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常說“人命關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成康之時更是刑措不用凡40余年,所以中國古代以“親親”、“親賢”治國,就此形成了人情社會,都是炎黃一系,名號不同而已,即使是改朝換代也沒有對前朝貴族斬盡殺絕。
在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權力是話語權的保障,對權力的分化和爭奪,會使得事情遠沒有是非黑白這么簡單明顯,一些人稀里糊涂的被卷進政治斗爭的漩渦,然后稀里糊涂地死了。漢武帝時的大行令王恢就是如此,只是他要好一些,因為他的政治覺悟,使得在他臨死前悟到了他被判罪的真正原因,可算是死的明白了。
(沒錯,你就是王恢)
王恢究竟有沒有可能免于一死?是有可能的。然而王恢卻自己堵死了生路,可謂是不作不死。如果王恢在獄中兩耳不聞窗外事,沒有積極走動關系,興許還有生機。為什么這么說呢?
這是因為對匈作戰(zhàn)背后,是漢王朝的權力的再分配,里面涉及到復雜的權力斗爭。王恢的大行令職務,只是一個“外交部長”,平時只負責處與四周蠻夷的交往事物,昧于漢武帝時期的西漢朝廷的政治態(tài)勢。
漢高祖劉邦開國,是誅除暴秦,底定天下,以不世之功被眾多諸侯王共同推舉為帝的。這種推舉意味著漢朝在高祖時代不具備實現(xiàn)封建專制帝制的可能,漢朝與其他諸侯國處于賓客之禮的關系。所以劉邦據(jù)關守河,守內(nèi)虛外,把關中平原經(jīng)營成自己的大本營,并在誅滅異姓諸侯王后,分封同姓諸侯王往各地鎮(zhèn)守。在朝廷里,漢高祖劉邦設計了三權制衡的權力方案:外戚(皇權扶持起來)、功臣集團互相制衡,雙方誰都難以做大,都必須依靠皇權來扳倒對方;為避免斗爭失衡,形成權臣架空皇權的局面,再設置外藩宗室使之投鼠忌器。功臣集團與外藩沒有利益關系,只能依托于皇權與外藩再形成權力制衡。
(漢代分封圖)
這一體系運轉了60多年,在漢景帝時發(fā)生了“七國之亂”,然而,漢朝中央政府并沒有借平亂勝利改弦更張,走中央集權的道路,依然在權力制衡的道路上亦步亦趨。直到公元前141年,漢武帝登基,這樣的權力局面依然沒有改觀。
這種“三權制衡”的政治局面,使得漢朝處于一種微妙的平衡,也使得皇權被限制,形成了類似后世“小政府、大社會”的治國思想路線,即是崇黃老之道,與民休息。這種治國策略使得漢朝初年經(jīng)濟得到快速的恢復和發(fā)展,民間日漸富庶。然而,中央政府的乏力,使得社會資源的組織和調度的效率很低,不利于政府進行重大的決策,比如對外戰(zhàn)爭。
漢朝皇帝的權利被限制,使得漢武帝在登基后的7年時間里,只能在上林苑打獵,做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虛君”。中央權力集中在竇太后為首的外戚集團手中,有過一段時間,漢武帝的太子位都不穩(wěn)固,在梁王去世后才得到了竇氏的支持。竇太后去世后,原有的外戚集團一時群龍無首,漢武帝趁機讓自己的娘舅田蚡上位,壓制原竇氏勢力,初步收回了部分皇權。然而,讓漢武帝始料不及的是竇氏的權勢被遏制,王太后周圍又再次形成了新的外戚集團。
兩個集團都掌握著財富和勢力,都能對當時的漢武帝的皇權造成威脅。那么,在什么情況下,中央最容易把分散的權力集中起來?
答案是:以大義的名義發(fā)動戰(zhàn)爭。
(占領道義制高點)
大義所在,是為權力基礎。皇帝是戰(zhàn)爭的總負責人,在大義面前,外戚都要服從皇帝的意志,不然就會被設計為叛國罪、貽誤軍機等罪名削除職爵;戰(zhàn)爭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涉及到財政、吏治、軍事、糧草等各個方面,只要皇帝不假手于人,這些物資和人員調度的權力就都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也就達到了借發(fā)動戰(zhàn)爭以實權的目的。
(漢武帝即位時疆域)
所以,漢武帝一開始先大造輿論,拿出半個世紀前匈奴單于寫給呂太后的侮辱信入手,在民族大義上把阻撓戰(zhàn)爭的言論壓下去,占住了道德制高點。然后令大行令王恢設伏于馬邑,調大兵30萬云集前線。相應的,不管是丞相、太尉還是朝廷其他官員,都要直接向皇帝匯報。在戰(zhàn)爭結束后,這些因為戰(zhàn)爭而設置的機構和匯報關系不會立刻解除,國家政治體制就會在無聲無息中轉向到中央集權。
如果馬邑之謀一戰(zhàn)成功,漢武帝就將取得前線軍事、后方政治兩個戰(zhàn)場的勝利,作為一個想有所作為的君主,漢武帝不想做“虛君”,因此對此事十分重視。
雖然有漢朝前期60多年的隱忍蟄伏,還做了很多誘敵之計,但畢竟是30萬人馬,難免百密一疏,在最后關頭,匈奴單于察覺異樣,即刻退軍,倉皇撤退。在伏擊戰(zhàn)中王恢負責軍事部分是攻擊匈奴人的輜重,可是匈奴全軍未損,10多萬騎兵大隊整建制通過王恢防區(qū),已有戒備。從伏擊戰(zhàn)的角度看,已經(jīng)失去了突然襲擊的意義。
(馬邑之謀)
后世的李定國在磨盤山設伏,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在最后關頭泄密,吳三桂大隊人馬即刻撤出埋伏圈,并掃蕩明軍埋伏地域。李定國左右沒有等到吳三桂清軍,見到前方火起,情知不妙,只好就地發(fā)起攻擊,把一場伏擊戰(zhàn)打成了攻堅戰(zhàn),吳軍和明軍都傷亡慘重。
如果王恢此時率軍襲擊匈奴,也會面臨與李定國磨盤山之戰(zhàn)同樣的局面。王恢為穩(wěn)妥起見,擔心一下子折損太多兵士,會影響皇帝對匈奴作戰(zhàn)的意志,因此在猶豫中錯過了戰(zhàn)機。前前后后籌備了經(jīng)年之久,30萬大軍勞而無功;貛熀,王恢被下獄。
此時,之前因皇帝發(fā)動戰(zhàn)爭被削除權力的外戚集團就此擁有了反對戰(zhàn)爭的理由,所謂“與匈奴打仗就是跟自己的影子作戰(zhàn)”之類,其真實目的,是將皇帝借戰(zhàn)爭收去的權力再奪回來,他們甚至因此形成了龐大的同盟軍,向皇帝施加壓力。
漢武帝十分清楚他們的意圖,他們反對戰(zhàn)爭是假,反對漢武帝集權是真。他們否定戰(zhàn)爭決策的正確性,是要在發(fā)動戰(zhàn)爭的權力上要挾漢武帝,使之不能再借戰(zhàn)爭之名行削權之實。漢武帝沒有跟著這些權臣們的思路走,他攬下戰(zhàn)爭決策的責任,并力保發(fā)動戰(zhàn)爭的道義不失,與權臣做針鋒相對的斗爭。漢武帝自己為馬邑之謀代言,已經(jīng)到了赤膊上陣的地步,群臣要是再敢反對,就等同于與漢武帝攤牌。也即是說,馬邑之謀失敗的那一刻,朝堂上政治斗爭就開始了。
(漢武帝在政治戰(zhàn)場上縱橫捭闔)
在王恢被羈押期間,漢武帝連行改錢法、疏通河道法等三項決議都在廷議中被否決了,漢王朝在權力斗爭中再次朝向黃老之道轉向了。黃老之道的意思是,漢武帝就要再回上林苑打獵,將國政悉數(shù)委托給這些朝臣。
如果此時王恢在獄中與漢武帝同聲連氣,堅定對匈作戰(zhàn)的正義性、必要性,寫奏折申明自己的貽誤戰(zhàn)機的罪過,深刻檢討自己不敢放手一搏的心理(給那些反戰(zhàn)爭的群臣上課),幫著漢武帝把想說而不能說的話都給遞出去,如此會讓漢武帝赤膊上陣時,不至于這些孤單。如此,漢武帝出于保存政治盟友的考量,會將他樹立起一個漢朝人畏戰(zhàn)、怯戰(zhàn),卻知恥而后勇的榜樣,容他戴罪立功。
可是,王恢卻行賄于田蚡等人,使得外戚集團有充足的口實來攻擊漢武帝的對匈戰(zhàn)爭的決策。如果王恢在此時被釋放,那么今后漢武帝就再難有發(fā)動戰(zhàn)爭的合法理由。因為權臣會說:當年馬邑之謀,空費大兵30萬毫無所得,圣上不知兵,自取敗之道也。這等于是絕了今后漢武帝再借戰(zhàn)爭之名集權的路,怎么能夠容忍?在政治角度上,王恢這種做法,等同于投敵叛變,性質相當惡劣?梢哉f,王恢先輸在了戰(zhàn)場沒有亮劍,又輸在政治上立場不夠堅定。所以,當他想明白這一層后,自語說:自己花錢買了個死。是夜,王恢自盡于獄中。
(廷議輿論紛紛)
王恢之死,確立了漢武帝對維護發(fā)動戰(zhàn)爭權力的堅強意志,此后漢武帝行借力打力之法,最終得以集權。漢武帝后期的丞相的權力已經(jīng)被限制到很小,朝政權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在藩國問題上,漢武帝再“推恩令”,打擊地方豪強,使得中央的能量遠遠大于地方。經(jīng)濟上,重用桑弘羊實行國進民退的經(jīng)濟措施,大行搜刮之法,充實國庫。執(zhí)政理念實為法家,然而法家的棱角過于鮮明,外以儒家飾之。此后,漢朝貫徹的“外儒內(nèi)法”的政治道路為歷代所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