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曾有“唐（堯）虞（舜）”的說法，夏朝之前有個“虞朝”，民國時還曾有學者呼吁：“給‘有虞氏’一個地位�！钡�受司馬遷《史記》的影響，一般將夏朝看作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夏商周統(tǒng)稱為“三代”。

我們都知道夏朝的開創(chuàng)者是【夏啟】，也有人認為是大禹哈，這里就不多說了。我們還是參照中學歷史課本上的說法。在夏啟之前有堯、舜、禹。【堯】就是【唐堯】的代表人物，舜就是【虞舜】的代表人物。這兩個人物就分別代表一個朝代（時代）。

在歷史文獻中常常是以“唐虞”這個詞出現(xiàn)。在《論語》、《史記》、《左傳》等很多文獻中都可以看到這個詞。唐虞在時間上也是與夏朝比較接近的�？脊艑W上差不多就是“龍山時代”。

龍山時代最典型的器物就是蛋殼黑陶。

沒有否認“唐虞”的存在，只是現(xiàn)代史學研究沒有把他納入正統(tǒng)王朝的范疇，而是以夏朝為第一個朝代。《史記》中也是將夏朝放在第一個朝代。

如果更廣一點來看，現(xiàn)在將夏朝之前的文明歸為“史前時代”，大家熟悉的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都是屬于史前文明。史前文明的探索主要依據考古發(fā)掘，然后結合《史記》等文獻來作研究。但關于史前文明的記錄都太虛幻了，很多內容更像是神話傳說。記載也沒后世那么詳細。我感覺主要有下面幾點原因吧。

1）目前來看，商朝才有了甲骨文，之前沒有文字，只能口口相傳，一代代下去，很難傳承，也很難不走樣。

2）時間距離我們太久遠了。正統(tǒng)的歷史傳記是從《史記》開始的，之前的記錄并沒有很系統(tǒng)。

我是阿斗，文物考古聊歷史，歡迎點贊關注！

相傳，禹治理黃河有功，受舜禪讓而繼承帝位。在諸侯的擁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陽城為都城，一說以平陽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國號夏。是為夏朝，而后，禹傳位于子啟，改變了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chuàng)中國近四千年世襲的先河，是中國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那么，夏朝之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的呢?追本溯源，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在漫長的時空歷程中夏朝之前的中國是怎樣的吧。

夏朝建立之前的歷史時期，統(tǒng)稱為“上古時代”�；蚍Q“遠古時代”、“三皇五帝時代”、“神話時代”。

在中國上古時代一般指夏以前的時代。在兩河流域和埃及一般指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歷史時代。因為上古時代沒有當時直接的文字記載，那個時候發(fā)生的事件或人物一般無法直接考證。這些事件和人物也往往帶有神話色彩。

自公元前3000至前21世紀,是中國文明初起的時代，有三皇五帝之說。三皇的說法不一，一般認為是伏羲，女媧，神農。傳說伏羲氏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致嫁娶，以麗皮為禮，創(chuàng)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而已考古發(fā)現(xiàn)中國最早的文字，就約在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確實應該是中華文化最早的代表。女媧是在伏羲氏以后為天下共主，她作笙簧，是音樂的開始，傳說她練石以補天，聚蘆灰以止滔水。神農氏(炎帝)繼女媧后為天下共主，傳說他是農耕和醫(yī)藥的發(fā)明者，又創(chuàng)造了五弦琴，開始蠟祭和市場。看來，至他開始，中華民族開始進入農耕社會�！拔宓邸蹦它S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史記-五帝本紀》)。

黃帝，姓姬(或云公孫)，號軒轅氏、有熊氏，原居于西北，后遷徙至涿鹿(今河北省涿鹿縣東南)一帶。炎帝傳為神農氏，姜姓，號烈山氏或厲山氏。時南方強悍的九黎族，在其首領蚩尤率領之下，和炎帝爭奪黃河下游地區(qū)，炎帝失敗，向北逃竄，向黃帝求救，并結為聯(lián)盟。黃帝統(tǒng)帥炎、黃二部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黃帝在大將風后，力牧的輔佐下，大敗蚩尤，結果蚩尤被殺。涿鹿之戰(zhàn)后，炎黃兩部落發(fā)生戰(zhàn)爭，黃帝擊敗了炎帝。從此，中原各部落咸尊黃帝為共主，炎、黃等部落在黃帝的領導下融合成華夏民族。故中華民族素自承為『黃帝后裔』，又因炎、黃兩部落融合成華夏民族，故也稱為“炎黃子孫”。

黃帝之后，最著名的共主有唐堯、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領袖，姒姓，又稱夏禹、大禹。相傳堯的末年，洪水泛濫，禹父奉命治水，花了九年時間而一事無成，而被堯處死。及舜即位，禹奉命繼其父治理洪水。禹用疏導的方法，廣修溝渠，終于根治了水患，從此成了華夏民族的英雄人物，被稱為“大禹”。

大禹之后就是夏朝了。禹死后，啟通過武力征伐伯益，將其擊敗后繼位，成為夏朝的統(tǒng)治者。是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yōu)椤笆酪u制”的第一人，自此，宣告原始社會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是傳統(tǒng)上被公認的中國第一個帝王。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中華帝國和其它古文明帝國一樣，從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區(qū)，不斷的和其它的部落聯(lián)合，融化和擴張，形成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帝國。當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時，現(xiàn)代人一直不能解讀他們祖先的文字，以致難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現(xiàn)代的中國人卻能讀通幾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華祖先的文化。因為我們中華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統(tǒng)一和連續(xù)的文明，中華文明的發(fā)展當然有受到外族的侵入，中國也曾經被外族統(tǒng)治過，但是，不是我們要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語言，文明，相反的，中華文明是一種不具侵略性，而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入侵者自己總是迅速的完全的被我們所同化，融合，使我中華文明更趨先進，更具活力。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我們先聽一首周杰倫的《愛在西元前》，妙動的旋律在耳邊回響，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題。而我們真正關注的是方文山先生為這首歌的作詞。

夏朝（約公元前2049年）之前的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僅僅存在傳說，民國史學家張蔭麟這樣說過“三皇五帝形象存在的功用就是把中國古代史大大簡化”。還是這首歌詞“當古文明只剩下難解的語言，傳說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詩篇”，所以說這種象征的精神對中華名族的影響力是不可忽視的。

此刻，讓我們的目光灑向廣袤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去尋找人類最早的文明。公元前6000年到前4000年，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已經開始人工灌溉，糧食的產出大大的超出了需求，進一步催生出了手工業(yè)，考古發(fā)現(xiàn)那時的亞麻紡織技術甚至超過了現(xiàn)代。公元前2270年，閃米特人薩爾貢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起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阿卡德帝國，將蘇美爾文明推向高潮，而這首歌詞就是對這個燦爛文明的最好詮釋！

古埃及文明出現(xiàn)于公元前約5000年，那位擁有史上最早調色板（化妝之用）的國王那爾邁在公元前3100年前統(tǒng)一了全部尼羅河流域，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

與此同時，公元前2700年，印度也出現(xiàn)了“河谷文明”，摩亨佐·達羅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那時候幾乎所有的房子里都有帶噴頭的浴室和衛(wèi)生間。腦洞一下，現(xiàn)在的印度到底是“進步”了嗎？

千年時光一晃而過，他們留下的不僅僅是傳說。蘇美爾人發(fā)明了楔形文字，進行了青銅的冶煉，建造出了大量的城市，輝煌的文明毋庸置疑。埃及人計算出了365天的太陽歷，坐上了有帆的船，建造的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屹立世界數(shù)千年。蘇美爾人的《吉爾伽美史詩》讓我們看到了人類最早的浪漫情書，現(xiàn)存的古埃及《亡靈書》更是見證了人性的善惡。

這也許就是人類文明最初的記憶。

我曾在今日頭條上發(fā)過一個名為《中國上古王年新考》的系列文章，給出了自堯舜到西周的年代框架，其中也包括了一篇名為《夏朝存在的四大鐵證：五星聚合、堯典、喇家洪水和二里頭等遺址》（https://www.toutiao.com/i6791376647971930636/）的文章，解決了夏朝是否存在的問題。雖然提問者對夏朝是否存在沒有表示懷疑，但客觀上夏朝的存在與否確實是有疑問的，所以不回答這個問題直接討論夏朝之前是什么文明，那就是在耍流氓。

在確定了夏朝確實存在之后，我們可以來探討夏朝之前是什么文明。

1，五帝時代

從文獻來看，目前記載這段歷史最有權威性的是今文《尚書》和《史記-五帝本紀》（注意，一些初學者容易把《尚書》當偽書，但被證偽的只是古文《尚書》，而今文《尚書》大家公認是真的），另外大家對古本《竹書紀年》的認可度也比較高�！蹲髠鳌返戎�作也有不少記載了這段歷史。

1）如果按《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那夏朝之前的這段歷史可以稱為“五帝時代”（在五帝時代之前一般認為還有一個三皇時代，但司馬遷認為不可靠，所以沒有寫進《史記》，后來有唐朝人司馬貞補寫了《三皇本紀》，收了伏羲、女媧和神農三位皇者的事跡），主要是指黃帝、顓頊、帝嚳和堯、舜五位先后延續(xù)的帝王。

2）今文《尚書》的歷史比《史記》早，其中《堯典》記載了堯舜禹的事跡，這篇著作孔子應該是看到過的，所以《論語》談到過堯舜禹，比堯更早的人間帝王，《堯典》和《論語》都沒提過�！渡袝�-呂刑》是一篇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里面記載了皇帝（也有寫作黃帝的）、蚩尤和禹的事跡，但皇帝和禹在這篇文章中實際更接近于神，所以我們還不能把他們當作人間帝王來對待。

古本《竹書紀年》已殘缺，在夏代之前只記載了黃帝、顓頊和堯的事跡。今本《竹書紀年》則記載了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和帝舜等六位帝王的事跡。所以晉代出土的該書的原本是否已有五帝這種提法是需要存疑的。

3）另外也有文獻認為在夏朝之前有一個虞朝。《論語·泰伯》有：“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碧朴菀话阏J為指的是堯和舜，但也與可能指的是陶唐氏和有虞氏。我們讀《堯典》和《史記》，就會發(fā)現(xiàn)一件非常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堯舜禹三位圣王都活了百歲以上。如果是一位活了百歲，還可以特例來對待，但三位都活到百歲或以上，這在平均壽命只有30歲左右的上古時代，那就肯定另有內幕。所以很多人猜想堯或舜可能是一個家族或部族幾代人共用的帝號，類似凱撒，這不是沒有道理的。目前在學術界公認為堯都的陶寺遺址就發(fā)現(xiàn)了六座大墓，似乎也為這一猜想提供了一個證據。

《左傳》等著作都曾“虞夏商周”并提，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載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jiān)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是也�！薄蹲髠鳌烦晒�十三年載：“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薄俄n非子·顯學》載：“虞夏二千余歲”。《禮記·祭義》：“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 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笨追f達 疏：“未有遺年者，言 虞、夏、殷、周，雖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遺棄其年者�！抖Y記·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

根據《國語》、《左傳》等史料記載，可以列出有虞氏的世系有：幕、窮蟬、敬康、句芒、蟲喬牛、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虞閼父、胡公滿等15個名號。所以有人認為，有虞氏的世系既可考定，則不能不承認有虞氏是一個朝代。

這種結論能否成立呢？我認為這種判定其實是不足為據的，因為寫作《左傳》的戰(zhàn)國早期的古人對朝代的判定是很隨意的，他們的判定很難拿到今天作為證據。而根據考古文化，我們知道在二里頭文化之前的陶寺文化其實仍是一種地方性文化，其影響力不大，遠不能稱為一個王朝。王朝，用今天的“古文化-古國-王國-帝國”的標準來衡量，起碼要到王國階段，合乎標準的是二里頭文化；而與虞對應的陶寺文化只相當于古國階段，是不能稱為王朝的。陶寺那個時代，在考古學上是一個滿天星斗的年代，還不合適把陶寺文化稱為某朝。

其他古代文獻和新出臺的簡帛資料也提到了很多上古帝王，這些上古帝王多半就是一些部族首領，但真要對這個時代進行命名，還是只能選得到認可的五帝。

所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說，夏朝之前是五帝時代，不過五帝生前可能是沒有五帝稱號的，就像春秋五霸也是后來大家總結出來的一樣。五帝稱號的來源應該來自戰(zhàn)國時秦等國祭祀的五方上帝，被祭祀的五方上帝應該是：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和黃帝，他們對應太昊、炎帝、少昊、顓頊和黃帝。這五方上帝的名號在戰(zhàn)國晚期被用在了人間帝王身上，大概率是后世追封的（《帝系》等就是這樣的總結）。當然，五帝的名號雖然是追封的，但這些人是實際存在國的，而不是純粹的神或傳說中的人物。被挑出來的五帝是否同時，是獨立一方還是有一定的繼承關系，目前其實還無法給出答案。不過大家可以注意，古本《竹書紀年》記載：黃帝到禹三十世。對一世究竟是20年、25年還是30年，目前沒有統(tǒng)一的看法，但我們知道黃帝到禹至少有600年，就可知黃帝到禹之間肯定不止《史記》記載那么幾位帝王。所以五帝實際可能只是某些王者共同使用的名號，或者是后代對其中幾位杰出帝王追封的稱號。

當然，用五帝時代來指代從黃帝到禹之前的這個時代是沒有問題的，

傳說中的帝堯時期城門

2，龍山時代

從考古上看，夏朝對應的二里頭文化是夏朝后期文化；在此之前，有一個過渡時期，就是新砦期，此一時期對應的是后羿、寒浞代夏的時期；而在新砦期之前，是禹、啟、太康和仲康生活的時期，按照我的考證，屬于王灣三期后段。我個人的觀點，夏朝是從公元前1953年開始的，這一年有五星聚合天象，《孝經鉤命訣》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此時的典型遺址是禹州瓦店，我認為就是禹所居的陽城。（所以，如果按我的夏商周年代框架，則夏朝是完全在龍山時代之外的，其消亡時間在二里頭四期之后。而按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時間，則龍山文化存在的時間延續(xù)到了夏朝。）

當然，我們這里重點要談的不是王灣三期后段文化，而是它之前的龍山時代。在龍山時代，大家會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就是城址增多了。古代的一座城就相當于一國，所以這時期是有不少古國的，個人認為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良渚、廟底溝二期文化、兩城鎮(zhèn)、石家河、石峁、陶寺和寶墩等。這些是我們今天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的，而沒發(fā)現(xiàn)的或已經被毀掉的肯定還有，而且不少。

良渚古城遺址

龍山時代，可以認為是中國的城邦時代，它對應的就是我們文獻記載的五帝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文明，它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蘇美爾和希臘的城邦時代。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到秦始皇才完成真正的統(tǒng)一，我個人是不同意這一觀點的，我認為中國至少到西周時期已經完成大體的統(tǒng)一了。西周時期的周王對諸侯是有生殺大權的，那時候的大臣雖有封地，但主要人物還是呆在京城協(xié)助周王處理國事的；如果西周沒有統(tǒng)一，你就無法理解周昭王為什么會南征江漢、周夷王怎么有權力烹殺齊哀公而齊國沒有起來造反。

西方很多漢學家的漢語水平是比較差的，他們很少讀當代中國學者的著作，對新的考古成果也不重視，仍把《古史辯》當成真理，對中國古史的認識也就仍停留在那個時代。

說龍山時代已經相當于蘇美爾和希臘的城邦時代，我們可以提出的一個證據是，我們的良渚等古國已經進入以農業(yè)生產為主要食物來源的時代，在堯舜時代我們的人口可能已經有1000萬了，有人估計是1300萬。禹舉行涂山之會時，有記載稱有萬國，以一國有1000人口算，就是人口有1000萬了。當然我這里是簡單估算，在一些人口學著作和《夏商社會生活史》等著作中，有根據具體的城邦面積和墳墓數(shù)量等來估算單位面積人口的，那些更專業(yè)一些，但大體數(shù)據如此。

從人口來判定，說中國龍山時代已經進入文明時代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你扯什么城市、禮儀建筑、青銅和文字，都很難說是合適的，比如我這里就是沒有金屬礦，但我的社會文明程度已經發(fā)展到很高水平了，你憑什么說我沒有進入文明時代？比較典型的如印加帝國和蒙古初期就是沒有文字的，你能說他們沒能進入文明時代？

被公認為進入文明時代最早的蘇美爾城邦的總人口不好估算，我們估算一下希臘城邦時代的人口：

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總人口39萬，其中男女奴隸就占了25萬。男性公民4萬左右。馬拉松戰(zhàn)爭時尚未崛起的雅典，出動了一萬步兵。西薛斯入侵時，22個城邦組成的希臘聯(lián)軍擁兵12萬。亞歷山大東征帶了5萬的軍隊。

按照軍隊與人口一般1：10的比例估算，則希臘在希波戰(zhàn)爭時的人口數(shù)量大約在120萬左右，這與我們堯舜時代的人口是相去甚遠的，所以，說我國的龍山時代已經相當于蘇美爾和希臘城邦時代的文明水平是沒問題的。當然，由于希臘是后發(fā)文明，它繼承了古埃及和波斯等文明的很多文化，它實際文明水平比我們的龍山時代高是可以肯定的，但這不是本質的區(qū)別，雙方所處的社會階段是一樣的。現(xiàn)代人類學實際上已經摒棄了把各國各民族分為文明和野蠻之類的分法，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發(fā)展路徑，沒必要去分一個高下。

所以，從考古角度回答，在夏朝之前，中國處于龍山時代，其文明程度與希臘城邦時代相當。

3，至于說五帝時代或龍山時代為什么很少被記載，這個答案就簡單了：當時沒有文字，只有口傳歷史，而口傳歷史傳到后世，只有在被后人提及的時候才會留下點記載；當然，也有像《堯典》這樣的口傳著作，較為完整地傳到了后世，其中關于堯舜的部分，可以認為就是記載那個時代的歷史的。當然，對于黃帝等的記載還是很缺乏。而有考古遺址補充，中國的五帝時代的真實存在是不用懷疑的。

夏朝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世襲制的奴隸制王朝，而在夏朝之前則是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之所以要加上“傳說”二字，則是因為當時的年代不詳細可考，只是根據故老傳說的記載流傳而已。

三皇有多種說法，有說天皇、地皇、人皇，也有指伏羲、燧人與神農，三皇時期社會還處于松散的氏族形式，其中以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最為強盛。

到了五帝時期，部落之間的交流開始多了，開始形成了部落聯(lián)盟，炎帝部落開始與黃帝部落發(fā)生了阪泉之戰(zhàn)，最終掌握農耕技術的炎帝部落戰(zhàn)敗，掌握了馴養(yǎng)馬匹的黃帝部落成為勝利者，兩大部落聯(lián)合成為新的炎黃部落聯(lián)盟。

而炎帝部落有一部分人拒不承認黃帝部落的權威，他們與東夷聯(lián)合起來反抗炎黃部落的統(tǒng)治，他們已經開始冶煉金屬，在裝備上已經超過炎黃部落的水準，但是很可惜他們的攻擊力有所不足，于是在涿鹿之戰(zhàn)他們的首領蚩尤被殺，部落被迫南遷與南方的九黎融合成為苗族的祖先。

五帝以軒轅黃帝為首，其次分別是顓頊、帝嚳、堯和舜，其中顓頊是黃帝的次子昌意的兒子，帝嚳是黃帝的長子玄囂的孫子，堯是帝嚳的兒子，舜是黃帝的八世孫，所以五帝雖然號稱是天下推舉有德者居之，但是推舉人是有資格限制的，不是黃帝血脈后裔是不能夠被推舉的，包括后來的大禹都是有黃帝血統(tǒng)的貴族。

黃帝時期其實已經進入奴隸制社會了，只不過還沒有建立國家，到了堯帝時期，堯正式建立國家，國號為唐，所以堯帝人們也稱他為唐堯，后來堯的兒子丹朱沒有能力，帝位被女婿舜取得，舜建立虞朝人稱虞舜。

堯帝晚年天下暴發(fā)了大洪水，開始是崇伯鯀受命前去治水結果失敗被殺，后來他的兒子禹繼續(xù)治水的使命，三過家門而不入，最終歷經十三年時間終于治水成功，禹也因此在天下威望極高，被推舉為帝位的繼承人，舜后來果然傳位于禹。

禹年邁時，眾人推舉皋陶為繼承人，結果皋陶還沒繼位就去世了，眾人又推舉伯益為繼承人，結果禹去世之后，他的兒子啟出兵討伐伯益，自己繼承帝位，從此開始了奴隸制王朝家天下的時代。

根據近期的考古發(fā)掘來看，夏朝以前的歷史是以分散部族或者部族聯(lián)盟為主的分散的多點式文明模式，比如浙江良渚文明，山西陶寺文明，陜西石茆文明。但是他們之間絕對不是毫無關聯(lián)的。根據發(fā)掘來看，他們中間存在著某種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比如說，在陶寺文明后期墓葬中發(fā)現(xiàn)了石茆文明的器具。由此考古學家推斷，陶寺文明最終可能毀于石茆文明的入侵。之所以很少有記載，主要原因當時文明尚不發(fā)達，沒有長時期記載留存所用的載體。

下面我從兩個方面進行系統(tǒng)分析：

一、部族時代

“部族”則為本土所自出的舊名詞,植根于歷史積淀的“集體性記憶”,特別是其中“族”一字(即家族、氏族、宗族的“族”,這是中國歷史的“根”)尤為關鍵。以血緣結合者曰氏,亦曰氏族。以地緣結合日部，亦日部落。二者兼有抑其結合之原因不明者,則曰部族。遠古氏族部落不斷擴展,進至擁有相對固定的地域范圍,自成一共同體者則曰部族。

根據考古發(fā)掘來看，河姆渡遺址有“干欄”式排房遺址；長江中游，豐縣9000年前的城頭山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有壕溝和圍墻圈定的聚落,并收集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稻谷稻米,距今8000-100年,并發(fā)現(xiàn)迄今為止國內最早大型祭壇,清理出數(shù)十個形狀特殊遺存豐富的祭祀坑。

可惜目前尚未見有對其聚落內部情形的詳細報道。稍后,進入到新石器時代中期,我國農業(yè)先民的人口、聚落結構已有眉目,可大致推斷出其時的社會組織形式。其中以距今7500—7000年內蒙古東部敖漢旗的興隆洼期遺址和距7000～6000年的陜西臨潼姜寨一期村落遺址(有一百座左右房址)最為典型。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又新發(fā)現(xiàn)一處更大的興隆洼文化遺址,稱“北城子遺址”,總面積為六萬余平方米,為興隆洼遺址的兩倍。該聚落三面環(huán)濠,面臨河,發(fā)現(xiàn)房址214座,均南北向成排分布,共11排,通常每排十幾座到二十幾座不等,最短的一排僅有4座,最長的一排共有31座(每排房子數(shù)不一,值得注意)�？梢灶A計,隨著全國新聚落遺址的不斷發(fā)現(xiàn),我們對它們的認識還會有更大的突破現(xiàn)在才剛剛開始。

從上述兩處典型聚落結合其他遺址材料我覺得有幾點是值得提出來的：

1、以一對夫婦及其后代組成的小家庭已成為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元。

這一時期各地(包括北首嶺、大地灣等)發(fā)現(xiàn)的聚落,面積不等的小房子都占絕對多數(shù)。興隆洼比姜寨大,大抵也只能容納三四口左右的小家庭居住。目前仍以姜寨發(fā)現(xiàn)情況最詳。屋內既有成套的農業(yè)生產工具(包括狩獵、捕魚工具),又有火塘、炊具、飲器等生活用品。特別是普遍分布于小房子附近一至二個不等的窖穴,表明他們平時獨立消費,也有自已的“小倉庫"�！靶〖彝ァ被�本單元遠在六七千年前即已出現(xiàn),對歷史學界很可能是一個“新聞”。而且出人意外的是他們之間房屋面積與窖穴也不是絕對“平均”,略有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值得深思。這是聚落結構的第一層面,聚落組織的基本細胞。

2、中型房屋居住者的身份。

在姜寨,我看更像是五個大家族族長家庭的居所(比小房子最小的也大3-5倍)其屋前的窖穴各有三四個,為小家庭窖穴數(shù)的4倍。這與其說是大家族的公有財產,不如說是族長家庭的,更合理些。分布在五座大房子前后左右的窖穴,其中最多的有6個,才是屬于大家族的公共財產。這里顯示出聚落組織結構的第二層面，家族長家庭比小家庭略富裕些。

3、大房子是五個大家族群體的象征,它證實了“二元社會結構"(個體家庭與家族群體)的存在。

姜寨的大房子里有大型連通灶和灶臺,有可容20～30人住的土床,但未發(fā)現(xiàn)或罕見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學者推測土床是供未婚男女談情說愛和夜宿用的。我傾向于認為這是家族未婚男子的住所(“完全雄性群體”的遺跡。平均每家有1-2個男孩子住在這里,也合情理),也可供接待外來女子談情說愛用(“野合”則在別處)。應該注意的是按人類學志推測家族內的未婚女子和未成年子女則隨父母住。無論男女,未婚成年男子平時還是回自家吃飯(故沒有生活用具),不構成獨立消費單元。大型連通灶表明當時有節(jié)日大家族“共食”的儀式,這是目前可以看得到的以大家族為單位的群體性公共活動的唯一證據。

4、在姜寨,為五個大群落所圍繞的1400多平方米的廣場,是這族群體的共同體象征,顯示這種共同體內斂向心的格局。

各處遺址,有的是廣場(如姜賽北首嶺大地灣),有的可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大房子(如半坡、興隆洼)�，F(xiàn)在我們看到的聚落格局,既有圍繞廣場的圓形模式,也有成排的橫列模式(如興隆洼,后來成為我國農村村落最具普遍性的格局),何以不同,尚不能解釋。

與此稍不同,壕溝或圍溝是普遍具有的,標志群體內外世界的一道“邊界”。雖然在圍溝之外,還有他們的田地或工場,但這圍墻與壕溝,既是防衛(wèi)猛獸襲擊與別的群體侵犯的“防御工程”,又是心理上的群體界限的象征,是顯而易見的。學者說,姜寨壕溝內側有用籬笆或柵欄做成的寨門、瞭望的哨所,更證明了圍 溝是聚落群體對外部世界的一種表示。奇怪的是,在姜寨沒有發(fā)現(xiàn)群 體最高一級“首領"的居所,因為木房子根本不像家庭居處,這頗費猜測。

5、與整個群體相關的還有:姜賽有相當數(shù)量的窖穴密集在一起,分 布在聚落的四隅周邊,已發(fā)掘多的一處集中17座,少的也有6座;以及分 在五座大房子前后左右的窖穴,其中最多的有6個。

那時的窖穴很像是現(xiàn)代的“銀行賬號”,標志著財富屬誰占有。學者認為這些都歸 屬為大家族所有。我認為,后一類確像是五個大家族各有的公共財產 (因位于大房子周圍),由此更證明了族長居所屋前的客穴為族長家庭所有。前一類窖穴所有權:它們密集地放在聚落四隅周邊:包括 靠近東邊壕溝(有11座),這說明與大房子關系不大,更像是屬于聚落共同體所有。我們不能專門著眼于房子的所有者，也別忘了還有一個140平 方米的廣場,這是全聚落(氏族)公共集會的場所,它也應該有相應的領導者和相應的物質基礎。

這一時期聚落共同體內斂向心的格局,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它雖不是種絕對平均的“共產制社會”,但微小的家庭家族間的財富差異(墓葬也佐了這一點),還不足遮掩濃厚的血緣親情,何況家族氏族級的共有財產還能起恤貧濟困的調節(jié)作用。這也是文明的初始狀態(tài)。

二、宗族、部族與“方邦”

1、部族到宗族演變

前述新石器時代單個的早期聚落，我們既可以把它們當做目前所知的最早“村落”,也可以看做為以后相當長時期社會組織具有基層性質的——“元組織”。也就是說此后社會往前發(fā)展,即使演化出更高一層的社會組織形式,實際上只是它空間上的不斷復制、增多以及日趨復雜化(產生各種等級結構)的過程。

人類為群居動物,最早必以血緣為紐帶。這種單個的血緣群體也勢必要擴大與分化促成演進的因素主要的有:

(一)人口的增長,不斷由“母群”滋生出越來越多的“子群”導致空間分布的擴散;（二）生態(tài)的壓力,或是自然災害或是疾病瘟疫,迫使群體流動,向四處自覓生計;(三)外來的掠奪,遭外來群體的侵迫,流散或遠走他方,等等。

2、三級漸進模式

考古學者將群體組織的發(fā)展演繹為三級漸進的模式,即從平等內聚式聚落形態(tài),發(fā)展為初步發(fā)展與分化了的原始宗邑與村落相結合的中心聚落,再轉而變?yōu)槎家鼐勐?最后達到都邑國家文明的出現(xiàn)，并強調宗邑聚落形態(tài)的形成和發(fā)展,亦即氏族——宗族組織的演變和發(fā)展,是最早中國歷史特點的關鍵。

所確定的時間順序大致為:距今6000年前為第一階段;距今6000～5000年前這段為中心聚落形成和發(fā)展時期，其中以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為最典型；距今5000～4000年前為都邑聚落和都邑國家出現(xiàn)時期,以山西陶寺、山東尹家城、浙江余杭反山等遺址為代表。

3、宗族與部族的關系

那么“宗族”與“部族”之間是什么關系?遺址、遺物都不能張口說話,因此這類情形(即人際關系)就不可能完全由考古學來給予確認。而且,到現(xiàn)在為止討論還僅限于農業(yè)定居者。

據一種不成熟看法“宗族“和“部族”從發(fā)生學上說,最初意義應該是相近的,即都出于同宗（持續(xù)多少代無法確定),只是后來才使部族的內涵變得復雜起來。例如九、十世紀之交,蒙古人稱出自同一祖先的由父系傳嗣的子孫后裔為“同骨”的族人，漢譯“斡孛黑”、“牙孫”都被稱為“骨頭”(氏族)。較小的為部落,再大的稱部族。

總之,由于近幾十年來中國新石器考古發(fā)現(xiàn)的巨大進步,中國文明起源與演進的輪廓正在逐步揭開,日益清晰起來。

現(xiàn)在大致可以確定由聚落而城堡(中心聚落)而都城(方邦)是中國文明起源最初演進的一條主線。顧頡剛先生如泉下有知,當會欣喜地看到當年他憑著歷史直覺而大膽預言的“四個打破”,正逐一地被考古發(fā)現(xiàn)所證實。不但中華民族非出于一元,中國亦并非向來一統(tǒng)。由蘇秉琦先生率先提出的中國新石器文化“滿天星斗“多中心起源論,已經可以坐實。不斷傳來各地關于城堡的發(fā)現(xiàn),更證實文獻所保存下來關于古有“萬國"的集體無意識記憶，絕不是子虛烏有。

關于古有“萬國”的記憶,目前所見最早只存留在春秋戰(zhàn)國典籍里。如《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協(xié)和萬國”和舜“班瑞于群后”《戰(zhàn)國策?齊策》，“古大禹之時,天下萬國"《戰(zhàn)國策?趙策》，“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荀子》，“古有萬國”《易?比?象辭》“先王以建萬國”等等。

很明顯,這里已有后人增飾的成分特別是“先王建萬國”、“萬國歸入”這類的觀念顯然屬于后來附加上去的,但“天下萬國”的遠古記憶卻由此而得保存,仍彌足珍貴。

親愛的問主，別說夏朝之前的歷史，就算是夏朝的歷史，目前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文字記載，全是口口相傳的歷史。而商朝，才形成了較為簡單的甲骨文，能夠記載一些商朝期間祭祀、祭天和打仗的事情，其他事情，商朝的文字，還是無法記錄，因為文字不完整，不發(fā)達。一直到周朝建立時，文字才能夠真正完整記錄歷史。

第一，夏朝是介于原始部落社會和奴隸社會之間的朝代，這個朝代，必然經歷了茫長的時間演化。目前國內較為公認的是，夏朝是指公元前1600年前及之前的朝代。至于到公元前多前，這個就無法定論了。

也有說是幾百年的，也有說是上萬年了。大家普遍認可，夏朝存在的歷史，大概也就是1500年左右。

這才有了華夏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說法。

第二，夏朝之前，那就是完全的原始部落社會形態(tài)了，就是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堯舜禹，不應該是僅僅是三個人，而是三個強大的華夏部落聯(lián)盟首領的較長時間的稱謂。理論上講，這種原始部落社會形態(tài)的狀態(tài)，存在的時期，往往是幾萬年之久。

第三，再往上，就是三皇五帝時代。很多人把堯舜禹放到三皇五帝中，其實是不負責任的，也不客觀的，三皇燧人、伏羲、女媧，五帝指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這就是神話時代了，原始部落聯(lián)盟尚未形成時期，各個小部落爭斗的時代。顯然，三皇五帝，都是爭斗中的大勝利者。

夏朝之前的歷史是什么文明？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必須要打破拋棄這幾個觀點:(一)先入為主，(二)模式束縛，(三)西方認知。

可以說正是以上這三個觀點，才讓對夏朝之前歷史的研究探索進入誤區(qū)，甚至連一些國人都懷疑自己是舶來品了。

其實夏朝之前的歷史非常久遠，如果上溯到盤古時期，則有兩百萬年之久，雖然跨度長達兩百萬年，但是那時，以及經過夏朝到了商朝中期，那時的中華文明是巡狩文明。

所謂的巡狩文明，就是今天眾所周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這句的具體實踐。

其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出自《詩經·小雅·古風之什·北山》，可見在《詩經》之前，就已經對巡狩文明作了簡潔明了的總結了。

既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夏朝之前的中華領袖，就不會建城池，因為領袖們?yōu)榱俗C明王土所至之處，領袖都要蒞臨，所以中華先夏的領袖們，終生都在蒞臨王土的路上，這就是巡狩文明。

中國各地都有中華先夏領袖們的足跡，比如黃帝陵，比如炎帝陵，比如大禹，等在中華大地上到處都有分布，因此也給今天的后人留下了傍名人爭搶的資本。

說真的，同一個領袖，也確實在祖國各地都留下了事跡，所以各地不要一窩蜂的搶一個傳說，而應該結合本地的特征，來證明先夏領袖們確實巡狩此處，并在這里倡導了什么，才留下了影響千古的遺風。

領袖們在巡狩的路上，所以領袖們不會大建城池，畢竟建造了城池，就會在自己巡狩走之后，成了叛亂的資本，所以商之前，在中華大地上發(fā)掘不到城池遺址，這也就是西方連夏朝存在都懷疑的原因。

文明是什么？可以說，城池只是表象，根植于民眾思想里的概念才是文明:所以追求發(fā)掘城池證明文明本來就是錯誤的方向。

比如西方發(fā)掘出古城池不少，但是西方根本就沒有對應的文明流傳下來，原因就是建了城池，并沒有根植于民眾思想，所以西方不算文明，充其量只是證明當時那里出現(xiàn)過人。

而我們先夏領袖們，從來不做表面功，而是通過從不斷的巡狩，奠定了愈久彌堅的中華文明。

科學是嚴謹求實的，不可以信口開河，腦洞大開，

夏朝之前的歷史，地球人不知道！地球人真的沒有一個知道的，只有不是人才知道，

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只有3700年歷史，從商朝開始，目前沒有發(fā)現(xiàn)夏朝文字，夏朝的任何一件考古發(fā)現(xiàn)實物都沒有，所有說夏朝遺址都是騙子，所有夏朝文物都是假的！

地球人正努力考古，努力找到夏朝，更努力挖掘發(fā)現(xiàn)夏朝以前的中華文明，這需要時間，這個時間可能是一百年以上。

所有歷史考古真正鄉(xiāng)學者專家，都會告訴你他不確定夏朝有沒有什么樣，但是他猜測夏朝可能存在可能是什么樣子，

肯定說夏朝存在的一定是騙子不是學者，是不學無術造假騙子。至于夏朝之前，我們更不知道了，不過很可能存在一個虞朝，高辛堯舜很可能是虞朝的王，但僅僅是假設猜測，我們真沒有足夠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