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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這句話出自《漢書-元帝紀》,是漢宣帝為了教訓太子“柔仁好儒”之百弊說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漢家有自家的制度,歷來就是“王”、“霸”兼用,禮法并重的,怎么可以只用德教呢?

而這次爭論的起因是因為錯殺里達成楊惲、蓋寬饒,太子認為漢宣帝“持刑太深”。而漢代“霸王道雜之”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霸道”是法家思想,而法家與道家又關系密切,在漢初時,就以黃老“無為”的思想治國。但是在漢武帝的時候,為了適合當時形勢的需要,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是漢武帝還是非常重視以法家思想治國。

一方面繼承了法家激進的改革思想,另一反面,漢武帝還增訂法律,繼承先秦法家的“法不阿貴”,嚴厲執(zhí)法的精神,任用酷吏,以嚴峻的刑法治國。漢武帝還將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雜結合起來加以運用,選用既懂法家思想又通儒術的士人當官,并且將嚴刑與赦免共同使用,達到恩威并重的效果。所以后來的漢宣帝吧這種“霸王道雜之”當成了漢家應該一直堅持下去的治國思想。

漢宣帝很好的繼承了漢武帝傳下去的這種治國思想,但是他不允許“純任德教”取代“霸王道雜之”的制度。儒家認為:“西周以德治、仁義、王道治國,制定政策符合民眾的利益與愿望,民眾心悅誠服,上下融洽,長治久安,;而秦朝以法令刑罰、霸道治國,民眾怨叛,短命而亡!钡且闱宄氖,國家出現之時就不能沒有法令刑罰,而賈誼、董仲舒提倡的也是治國應當以德教為主,以刑罰為輔的思想。

而太子所說的確實“純任德教”,意思就是一種純粹以德治與道德教化的治國理念,完全反對刑法治國,這是違背常理的幼稚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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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劉詢(劉病己)是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西漢王朝在他的帶領下,綜合國力達到了頂峰狀態(tài)。他繼承和發(fā)揚了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形成的“外儒內法”的帝制之道。

漢宣帝對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边@句話的原因是:

第一、“霸王道雜之”是漢武帝時期就形成的治國方針,是將儒家和法家相互借鑒后形成的“外儒內法”的帝制之道。漢宣帝說這句話是想告訴太子,本朝有很成熟的治國方針,他自己就對此理解和應用得非常熟練,他也就相當認可和推崇這種帝制之道。這個制度確實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漢宣帝之后一直被后世統(tǒng)治者推崇和借鑒。

第二、因為太子劉奭性情柔弱,崇尚儒學,他對漢宣帝總是任用文史法律官吏,以法律來約束管理下屬的做法不是很認同,曾勸諫漢宣帝,認為漢宣帝用刑太重,應該多使用儒生。所以,漢宣帝說這句話,意在告誡太子劉奭,本朝“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方針運行得很好,他要做的就是繼承和發(fā)揚,不要試圖去做改變。

第三,漢宣帝想以此教育自己的繼承人,倘若要做一個合格的君主,就不能完全崇尚儒學。因為漢宣帝認為儒生太理想化,好是古非今,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治國不是做學問,人民和臣子有不同的認知和素質,沒有系統(tǒng)的法律制度約束,單憑道德教化,不足以維護統(tǒng)治地位。

據史書記載,當時漢宣帝對太子劉奭講這句話時很生氣,他很是為太子柔仁好儒的性格擔憂,之后還說了一句“亂我家者,太子也!”因為有此擔心,漢宣帝在臨終時給太子配備了“三駕馬車”,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漢宣帝以為有這三位的輔佐,太子必能遵守先王之制,有所作為。可惜的是太子劉奭繼位后寵信官宦近臣,先后將“三駕馬車”拆散架了,最終他的老婆王政君啟用了外戚勢力,將西漢王朝也終結了。

注:“外儒內法”這個詞語應該是后人對漢家執(zhí)政方針提煉之后的說法,在當時并沒有這樣明確的用語,本文只是為了方便表述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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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出自《漢書-元帝紀》,是漢宣帝為了教訓太子“柔仁好儒”之弊說的。

漢宣帝來自民間,比較注重實際,不過多考量意識形態(tài),并以嚴法治理國家。宣帝的做法受到太子(后來的元帝)的質疑。

太子自幼長于深宮婦人之手,熟讀四書五經,“柔仁好儒”。史載,太子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因而建言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他的意思是不要單純用儒教治理國家,應該權勢法制與倫理勸導相結合。所謂“霸王道雜之”,就是用儒家的仁政禮教之說佈于外,而以法家的刑名法術之學藏于內,實行外儒內法的國家治理方案。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并湊,強國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yǎng)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賞,刑罰之甚者至于誅!

可見,外儒內法的內涵就是德主刑輔。

“霸王道雜之”是周公旦主張禮樂政刑綜合為治的歷史發(fā)展,也反映了儒法合流最后定于儒家一尊的政治現實。

由于這個國家治理方案符合大一統(tǒng)的國家發(fā)展趨勢和皇權至上的制度建構,而且以德為主可以粉飾仁政德化,以刑為輔可以標榜慎刑恤刑,因此漢以后德主刑輔的思想影響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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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劉詢是個苦孩子出身,剛出生沒多久,就被漢武帝關入了大牢。他的童年是在牢房里度過的。長大以后,雖然被放了出來,卻也還是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

為此漢宣帝深知民間疾苦和民間之惡,等到他做了皇帝以后,又跟著霍光學習了一套治國方法,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治國理念。

漢宣帝最頭疼的,當然就是自己那個傻兒子劉奭。劉奭整天跟著一幫儒家老師學習儒家思想,又感念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習俗,所以對儒家治國的理念深信不疑。

可是漢宣帝知道啊,你光靠儒家的道德教育,根本治理不好這個國家。要想治理好國家就必須要兼有霸道和王道。

所謂霸道,指的就是法家思想,主張利用刑法、武力和權勢對全國進行統(tǒng)治。而王道,則更偏向于儒家的道德習慣。只有兩者結合才能治理好國家。

在一次交談的過程中,劉奭曾經向自己的父親劉詢提出了建議,認為他過于重視刑法,應該要多用儒家思想治國。

劉詢聽了就氣不打一處來了,便說出了這句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于是認為,將來亂漢家天下人,就是他兒子劉奭。


不管主流思想是什么,法家治國都一直存在。

漢朝初年,漢文帝、漢景帝,都信奉黃老學說,講究無為而治。他們的確是做到了這一點,但是同時期的法家思想卻從來沒有減弱過半點。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

到了漢武帝時期,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是依舊用法家思想來治理國家。比如說重用酷吏張湯,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些帝王們,表面上都是想要用德行來教化天下百姓,而背地里發(fā)現根本就不實際。人世間的惡是很難靠德育治好的。為此必須要依靠法家思想作為輔助力量。

  1. 雖然個個都想做仁君、明君,可是天下的百姓沒法子管理的話,你想要做這些也是白搭。所以表面上,有些人用道家思想,有些人用儒家思想,背后全部用的都是法家思想。
  2. 誰敢把法家思想搬上臺面來?最初只有秦始皇了。可惜秦始皇到了漢朝,被大家罵成暴君,后世君王沒有人想要做暴君,自然就更不可能把法家搬上臺面來了。
  3. 但是只有做了皇帝或者成為權臣以后,才會發(fā)現,這世上所有的道德思想,那都是演戲的基本功,只有法家思想才是實實在在的本質。

漢宣帝劉詢在教育兒子的時候,當然也希望兒子能夠想通這一點,那么劉奭有沒有想通呢?很可惜,并沒有。


教化天下是一套,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是一套。

其實我們現在也存在一樣的教育漏洞,在學校里,從小老師和家長就要教育孩子們要善良,要做好事,要誠實守信。

可是一旦當你踏入社會的時候,家長和老師立刻就換了一副嘴臉,他們會告訴孩子,要機靈點,要想辦法多撈錢,誠實守信的那是呆子,更有甚者的我就不說了。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yǎng)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畤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漢書》

同樣對于早戀的問題也是一樣,上學的時候家長死死地逼著不準早戀,一旦走入社會的時候,就希望孩子立刻結婚生孩子。


這種教育其實是畸形的教育方式,在漢朝很多皇帝身上,同樣也表現了出來。比如說漢文帝和漢景帝,他們倆主張無為而治,可是偏偏還是任用晁錯、郅都這些酷吏來治理國家。

  1. 為什么呢?因為漢文帝和漢景帝的無為而治,只是表面上的東西,是為了讓老百姓們擁有安安穩(wěn)穩(wěn)的思想,不要動則思變。而酷吏治國,則是他們真正的手段。
  2. 漢武帝也是一樣,他主張儒家思想取代一切思想,這是讓天下人都來學習儒家,為什么?因為儒家主張君權至上,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有利于他對百姓們的管理。與此同時該怎么管理呢?張湯這樣的酷吏就出現了,當然是用法家的辦法來管理。
  3. 漢宣帝也是如出一轍,王道、霸道兼而有之,這種治國思想基本上貫徹了整個封建時代。但是在最初教育兒子劉奭的時候,他還是先用了儒家的老師。

這下子就壞了,因為先入為主的原因,導致劉奭對儒家思想深信不疑,至于法家思想,他是打心眼里排斥的。教育出現了紕漏,漢宣帝想要改過來,那是不容易的。


漢宣帝和很多帝王的想法是一樣的,天下人的孩子,都可以完全相信儒家思想,唯獨他的兒子不能完全相信,因為劉奭將來是要做皇帝的,是要治理漢朝江山的。

漢元帝劉奭登基以后,果然想要用儒家思想來治理國家。后來發(fā)現一切都行不通,法令不嚴的話,鉆空子的人太多了,潘多拉魔盒完全蓋不住的情況下,這天下人都成了魔鬼。

為此劉奭對自己的人生感到十分迷茫,他此前學了幾十年的儒家思想,居然是個沒什么用的玩意兒,他也不想改變這種觀念,于是開始啟用宦官治國,自己逐漸放棄了治國的信念。在這之后,西漢王朝終于在劉奭的手里,逐漸走向沒落。


總結:道德教育和法律管理,當然要雙管齊下。

道德教育能夠幫助絕大多數人,成為一個善良的人,一個誠實守信的人,一個懂禮貌的人?墒钱吘褂行┤,是之初性本惡的典型,他們很難改變自己的思想。

為此法律管理就成了重要的武器,只有在法律的約束下,那些性本惡的人,才能夠約束自己的言行,從而才能保證社會上的相對安寧。什么是太平盛世?老百姓都老老實實地過日子,這就是太平盛世。

參考資料:《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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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的全部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劉病已,字次卿,西漢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8年1月10日在位),漢武帝劉徹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史皇孫劉進之子。

漢宣帝對太子說這句話的目的是為了教訓他“柔仁好儒”。

漢宣帝之所以這么說是有道理的,他說的是漢家有漢家的道理,既“王”和”霸“兼用。

那漢宣帝為什么覺得“柔仁好儒”不能成為治國之道呢?

柔仁好儒是說白了就是用儒家思想治理國家,而儒家推崇的是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一個人要內外兼修,靠一個人德行治理國家。

但是用這樣一個標準來要求一個國家無數的老百姓,這幾乎不可能。

儒家學說的發(fā)展跟周禮有著很深的淵源,那周王朝用周禮統(tǒng)治的幾百年,為什么在秦漢就不行了呢?

究其原因,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

在商周時期,生產力低下,老百姓從事的是簡單的農耕生活,生產工具簡單,產生的社會效益低,可分配的利益同樣也就少了。

而隨著社會發(fā)展,生產力水平發(fā)展,除農耕外,有了新的經濟活動,產生的經濟效益越高,可分配的利益也多了,這些利益大多流向上層的統(tǒng)治階級,他們之間經過分配,誰不想多分的呢?

這也是為什么周用周禮統(tǒng)治諸多的諸侯王,前期能和平安穩(wěn),后面你爭我搶戰(zhàn)爭越來越激烈。

這也是儒家的思想一直不被待見的原因,孔子不就因為自己的學說不被重視,到處游學,躲禍嗎。

“王”和”霸“的出自

《孟子·公孫丑上》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孟子認為,霸道是一種憑借實力的強權政治,王道是一種以道德為基礎的仁政。

但是秦朝的推崇霸道,抑制王道,暴政統(tǒng)治下的國家很快滅亡了。

漢朝自建國之初,總結前人的經驗,知道想要國家的長治久安,只靠強權是走不遠的,所以就形成了用仁政鞏固強權的政治理念。

對雄才偉略,治國有道的漢宣帝來說,這才是符合他們大漢王朝的思想潮流,這才是他們大漢王朝的強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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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漢書-元帝紀》,是漢宣帝為了教訓太子“柔仁好儒”之弊說的。漢宣帝時比較重用刑法,他的兒子,后來的漢元帝,就上言建議宣帝多用道德教化。宣帝聽后說,我們漢家有自家的制度,歷來就是“王”“霸”兼用,禮法并重,怎么可以只用德教呢?(《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見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瓏L侍燕,從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圩魃唬骸疂h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霸道”即法家學說,“王道”即儒家學說,“霸王道雜之”就是說要儒法結合,將德政和法治結合起來。具體而言,是外儒內法,儒為表,法為里。霸道”即法家學說,“王道”即儒家學說,“霸王道雜之”就是說要儒法結合,將德政和法治結合起來。具體而言,是外儒內法,儒為表,法為里。

政治經驗豐富的漢宣帝已經意識到,如果“純任德教”的太子即位,必將導致西漢王朝的衰敗。

西漢王朝雖然表面上“獨尊儒術”,但其實治國原則是“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太子自幼受儒生的影響,推行“純任德教”的方針,必然會引起禍亂。西漢王朝雖然表面上“獨尊儒術”,但其實治國原則是“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太子自幼受儒生的影響,推行“純任德教”的方針,必然會引起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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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出自《漢書-元帝紀》,是漢宣帝為了教訓太子“柔仁好儒”之弊說的.漢宣帝時比較重用刑法,他的兒子,后來的漢元帝,就上言建議宣帝多用道德教化.宣帝聽后說,我們漢家有自家的制度,歷來就是“王”“霸”兼用,禮法并重,怎么可以只用德教呢?

王”“霸”兼用,禮法并重是從漢武帝以來,漢朝一直貫徹的統(tǒng)治方略。

何為“霸道”?戰(zhàn)國以來,諸子百家創(chuàng)制了各種富國強兵之策,從農耕、軍事、外交、律法、手工業(yè)等各方面推動和促進了各國的變法,成就了天下一統(tǒng)的契機,最終孕育了秦帝國的產生,在這改革變法的過程中,涌現出了一批批文法吏和軍功武人等事功型人才,而“漢承秦制”,也是基于這樣的“霸道”基礎之上。

依法治國是“霸道”的核心,但“霸道”卻不僅僅只是對內的依法而治,早在春秋時期,當時的霸主齊桓公就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方針,也即是“尊崇周王室,諸侯不兼并,侵奪外夷地”,從對外的征討上樹立中國的威望,以打擊外夷來開拓自身的版圖。

內外同治,才是“霸道”最終的理念,只是自秦以來,嚴刑苛法,致使民生凋敝,天下大亂,漢建以后,吸取了秦亡的教訓,在秦制的基礎上實行了清靜無為,予民休養(yǎng)的“黃老之法”,努力提升國力,到了漢武時期,又“重啟霸道”,再次將中國的武功推向了一個歷史巔峰。

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說到底,漢朝仍然是以法治國,只是為了不蹈秦亡的老路,又以“儒為法表”,在“霸道”外披上了一層“王道”的外衣,形成了自己的“漢家制度”。漢家制度的產生,才真正讓漢朝成為了一個威凌四海的天朝上國,經過了幾十年的融合,到了漢宣帝劉詢時期,“王霸雜之”的治政方略,已經成為了治國的中正之道,將漢朝的統(tǒng)治推到了一個完滿的時期。

“法治先行,德教隨之”,是漢朝強盛的原因,而內外同治,秉行中正之道,卻是漢宣帝劉詢創(chuàng)下一個好時代的基礎。對外雄武揚威,四夷賓服,對內政治寬厚,百姓安樂,不揚不抑,卻積秉千古國威,這正是一個國家最理想的狀態(tài),正如《后漢書。南匈奴列傳》中,班彪給漢光武皇帝劉秀的奏章中所言:“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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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時期的漢宣帝是一代英主,漢朝在他的統(tǒng)治之下達到鼎盛。史稱“孝宣中興”。有人曾這樣開玩笑似的說到:“漢宣帝這爺們沒毛病,唯一的缺點就是心太軟,顧念舊情,最后讓一個沒用的兒子接了班,導致王朝衰敗!贝苏Z謔則謔矣,卻也道出了部分實情。

當然,漢宣帝可不是一味心軟之人,太史公司馬遷的外孫、有擁立之功的丞相楊敞的兒子楊惲,就因為在給朋友的私信中,含蓄地諷刺了漢宣帝幾句,于是被判以大逆不道罪,處以腰斬之刑。另一大臣蓋寬饒屢進忠言,卻被漢宣帝認為是誹謗朝廷,最后被迫自殺。

漢宣帝的兒子、時為太子的劉奭,對于這樣的事情很看不過眼,于是,某天乘著陪皇帝老爸用餐的機會,他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父皇使用刑罰是不是有點過度了呢?還是應該多多重用儒生啊。 ”

漢宣帝劉詢頓時變了臉色,訓斥太子道:“漢朝自有漢朝的制度,本來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單純地使用周朝那樣的所謂‘德政’呢?更何況俗儒不能洞察世事變化,最喜好厚古薄今,連‘名’與‘實’之間的區(qū)別都分不清,怎能交給他們以治理國家的重任!”(原文:“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說完了這番話,漢宣帝又長嘆一聲道:“亂我家者,太子也!”

老實說,漢宣帝對太子不適合接班確實是看得很準。但他的以上這番見解也是問題多多,不足為訓,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太子的勸告不算錯,反而是漢宣帝的言辭,彰顯了上位者特有的傲慢,和對權力缺乏必要的自省之心。

太子的問題主要還是“易欺難悟”,耳根子軟,易于為身邊小人所欺,缺乏起碼的判斷力和執(zhí)行力,正是這一缺點才導致他即位為皇帝后,朝綱不振,國家走向衰弱。

漢宣帝內心中或許盤算過廢立太子之念,但他感念結發(fā)妻子許平君的恩情,因而明知太子不堪大任,卻還是讓他順順利利地接了班。而“亂我家者,太子也”,亦可謂是一語成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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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元帝紀》載:繼宣帝之位的漢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其為太子時“嘗侍燕(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書》這段記載,為了解漢代后期治國方針的演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史家往往認為,從漢武帝時開始確立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方式,漢宣帝一語道出其中要訣。這一制度從漢宣帝以后,始終為后世所稱頌和遵循。而且中國古代各皇朝的統(tǒng)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鑒“漢家制度”的經驗,以強化其治權。

先秦時期,儒法對立。儒家崇“王道”,“為政以德”,教民以德,推崇以恪守德義的“士”、“君子”來治國的“人治”思想。而法家崇“霸道”,其所理想的行政人員,是那些服從權威、奉法行令的文吏。正如《論衡·程材》所云:“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yōu)事理亂者也!庇帧盾髯印ぞ馈罚骸胺ㄕ,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犏也;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痹谲髯涌磥恚优c法是不可偏廢的。法,即君子所行之法,君子,乃奉法之君子。所以,《東坡志林》卷五云:“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

正是這種儒法相兼、儒生與文吏相表里的現象,使得漢武以后一直到昭宣時期的國家政治成為整個西漢時期最為順暢、政治效率最高、社會最安定的一段時期。主要原因是這種政治結構使得社會管理具有了一種原則性和靈活性相協調的可能。而漢后各個朝代,舉凡把“法”、“儒”二者關系處理得很好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有“道”明君?上У氖牵笫来蠖鄶档弁醪⒉荒苌羁填I悟和把握這個道理,他們往往要么以皇權踐踏法制,要么尊崇偽善之道,欺世盜名,最后給國家治理帶來不可挽回的混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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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白話就是我們漢家本來就有自己的制度,歷來都是"王""霸"兼用,怎么能只用仁德呢?"霸"道即法家學說,"王"道即儒家學說。要知道漢宣帝為什么對太子說這句話,就得了解一下當時的大環(huán)境。

當時西漢王朝雖然表面上“獨尊儒術”,但其實治國原則是“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而太子自幼長于深宮婦人之手,熟讀四書五經,“柔仁好儒”。太子見自家父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因而建言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边@時政治經驗豐富的漢宣帝已經意識到,如果“純任德教”的太子即位,必將導致西漢王朝的衰敗。因此才會嚴厲的說出這句話。

這就是前因后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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