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劉備在白帝城病危時,曾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乍一聽,這是劉備臨死前對諸葛亮的一番推心置腹之辭,細究起來其實不然。這里面其實包含著劉備深深的疑慮,因此,史書這樣描述劉備這種矛盾心理:“先主之疑,終身而不釋”。也就是說,撕開君臣間表面那層脈脈溫情,其實劉備對諸葛亮的猜疑伴隨其終身。他臨終托孤時的一席話,看似發(fā)自肺腑,其實暗含試探甚至敲打之深意。
諸葛亮心細如發(fā),謹慎異常,他豈能聽不出劉備話里藏刀之寒意。劉備話音剛落,他急忙含淚表示:“臣敢竭肱骨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 。這樣近乎指天發(fā)誓地表明心跡,諸葛亮急欲解釋之心可以想見。
從以上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關(guān)系,除了相處融洽,“猶魚之有水也”、在內(nèi)政外交政策上大多看法相同外,還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不和諧、不一致甚至不甚相契的另一面。
劉備死后,十七歲的劉禪繼位,是為蜀后主。他改元建興,大赦天下,同時為劉備發(fā)喪。諸葛亮被封為武鄉(xiāng)侯。接著他成立丞相府,掌管全國行政大事,建立決策后重大事項須向后主劉禪報告的制度,建立丞相指導(輔佐)皇帝的制度。
就這樣,蜀漢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表面在劉禪的宮中,但這權(quán)力只是名義上的,實際政務(wù)都操于相府中,也就是說丞相府才是蜀漢事實上的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
劉禪上位第二年(224年),諸葛亮以丞相兼領(lǐng)益州牧。就這樣,蜀漢的軍政大權(quán)都被諸葛亮所掌控。
諸葛亮因劉禪年輕,又受劉備臨終托孤;而劉禪自己也因父親的遺命,對諸葛亮以“相父”稱呼,“委以諸事”,于是諸葛亮義不容辭,全面擔負起蜀漢王朝的軍政重任。史載,諸葛亮夙興夜寐,“約官職,修法制”,勵精圖治,閉關(guān)息民,獎勵農(nóng)耕,恢復經(jīng)濟,建設(shè)蜀漢,以培國本。他的治國才能也是在劉禪即位后才得以充分顯露出來的。
之后,諸葛亮努力修復了與東吳的盟友關(guān)系,正式放棄了對荊州的爭奪。經(jīng)多年休養(yǎng)生息,整飭軍伍,諸葛亮率軍平定南中叛亂,又六次北伐曹魏,雖取得過很多次局部勝利,但卻未得中原尺寸土地,最后反而落得個國家窘迫、百姓疲憊的不堪結(jié)果。
那么,他六出祁山,可以說以舉國之力來進行這項規(guī)模浩大的軍事行動,卻“出師未捷身先死”, 不僅耗盡了國力,還落得個窮兵黷武的歷史評價,是他制定的戰(zhàn)略失誤?亦或軍事能力不行?還是另有玄機?
檢索史料,發(fā)現(xiàn)劉禪對諸葛亮傾力北伐的態(tài)度很曖昧,不僅不大力支持,甚至有些抵觸、消極。
劉備襲奪益州后,有了地盤,實力大增,雖遭夷陵慘敗,但諸葛亮努力恢復,又平定了南方的孟獲之亂,沒有了后顧之憂,這才可以全力以赴發(fā)動北伐。
但蜀后主劉禪似乎對什么“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宏大敘事不太感興趣,對諸葛亮發(fā)起轟轟烈烈的北伐曹魏軍事行動持消極態(tài)度。
從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臨表涕零”的話語中,很明顯可以看出劉禪并不太贊成他大舉北伐。
在小說《三國演義 》中,不論是諸葛亮發(fā)起的南征還是北伐,劉禪都不感冒,甚至還暗中掣肘、阻撓。比如諸葛亮平南中征孟獲時,劉禪說:“東有孫權(quán),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諸葛亮準備北伐時,劉禪又說:“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伐,恐勞神思”。
劉禪對于諸葛亮發(fā)動的每一次軍事行動,都顯得顧慮重重,不明真相的人以為他真的耽于享樂、昏聵庸碌,是個扶不起的阿斗。
其實,與其說劉禪不愿讓諸葛亮用兵,不如說他不愿意讓諸葛亮統(tǒng)軍。
在那個毫無規(guī)則與底線的叢林時代,有兵權(quán)才有安全,兵權(quán)幾乎代表一切。特別到了蜀漢中后期,主弱臣強,諸葛亮大權(quán)獨攬,國家的大事小情都是由他定奪,劉禪似乎也很擔心自己隨時都會被他廢黜。
劉備臨死前曾對諸葛亮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為成都之王”。這句話等于在點醒劉禪,眼前這位羽扇綸巾、身披鵝氅的“相父”,隨時都有可能廢黜掉自己、甚至會要你的小命。劉禪也知道,當年曹丕乘劉備新喪,自己剛剛登基的時機,聯(lián)合孫吳兵分五路伐蜀。就在大兵壓境,情勢萬分緊急之際,諸葛亮穩(wěn)坐相府中略施妙計,已經(jīng)無形中退去了四路兵馬。之后,又一舉擊退魏軍。諸葛亮“安居平五路”,可以說他個人的力量已經(jīng)凌駕于蜀國之上,更不要說“資質(zhì)平庸之君”劉禪了。
因此,劉禪終日擔驚受怕,他擔心的不是曹魏進攻,而是諸葛亮擁兵自重,尾大不掉,他唯一可以做的只有韜光養(yǎng)晦、裝傻裝愣, 裝出一副沉溺于聲色狗馬、渾渾噩噩的衰樣。蜀漢群臣對此也很清楚。劉禪暗中指使譙周,每當諸葛亮要大舉用兵前,總以天象不利為由勸其罷兵息戰(zhàn)。因此,和劉備一樣,蜀后主劉禪對諸葛亮北伐態(tài)度消極,對諸葛伐魏起到了不可小覷的牽制作用。
面對劉禪的猜忌與防范,諸葛亮出于自保心理,把北伐中原當做一種避禍之策。
在臣強主弱的格局下,諸葛亮的日子也很難過。當年劉備曾就立太子一事咨詢過諸葛亮的意見,諸葛亮含混的以“此家事也,問關(guān)、張可矣”作答,以局外人的身份,采取不偏不倚的態(tài)度,巧妙地避開了一場激烈的立儲之爭。諸葛亮沒有立即表態(tài)支持劉禪,劉禪很清楚,諸葛亮當然也明白個中厲害。劉禪即位后,諸葛亮在立儲一事上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使其陷于被動。白帝城永安宮托孤時,劉備的遺囑,劉禪肯定會知道如何理解,諸葛亮更是心知肚明。
如果劉禪忌憚自己,把自己當首要威脅因素,那么自己離殺身之禍就不遠了。
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眼下最安全的辦法就是抓緊軍權(quán),同時架空(不是取代)劉禪。
于是,諸葛亮在劉禪親政后依然不還政于他,而且,在完全可以派一位能征善戰(zhàn)的大將南征或北伐時,他卻執(zhí)拗的要親征,南征過后,又一次次義無反顧地兵出祁山,又一次次地鎩羽而歸......諸葛亮長期統(tǒng)兵在外,遠離了權(quán)力核心與斗爭漩渦——成都,也是一種避禍的策略。他深知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君臣已經(jīng)開始相互防備了,于是他不僅不肯交出軍權(quán),還不愿徹底還政于劉禪,以免自廢武功,坐以待斃。而且每次回成都上朝奏事時必帶甲士百人護衛(wèi),說明強烈的不安全感使他不得不采取如此非常的手段 ,不得不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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