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政治家的理性與一個女詞人的浪漫！
中國文化中歷來就有成王敗寇的說法，這是一種基于現(xiàn)實的理論。劉邦在未稱帝之前，就是個做過招待所所長的小流氓小混混，而在擊敗項羽稱帝之后，成為了錦衣還鄉(xiāng)“大風(fēng)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的漢高祖。
明太祖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是個連做和尚都沒有資格的窮小子，一朝風(fēng)云際會，成為皇帝，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但中國人還有一個悲憫失敗的英雄的情結(jié)。人們常說，人間最悲劇的事情，莫過于英雄末路與美人遲暮。當(dāng)叱咤風(fēng)云的大英雄走投無路的時候，人們往往會同情；當(dāng)一個曾經(jīng)青春年華的紅顏美女變成白發(fā)蒼顏的時候，人們往往會有悵惘之情。因此，失敗的英雄和遲暮的美人，是詩歌中詠嘆的常見主題。
而項羽，就是那個人們常常議論常常惋惜的失敗英雄。
項羽本來擁有一統(tǒng)天下的所有條件。但他身上的性格缺點，注定讓他失去江山自刎烏江岸。
第一，項羽絕對沒有劉邦的隱忍與狡猾；
第二，項羽在粗豪的外表之下，竟然還有婦人之仁，竟然于鴻門宴上把劉邦放虎歸山；
第三，項羽沒有屢敗屢戰(zhàn)的堅韌不拔；
第四，項羽識人不明剛愎自用，漸漸地失去了人心，導(dǎo)致八千江東子弟與之離心離德。
因此，項羽的失敗是一種必然，所謂性格決定命運的說法，在項羽的身上被證明得淋漓盡致。
而人們喜歡項羽，是因為項羽身上有一種男子漢的粗獷的氣概，是因為項羽深愛著他的虞姬而沒有移情別戀始亂終棄，是因為項羽不肯做階下囚的氣節(jié)。
普通人眼里的項羽，大概就是個擁有絕世武功擁有絕世愛情有情有義有節(jié)氣的失敗英雄，但是在政治家的眼里，項羽的形象卻并不是如此。
在詠嘆項羽的詩人中，比較有名大概有三位。
一位是晚唐著名的詩人、軍事家杜牧，一位是宋朝的名相、王安石變法的主導(dǎo)者、詩人王安石，另外一位是南宋著名女詞人、婉約派的大宗師李清照。但同是項羽，在三位詩人的筆下，卻是不同的形象，對項羽的評價也大為不同。
杜牧對項羽未能堅持渡過江東然后率領(lǐng)江東子弟卷土重來，表示惋惜；
王安石則指責(zé)項羽剛愎自用沒有識人之明導(dǎo)致人心離散失去人心，認(rèn)為項羽即使回到江東，也斷無卷土重來的可能，這是對杜牧觀點的創(chuàng)新。
而李清照則歌頌了項羽的英雄氣概，說他是人杰，是鬼雄，是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英雄。
三個詩人，三種不同的觀點，其實這三種不同觀點的背后，也真實地反映了三人當(dāng)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和人生經(jīng)歷的不同，更反映了他們的性格的不同。
我們先來看這三首不同的詩。
杜牧擅長寫詠史詩。他在《題烏江亭》中寫道：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杜牧認(rèn)為，勝敗乃兵家之常事，所謂的屢敗屢戰(zhàn)，才是人生的常態(tài)，不能因為一次的失敗，就放棄人生的努力。作為一個男人，要學(xué)會隱忍，要學(xué)會風(fēng)光長宜放眼量，就像司馬遷，忍住了恥辱，終于寫出史記；就像唐朝名將南霽云一樣，將以有為也。假如項羽能聽從漁夫的建議，渡江回到江東率領(lǐng)江東子弟重整旗鼓，很有可能卷土重來取得成功。
杜牧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隱忍的人。他出身名門貴族，但家道衰落，雖然身負(fù)凌云之才，但始終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被卷入晚唐牛李黨爭的旋渦中沉淪下僚。杜牧不僅文學(xué)才能出類拔萃，還是一個出色的軍事理論家，但他始終未得重用。即使如此，杜牧還是希望自己隱忍堅持，直到機會到來的那一天。因此，杜牧寫項羽放棄了東山再起的機會，其實是告誡自己，不拋棄不放棄，耐心地等待未來。
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與杜牧的情況完全不同。王安石作為北宋帝國政治改革的倡導(dǎo)者，是一個具有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的政治家。王安石寫的《疊烏江亭》，很顯然是在杜牧詩的基礎(chǔ)上另外寫的一首詩，以王安石的性格和地位，絕不可能與杜牧的立意相同，他必須進(jìn)行觀點上的創(chuàng)新。王安石寫道：
百戰(zhàn)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頻繁的征戰(zhàn)使壯士疲勞、士氣低落，中原之戰(zhàn)的失敗之勢再難挽回。
雖然江東子弟現(xiàn)在仍在，但他們是否還愿意跟楚霸王卷土重來呢？
這很顯然是從政治家的角度去評判項羽。王安石認(rèn)為，政治就是聚合人心的藝術(shù)，一個王朝的成敗興衰，一項國家政策能否順利實施，與人心的向背關(guān)系極大。因此，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總是要把聚集民心放在首位，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應(yīng)該有識人之明用人之術(shù)。王安石批評項羽剛愎自用失去了識人之明，其實這也是在告誡自己，在推行變法的過程中，要重視民心，要重視用人。
但是可惜的是，王安石其實也犯了項羽的剛愎自用的毛病，王安石變法的政策的頂層設(shè)計是好的，希望以變法來促進(jìn)富國強兵的目的也是好的，但是變法的政策執(zhí)行一開始就走了樣，王安石為了推進(jìn)變法而大量提拔的所謂的人才，大部分也是一些希望借變法上位的投機小人，因此變法最后的失敗，其實也與王安石的剛愎自用有關(guān)。
王安石一方面批評項羽， 另一方面也犯了項羽一樣的毛病，這真的印證了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話，但王安石與項羽一樣，都沒有做到知人與自知。
李清照的情況與杜牧王安石不同。
首先，李清照只是一個女人，而在封建社會，女人是注定要被摒棄在政治之外的。
第二，李清照是婉約派的詞人，她的詞大多是“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那種的閨怨詞，在靖康之恥北宋南渡之后，李清照的詞更多了一種“凄凄慘慘戚戚”的沉痛。李清照很少寫這種豪放的詩。
第三，李清照所處的時代與杜牧、王安石不同。李清照晚年被卷入了國破家亡的時代大潮之中。
金人南渡，宋王朝逃往江南，沒有人真正能像個英雄一樣，組織力量抗金，大家都在忙著逃命。就連李清照深愛的丈夫趙明誠也曾經(jīng)因為不抵抗金軍棄城出逃而受到處分。在這一點上，李清照對宋王朝、對丈夫是充滿憤恨的，因為在李清照看來，臨陣脫逃絕非大丈夫所為。所以，李清照在與丈夫趙明誠一起到了烏江的時候，寫下了這首詩：
《夏日絕句》
生當(dāng)作人杰，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作為一個婉約派的女詞人，李清照出人意料地鮮明地提出了人生的價值取向：人活著就要做人中的豪杰，為國家建功立業(yè)；死也要為國捐軀，成為鬼中的英雄。
因此，李清照熱情地歌頌項羽，稱贊他是大丈夫，寧愿自殺也不愿投降。這是對王室的諷刺，也是對丈夫趙明誠的諷刺，更是對當(dāng)時奉行投降主義的人的莫大諷刺。從這首詩來看，李清照絕非一個小女子，她還是一個比很多男人更堅強的奇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