡人的懲罰。所以,孔子繼而提出了“以直報怨”,認為面對一個人的惡行,要根據(jù)制度規(guī)則中規(guī)定的那樣,讓其付出其惡行應有的懲罰。在這里,“禮制”也成了懲罰惡人的“衡量標準”。所以孔子宣揚“以直抱怨”。
3、儒家無“血性”?相反,儒家血性十足,孟子之大丈夫精神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儒家無血性這個說法,屬不客觀的評價,儒家對“義”的堅守,可謂是血性十足。舉個例子,儒家先賢孟子曾經(jīng)在其提出的“大丈夫精神”中議論過“義”與“利”的關系。孟子認為,一個擁有大丈夫精神的人,定是“居仁由義”的人,心中常懷仁,行事從義。面對義和利發(fā)生沖突的時候,孟子認為,一個擁有大丈夫精神的人,應該毫不猶豫舍利取義,甚至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
所以,孟子認為,儒家之君子當是行事從義之人,在面對義與利沖突的時候,君子往往會舍生取義,血性十足。所以,儒家之門徒可并非是軟弱可欺之輩,深諳儒家學問真諦的學子,當屬血性十足的大丈夫。
綜上所述,儒家所宣揚的并非以德報怨,而是以直報怨,而以直報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孔子維護“禮制”的思想。畢竟所謂的以直報怨是要人們面對他人惡行之時,讓惡行獲得其應有的懲罰。那么懲罰的度在哪里?如何拿捏這個“應有”?這就需要國家之“禮儀制度”來發(fā)揮其作用了,所以儒家宣揚“以直抱怨”。同時,儒家學說并非沒有“血性”的學問,相反,儒家也有可以豁出性命的“堅持”,那便是“義”,這一點從孟子之舍利取義的大丈夫精神就能看出來。所以,某種程度上說“西漢雖獨尊儒術,但軍隊卻是十分有血性”這一行為也不是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