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不是非常信任東林黨，而是因為自萬歷以來，東林黨在和閹黨、齊楚浙三黨聯(lián)盟中獲得了最終勝利，在朝廷上一黨獨大，也就是所謂的“眾正盈朝”。而且崇禎的父親朱常洛、哥哥朱由校。包括自己的繼位，其中都有東林黨盡心盡力活動的影子，對朱由檢一家有偌大的功勞。
東林黨人雖然做事不行，可做人卻是沒得說的，可以說是掌握了道德的制高點，這在剛愎自用，容不下一絲差錯和污點的崇禎皇帝來說，更是一種十分難得的品質(zhì)，所以于公于私，崇禎都很依賴東林黨，或者說是不得不依賴東林黨。
東林黨人做事，是馬屎表面光、里面一包糠，他們無時無刻不以儒家經(jīng)典來做人，一切以道德文章至上，以王道行之。可是治理國家如同烹飪，油鹽醬醋啥的都得下，不能光靠道德文章來治理，還得以鐵腕手段來辦事，也就是漢宣帝所說的“王霸之道”，以王道服人、以霸道御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東林黨人過度解讀道德，如此一來勢必影響其他方面的調(diào)料，他們把崇禎、把大明坑死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東林黨在萬歷年間開始崛起，到天啟年間掌握了大權(quán)，但治國能力甚至連受人唾罵的閹黨還不如
東林黨的興起，是在萬歷三十二年，由罷官回家的原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在當?shù)刂⒏缓赖馁Y助下，重開東林書院開始開壇講學而來。
當時的大明內(nèi)憂外患，內(nèi)部是萬歷皇帝和群臣之間關(guān)于“國本事件”而鬧翻，萬歷皇帝甚至以罷朝來抗議群臣，之后又是圍繞著太子朱常洛而爆發(fā)的“三大案”，還有后宮干政等，整個大明機構(gòu)處于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而外部就更熱鬧了：西南土司造反、東南荷蘭入侵臺灣、東北后金勢力抬頭，大明處于三面包圍之中。
正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這樣的局勢下，就有一大批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想要解決這諸多問題，而顧憲成又因為國本事件中對萬歷皇帝據(jù)理力爭而被罷官回家，如此一個剛直正義的人，很自然就成為那些報國無門的士大夫們的旗桿，于是“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呼應(yīng)”，在明朝士大夫集團中有很大的市場。
- 明朝士大夫是一個比較奇葩的群體，在張居正十年改革中，雖然文學思想受到了壓制，但由于經(jīng)濟發(fā)展，資本主義思想開始興起，或許也是被壓制久了，士大夫們的思想也更加開放，舉世震驚的《金瓶梅》就是在萬歷年間寫成的；
- 張居正去世后其政策都遭到了清算，萬歷皇帝親政之后開始開放思想，當時的社會主流就是抨擊時政、針砭時弊，士大夫們以犯上為榮、以打屁股為傲，沒被皇帝打過屁股的都不好意思在伙伴面前站著，萬歷皇帝以帝王之尊，最后卻被群臣針對得被迫隱居，這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 顧憲成本人雖然只在無錫講學，但其勢力已經(jīng)影響到了朝廷，其最得力的“助手”，分別為淮南巡撫李三才和內(nèi)閣輔臣葉向高，此二人后被《東林點將錄》編為水滸里的托塔天王和及時雨，后面東林黨人逐漸進入朝堂，執(zhí)掌權(quán)柄，多是出于此二人的幫助，尤其是葉向高。
萬歷四十三年，此時東林黨魁顧憲成已經(jīng)去世四年之久，東林黨的影響力卻是與日俱增，隨著這一年爆發(fā)的“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東林黨擊敗了以鄭貴妃為首的外戚，穩(wěn)定了太子朱常洛的位置，成為了太子黨，由此聲名遠揚，之后還因為擁立了朱常洛、朱由校兩代帝王，葉向高被任命為內(nèi)閣首輔，而東林黨人也占據(jù)了六部、大理寺等顯要職位，正式執(zhí)掌文官集團。
東林黨以孔孟為本，做事也多是以孔孟之道為標準，本來在天啟朝還有閹黨和齊楚浙三黨相抗衡，可是到了崇禎朝，閹黨、齊楚浙三黨相繼覆滅，整個大明王朝成為了東林黨的一言堂。
這些人都是死抱著書面文章，鉆著課本的案例來辦事，卻沒有從實際上了解帝國的內(nèi)外環(huán)境，總認為按照孔孟之道來辦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僅靠道德說教是成不了事的，后金的騎兵、農(nóng)民的鋤頭、經(jīng)濟的貧困、土地的縮減、士兵戰(zhàn)力的低下，這些都需要腳踏實地地干，不可能憑著一張嘴就解決了。
如此一來就陷入了晉朝時期的空談?wù)`國錯誤，甚至比晉朝還嚴重，畢竟晉朝士大夫們在朝廷的影響力還不算強大，所謂空談、玄學也多是在民間發(fā)展，可是東林黨是掌握了政治導向的，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整個國家前進的指示牌，在高談闊論之下卻無一人愿意去辦實事，光說不練。
因為辦實事意味著改革、改革意味著得罪人、得罪人意味著有污點，有污點意味著背離了孔孟“仁義”之道，所以東林黨人只說不去做，辦事的人也只挑好的、符合東林規(guī)范的做，整個崇禎朝十七年，從天啟朝留下來的憂患一件都沒解決，反而矛盾是愈演愈烈，最后把復(fù)生有望的大明給活活玩死了。
除了不做事外，東林黨還結(jié)黨營私、排除異己，被他們坑的幾個武將，基本都是大明后期能力挽狂瀾的擎天巨柱
其實東林黨人里也不是沒有能人，比如孫承宗就是一個，他在萬歷三十二年參加科舉，在“梃擊案”因為力保太子朱常洛而成為了東林首腦人物魁之一，《東林點將錄》中以地短星鄒淵比擬。可是其他不同于高居朝堂的東林黨人，孫承宗是少有的肯腳踏實地做事的人才，他在防備后金時得心應(yīng)手，打造了后金騎兵無法突破的關(guān)寧防線，就是因為他曾在邊境做過事，在和后金對峙中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適合大明王朝的防御體系，并將其交給自己的學生、薊遼總督袁崇煥。
而對于其他無所作為的東林黨人，孫承宗也絲毫不給情面，像兵部尚書王在晉，天啟二年當任兵部尚書，經(jīng)略遼東、薊州、天津、登萊等重鎮(zhèn)，在他的主持下，主張放棄外圍防御，明軍全部退守山海關(guān)，命令一下就遭到了袁崇煥的拒絕，在首輔葉向高無法抉折之下，孫承宗以內(nèi)閣輔臣身份親自趕往山海關(guān)巡視，回來后直接否決了王在晉的想法，讓天啟帝朱由校罷免了王在晉的遼東經(jīng)略職位，提拔袁崇煥鎮(zhèn)守寧遠，修筑關(guān)寧防線，訓練關(guān)寧鐵騎。
孫承宗和王在晉，就代表了當時大明朝兩種完全不同的執(zhí)政方針，而寧錦會戰(zhàn)的勝利，也標識著孫承宗的做事方法才是正確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靠著幾本兵書是不可能御敵成功的。可惜的是，東林黨里的“孫承宗”太少了，倒是猶豫不決的“葉向高”和死抱課本的“王在晉”太多了，在孫承宗之外，因為東林黨而被冤枉坑害的能人，同樣不在少數(shù)。
- 薩滸爾之戰(zhàn)被譽為努爾哈赤的問鼎之戰(zhàn)，此戰(zhàn)后后金的兵鋒開始南指大明，為了解決遼東的混亂局面，萬歷皇帝破格大膽起用御史熊廷弼為遼東巡撫，鎮(zhèn)守遼東。在熊廷弼的主持下，從未吃過敗仗的努爾哈赤被敗于浦河，損失了七百多八旗精銳，這是努爾哈赤第一次遭受慘敗，對八旗子弟的士氣造成了極大的打擊。清朝曾國藩曾感慨道：“如果熊廷弼在的話，我大清安能入關(guān)”；
- 可是由于熊廷弼不附東林黨，也不附閹黨，處于中立派系，性情與眾人格格不入的熊廷弼就成了眾矢之的，在東林黨魁楊漣多次彈劾之下，熊廷弼暗然離職。而熊廷弼一走，接任的薊遼總督袁應(yīng)泰不懂兵事，只不過是因為其為東林黨人，結(jié)果被努爾哈赤打得丟盔卸甲，大明把后金扼殺在搖籃里的最好機會，就這樣在黨爭之中失去了；
- 此外，孫承宗、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這些有能力挽救大明的能臣，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東林黨的彈劾，偏偏崇禎皇帝又是一個偏信偏聽的主兒，結(jié)果就是武將殺了一個又一個，而取代他們的多是東林黨人，不懂作戰(zhàn)而身居前線，結(jié)果就是地盤越丟越多。
《明史》記載道“明季士大夫問錢谷不知，問甲兵不知”，這并不是完全的抹黑東林黨，而是確實如此。
除了坑人之外，東林黨連皇帝也坑，為了保住自己的錢袋子，東林黨誓死不讓崇禎加派賦稅
崇禎朝的大明局勢雖然險峻，但也不是無力挽救，畢竟后金和農(nóng)民起義，靠著大明軍隊還是可以鎮(zhèn)壓得住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錢。
萬歷年間，當時大明賴以生存的土地問題十分嚴重，由于朱元璋規(guī)定宗室不用交稅，于是很多有土地的百姓紛紛將名下的土地寄托在皇親貴族手里，以此來逃稅。朱元璋時期可以用來收稅的土地有八百萬頃，可到了明中后期足足縮水了一半，只有四百萬頃了，當然土地是不會憑空消失的，這些不如戶部記錄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朱家子弟的產(chǎn)業(yè)，連皇帝自己都有“皇莊”來填飽自己的口袋。
到了崇禎朝，由于戰(zhàn)事頻繁，錢更是重中之重，沒錢就寸步難行，本來除了土地稅外，崇禎前幾任皇帝都有其他手段增加賦稅，比如正德帝就從關(guān)稅入手、天啟帝就從商業(yè)稅入手，而著名的張居正改革，就是從清丈土地、開放關(guān)稅、商業(yè)稅為主，僅十年的積累就已經(jīng)足以支撐耗資巨大的萬歷三大征。所以到了崇禎朝，同樣也可以從以上的幾種稅收入手，增加國庫收入以應(yīng)付軍費支出。
可是東林黨人卻十分拒絕增加商業(yè)稅，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基本上都有商人的背景，“為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在萬歷皇帝大力征收礦稅時就遭到了東林黨人的集體反對，而反對收商業(yè)稅也是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所以每到崇禎皇帝有意加強商業(yè)稅的時候，東林黨人就集體上書反對，而在集體壓力之下，崇禎皇帝也沒有萬歷皇帝那樣硬氣，最后不得不聽從東林黨的“建議”，不了了之了。
失去了商業(yè)稅的擴源，崇禎只能繼續(xù)將稅收加重在農(nóng)民身上，加收農(nóng)業(yè)稅和裁減機構(gòu)，靠節(jié)流來省錢，征稅過重加之災(zāi)難頻發(fā)，就這樣激起了全國范圍內(nèi)的農(nóng)民起義，而最后毀滅大明的闖王李自成，他之所以會加入義軍，就是因為在崇禎元年裁減了各地驛站后，李自成失業(yè)又背了一身債，走投無路之下才投了高迎祥的起義軍。所以從結(jié)果來看，崇禎裁驛站是滅亡大明的導火索，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東林黨死抱著自己的錢袋，不愿為國家分憂所導致的。
而相比于國家的貧窮，東林黨人倒是賺得盆滿缽滿，托塔天王李三才家中存銀高達五百萬兩，蘇杭一帶更是富得流油，南明時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設(shè)立江北四鎮(zhèn)抵御清軍南下，兵力共計三十萬，所需糧餉高達每年兩百萬兩，而江南地區(qū)有錢，一次性就給了一年半的軍餉共三百六十萬兩，這比起不到一年之前，崇禎皇帝在面對李自成兵臨城下時，連區(qū)區(qū)六十萬兩都湊不齊的窘?jīng)r，江南可真是有錢��！
總結(jié)：在崇禎皇帝當政的時候，東林黨已經(jīng)一支獨秀，掌握了整個朝廷的聲喉，崇禎皇帝既沒有先祖朱元璋的殺伐決斷，也沒有爺爺萬歷皇帝敢于挑戰(zhàn)文官力量的魄力，就連哥哥天啟皇帝重用太監(jiān)制衡東林黨的手段都沒有，所以崇禎皇帝是不得不信任東林黨，相信如果還有選擇的話，崇禎皇帝寧可相信魏忠賢也不會再相信東林黨了
而事實上，崇禎皇帝在中后期時，已經(jīng)意識到東林黨的無所作為，于是又開始大力起用自己一手摧毀的閹黨，可是東林黨的力量太過強大了，閹黨里又沒有魏忠賢這樣的人物，而崇禎皇帝也不是天啟皇帝那樣不管事的逍遙天子，而是事必躬親的工作狂，和朱元璋時期一樣，宦官在崇禎朝已經(jīng)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也無法成為一支能夠制衡東林黨的勢力。
崇禎皇帝還是被東林黨坑死了，他好聲好氣地要錢不行，結(jié)果在李自成的藤鞭之下，朝廷百官交出了近四千萬兩的贖金，這筆錢要是他們肯拿出來給崇禎的話，大明也不至于滅亡了，所謂的“眾正盈朝”，到最后卻最先投降了李自成，做了闖軍的引路人，而崇禎皇帝死時，身邊只有一個太監(jiān)王承恩陪著他殉國，這實在是一種諷刺。
作者/一貳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亂編，喜歡點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