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并不是為自己的私利,而是治理國家的理念和政見不同!事情的經(jīng)過是這樣的:

王安石是撫州臨川人,他少年時期就喜歡學(xué)習(xí)讀書,記憶力驚人。王安石考進中進士后擔(dān)任了知縣。他上任后興修水利,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借貸糧食給農(nóng)民,只收很低的利息,等莊稼收獲后再償還。當(dāng)?shù)乩习傩諅円虼双@得了很多便利,官府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當(dāng)時宋朝的制度上的弊端已經(jīng)暴露無遺,王安石決心改變這種局面,曾經(jīng)向宋仁宗上萬言書,要求改革。但是宋仁宗剛剛經(jīng)過慶歷新政的失敗,沒有理會王安石。

王安石和韓維關(guān)系非常的好,宋神宗當(dāng)時還是穎王,韓維是穎王府的官員。韓維每次和穎王討論問題,受到稱贊時總是說:*這些不時我的見解,而是王安石告訴我的*。王安石這個名字在穎王的心里扎了根。穎王即位(宋神宗)不久,就把王安石調(diào)入朝廷。

宋神宗和王安石經(jīng)過多次深入的交談,覺得王安石提出的:改變風(fēng)俗、確立法度。是當(dāng)務(wù)之急,勢在必行。于是就提拔王安石為宰相,主持變法。王安石任命呂惠卿為自己的助手,先后制定出青苗法、農(nóng)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方田稅法等法令,統(tǒng)稱新法。又任命40多人為提舉官,把他們分派到各地推行新法。

王安石變法后,司馬光堅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上書列舉了新法的危害。朝廷讓他在朝堂上和王安石的助手呂惠卿辯論。司馬光把呂惠卿駁得是無話可說。

司馬光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斥,干脆閉門寫書。司馬光精通歷史,他決心寫一部歷史書出來,作為帝王的歷史教科書。宋神宗雖然部贊成司馬光的政治見解,但對他寫書還是很支持。司馬光花了19年時間才把書稿寫完,呈給宋神宗看。宋神宗看完非常的滿意,將書名定為《資治通鑒》,就是可以當(dāng)成鏡子來看待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xùn)的意思。

宋神宗去世后,朝廷見司馬光威望很高,就任命他為宰相。司馬光上臺后,就把新法全部廢除了。王安石聽說自己的新法被廢除后,氣得說不出話來,很快就病死了。




最佳貢獻者
2

直接上結(jié)論,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大局,而并非是一己私欲。同時,司馬光反對變法也不是純粹為了反對而反對。司馬光有著自己一整套治國理政的邏輯,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與王安石有異。

下面就簡單聊一聊司馬光與王安石變化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

一、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趙宋統(tǒng)治,司馬光的政治目標(biāo)也是如此

從本質(zhì)上看,王安石變法是宋朝統(tǒng)治階級的一次自我調(diào)整。從王安石以及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的動機,以及變法的實踐來看,本次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鞏固和加強大宋統(tǒng)治。


所以,王安石變法不會考慮或者代表底層民眾的利益。一個比較權(quán)威的觀點是,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廣銘先生在《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一書中寫道:“在(王安石)各種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后,佃農(nóng)、半自耕農(nóng)以至部分自耕農(nóng)農(nóng)的生活情況,幾乎沒有比變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陸續(xù)爆發(fā)了規(guī)模大小不同的農(nóng)民起義事件,正是各地勞苦大眾對新法做出的最明確的評價和表態(tài)”。

從王安石變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變法不可能維護底層民眾利益。相反,其變法不僅增加了底層民眾的負擔(dān),而且加強了對底層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馬光的政治主張與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馬光也不會考慮底層的利益,他考慮的是如何維護大宋的統(tǒng)治。雖然,司馬光說過“民疲而不恤,則聚為盜賊”之類的話,但他的出發(fā)點是擔(dān)心“國家有壘卵之!,而并非體恤底層大眾之苦。


在當(dāng)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對于彼此的評價是“趨向雖殊,大歸則同”。因此,他們兩個人的政治目的大體一致。所以,問題就來了。那么司馬光為什么要反對王安石變法?以及反對變法中的那些內(nèi)容呢?

二、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在于不同意王安石解決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登基到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國109年,各種政治弊端都開始顯現(xiàn)。比較公認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費。當(dāng)時,但凡有抱負的士人官僚,都認為必須解決這三大問題。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續(xù)健康發(fā)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馬光也不例外。


但關(guān)鍵的問題在于,司馬光和王安石解決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馬光注重傳統(tǒng),比較中庸;而王安石則比較激進,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diào)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馬光重人治。

司馬光對于大宋的弊端的認知以及解決方案,并沒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認識到了朝局的問題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樣有系統(tǒng)性的解決方案。他只強調(diào)從人治的角度,慢慢改變弊端,加強大宋統(tǒng)治。但具體怎么辦,他并沒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則不同,他從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決方案。雖然有些新政措施并不能解決問題,甚至?xí)䦟?dǎo)致與預(yù)期相反的后果。但畢竟,王安石有著自圓其說的邏輯體系。

這也是為什么王安石是主動變法的一方,而司馬光僅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錯誤和不足。具體而言,從三冗的角度看,司馬光對于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見。

(一)冗官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間,朝廷上下官員不到1萬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間的變法前夕,統(tǒng)計的官員人數(shù)約2.5萬人,60年間增加了約3倍。如果加上“臺寺之小吏”之類的編外人員,那么增加的官吏人數(shù)就遠遠不止3倍了。龐大的官僚,給大宋帶來嚴重的后果。

第一是,國家養(yǎng)官吏的成本日漸增加,給財政造成了沉重的負擔(dān)。第二是,造成了人浮于事,機構(gòu)尾大不掉,國家機器運轉(zhuǎn)不靈的窘境。

所以,當(dāng)時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號,認為整頓官僚機構(gòu)、澄汰冗官是“當(dāng)世之務(wù),莫急于此”。而王安石和司馬光都知道這種冗沉的官僚機構(gòu)的危害。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并沒有把整頓吏治作為重點,方面,而是持增設(shè)機構(gòu)能減少費用的觀點(“增創(chuàng)官司,所以省費”)。不知道這是否跟現(xiàn)代社會所謂的為了提高效率,而不斷增加信息化部門,進而創(chuàng)設(shè)了很多新的崗位是相同的考慮。


王安石的這種做法,司馬光肯定是無法理解的,他指責(zé)王安石創(chuàng)設(shè)新機構(gòu)的做法是用冗余代替冗余(“設(shè)官則以冗增冗”)。這大概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確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問題。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提到:“北宋采取募兵及養(yǎng)兵政策,國家還需要不斷招募新兵,但舊兵又不退役。于是,國家的軍隊越來越龐大。就拿禁軍來說,宋太祖開國時只有20萬,太宗時增加至66萬,仁宗時增加至125萬。這么龐大的軍隊,對外沒有什么戰(zhàn)斗力,但對內(nèi)卻是尋釁滋事的好角色。國家財政要負擔(dān)如此巨額的軍隊開銷,其負擔(dān)可想而知”。


所以,到宋神宗之時,朝廷內(nèi)外普遍認為,目前冗兵問題已經(jīng)導(dǎo)致國力無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宮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馬光主張“養(yǎng)兵之術(shù),務(wù)精不務(wù)多”,但他對于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沒有改變的想法。

王安石則不然,他不光想精簡軍隊,更重要的是想改變兵制,將募兵制改為征兵制。在這一點上,司馬光激烈反對。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試圖推行兵農(nóng)和一的制度。但這在當(dāng)時很難推行下去,其中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是,那一百多萬的禁軍怎么處理?弄不好就會發(fā)生兵變。而司馬光批評《保甲法》讓農(nóng)民舍棄耕桑,而專事戰(zhàn)爭,如此會損害國家的財政收入。這是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個分歧點。

(三)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僅開源不節(jié)流”

我們后世人都說大宋繁華,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能說明。但大宋的冗費也差不多是歷朝之最了。由于崇尚奢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因此,當(dāng)時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對奢華之風(fēng),呼吁減少國家開支。宋神宗登基之后,不少大臣都勸說皇帝:“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

而司馬光更是厲行節(jié)儉的擁躉,他強調(diào) “養(yǎng)之有道,用之有節(jié)”,“側(cè)身克己,痛自節(jié)約”。同時提出“節(jié)用之道,必自貴近始”,也就是主張從皇帝及皇親貴戚、士大夫階層帶頭做到躬行節(jié)儉。

但從人性的角度看,司馬光的主張注定是失敗的。因為,人性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在沒有監(jiān)督懲罰機制的約束下,僅僅靠提倡和呼吁,是無法達到效果的。

或許王安石認識到了這部分,他的主張就跟司馬光完全不同。為此,二人還在御前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司馬光認為“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fù)振!蓖醢彩瘏s認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司馬光反駁:“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

他們的觀點大意是,司馬光主張厲行節(jié)儉(也就是節(jié)流),但王安石認為節(jié)儉并非當(dāng)務(wù)之急,如果能增加財政收入,那么國家何愁不富(也就是開源)。但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謂的開源本質(zhì)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眾負擔(dān)。

他們兩個人各執(zhí)一詞,但實際上都無法解決冗費的問題。前文已經(jīng)說過,司馬光僅僅提倡節(jié)儉無法有效制約奢靡之風(fēng)。而王安石所說的增加國家財政,在實踐中也會困難重重。一方面的確存在司馬光所說的加重民眾負擔(dān)的嫌疑(增加財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稅,如此一定會加重民眾負擔(dān));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

因此,在冗費的解決方案上,司馬光與王安石是南轅北轍,完全不同的理念。


最后,綜合來看,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想通過自己的執(zhí)政理念來改善國家的種種弊端(冗官、冗兵、冗費)。區(qū)別是司馬光認可溫和中庸的方式慢慢改,而王安石則想采取較為激進的變革方式。最終的歷史證明,王安石沒有成功,司馬光也沒有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biāo)。有些問題,明明知道,但就是無法解決,這就是歷史,真實的歷史。

3

司馬光和王安石就是一對冤家,但是這兩位可不是為了私人利益而爭斗,主要是為了自己的政治方針。私底下,其實他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王安石是個改革派,一看就是留洋回來的洋學(xué)生,看什么舊的東西都不爽。而司馬光則是駝著背的私塾先生,看什么新事物都要責(zé)備上兩句。

你非要說他們誰錯了,其實是不對的。要看放在什么時代來看問題。放到現(xiàn)在,改革派當(dāng)然是完勝,這也是目前大多數(shù)人支持王安石的原因。可是放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支持司馬光其實更多,因為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而且是那么大的變化。


王安石變法,也只是得到了宋神宗的贊許罷了。

王安石本身是沒有出頭之日的,早在宋仁宗時期,王安石就屁顛屁顛地跑去找宋仁宗,表示要變法,肯定能掙不少錢。

結(jié)果宋仁宗夸贊了王安石的水平和能力,但是變法這件事,不要再跟我提了,留給子孫后代們?nèi)ジ愫昧恕?/strong>

吃了癟的王安石并沒有氣餒,等到宋英宗上臺以后,王安石又跑去申請變法,結(jié)果宋英宗這身體實在是讓人無法言喻,可能變法剛啟動他就得掛了,因此王安石又吃了癟。

悶悶不樂的王安石,幾乎都要放棄變法的事情了,這個時候宋神宗上臺了。王安石雞賊啊,早年就跟宋神宗結(jié)交,那時候宋神宗還是潁王。

宋神宗府上的韓維、孫永等人,全都是王安石忠實的粉絲,總是替王安石說好話,久而久之王安石就跟宋神宗成為了朋友。


這也算是押對了寶,宋神宗的思想深受王安石影響,王安石就跟個傳銷界大佬一樣,把宋神宗忽悠得五體投地。

宋神宗上臺以后,不久便將王安石任命為宰相。王安石厲害了,為了變法提拔了一幫愿意變法的人,其中很多是為了升遷嚷嚷著要變法的,其實變法是什么玩意兒,估計他們都不知道。

因此王安石根據(jù)自己的喜愛選拔官員,這讓司馬光這幫老臣很不爽。為此司馬光就在朝堂上跟王安石吵吵了兩句,結(jié)果就被王安石各種排擠。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zé)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宋史》

大道理我講不過你,可是我手里有皇帝啊!在王安石的一番操作之下,口若懸河的司馬光選擇閉口不言,回家寫書了,這一寫就是19年時光。


王安石用人不當(dāng),變法失敗是必然的。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啟用那些支持變法的官員,自然也有道理的。因為變法需要在各地實行,那就需要啟用大量人員才行。

可是王安石在用人這一塊,卻犯了大錯,只要喊著支持變法,那就是變法的擁護者嗎?正如很多人喊著愛國,那么他們真的就很愛國嗎?當(dāng)然不是。

如果嘴巴上的口號管用的話,我們?yōu)樯哆要簽合同呢?人在江湖走,全靠一張嘴,顯然王安石是聽信了他們的那張嘴。

王安石任用的一幫人里,大多數(shù)都是投機分子,他們?yōu)榱松侔l(fā)財,什么都愿意干。王安石成了宋神宗的寵臣,那他們要想升遷,自然就得跟王安石混熟了。

其實真正懂變法的能有幾個人呢?有幾個倒是懂變法,比如說呂惠卿,雖然人品不咋地,可是人家懂變法。


結(jié)果呂惠卿在王安石下臺以后,果斷采取各種手段來抨擊王安石,就是擔(dān)心王安石上臺以后,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這種人用來變法,你的變法還怎么成功呢?

王安石下臺以后,宋神宗并沒有氣餒,而是繼續(xù)實行變法,可惜由于兩次放棄過變法,使得底下人不知道該不該實行變法,因此變法陷入了僵局。

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nèi)、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宋史》

王安石兩次罷相,標(biāo)志著宋朝朝令夕改的情況正式確立。這也是熙寧變法之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連宋神宗這位虔誠的信徒最后都開始懷疑你了,你王安石還能翻起什么大浪呢?


司馬光廢除所有變法,把王安石給氣死了。

19年以后,司馬光寫書大成,成為了當(dāng)時最炙手可熱的人物。而王安石變法已經(jīng)到了崩潰邊緣,所以這個時候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發(fā)起了有力的攻擊。

恰逢宋神宗掛了,他老媽高滔滔老太后開始執(zhí)政。老人家都是懷舊派,高滔滔也不例外,她上臺以后,將司馬光扶植為宰相。

這下子王安石變法可就倒霉了,司馬光上臺以后,廢除了王安石變法的所有條例,將整個變法的過程都給否定了。

王安石得知這個消息,幾乎被活活氣死了。但是沒辦法,現(xiàn)在是司馬光當(dāng)權(quán)的時候,你王安石當(dāng)權(quán)的時候,還不是把司馬光弄去寫書了嗎?

這叫一朝天子一朝臣,每個王朝的政令都會有所不同。但是司馬光這是報私仇嗎?顯然不是,因為他從始至終,都很反對變法。

尤其是他在編寫了《資治通鑒》以后,對變法的事情更加深惡痛絕。這是兩個人之間政治立場上的差別,絕對不是個人私仇。


總結(jié):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關(guān)系,屬于君子之交。

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私交,其實一直都很不錯。當(dāng)年他們倆和韓維、呂公著合稱為嘉祐四友,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敬佩,其實我們在史書上也是可以找到痕跡的。

比如說宋神宗當(dāng)年詢問王安石,司馬光這個人怎么樣的時候,王安石豎起了大拇指,認為司馬光是世間少有的忠臣,反過來宋神宗又問司馬光,王安石怎么樣的時候,司馬光如出一轍地表示欽佩。

這兩個人從來不會在個人問題上去貶低對方,這就是呂惠卿這一類人永遠都追趕不上他們的重要原因。當(dāng)然了,現(xiàn)代人對司馬光放棄從西夏收復(fù)的那些土地,一直耿耿于懷,其實也情有可原。估計當(dāng)時司馬光實在是老糊涂了,畢竟當(dāng)年他就死了,可見已經(jīng)老朽了。

參考資料:《宋史》

4

首先強調(diào)一點,變法是一個中性詞,不是褒義詞。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確實是真的為大局著想。

事實已經(jīng)證明王安石變法的局限性和有害性了。

其實,一開始,司馬光是不反對的,起碼沒有親自披掛上陣去大張旗鼓的反對,畢竟宋神宗也支持變法嘛!

我們來看宋神宗為什么支持王安石變法。

大宋朝有名的對士大夫好,待遇高,福利好,輕易不治罪,就是犯錯了,訓(xùn)一頓完事。

就是鬧的實在不像話了,不是犯錯而是犯罪了,也不治罪,多數(shù)是給一個閑職養(yǎng)著,再不讓問事也就罷了,工資照領(lǐng),福利繼續(xù)。

其他朝代的什么抄家殺頭等等,大宋朝基本沒有,就是流放,也沒有其他的朝代殘酷,什么發(fā)配為奴等等,大宋朝是沒有的。

這就造成了大量的冗官充斥于大宋朝廷,冗官當(dāng)然會造成冗兵了,因為任何一個官員,那怕他是被打入邊緣的犯罪官員呢,也需要兵去為他們服務(wù)的,然后,冗官和冗兵又帶來了冗費。

是為“三冗危機”,浪費了大宋巨量的財政資金。

皇帝的錢也是有數(shù)的,大宋的財政不堪重負。

王安石變法的第一板斧就砍向了冗官,一番動作之后,冗官被砍掉了一大半,朝政為之一新。

當(dāng)然了,也為王安石積累下了敵人一大群。

這時候,司馬光沒有提出反對,宋神宗也大力支持,精兵簡政嘛!

裁員的工作好干。

下面就是發(fā)展經(jīng)濟了,這個工作不好干,因為需要天下所有的官員一起兢兢業(yè)業(yè)去干好細碎的工作。

比如青苗法吧!

本來是好政策。

可是那些剛被裁減冗官打掉積極性的官員們配合的并不好,有的甚至借勢發(fā)泄情緒,逼著農(nóng)民去貸款,還有借機牟利的,把低息貸款變成了高利貸。

老百姓成了受害者。

民多不便!反對聲四起。

這時候,應(yīng)該怎么辦?

緩一緩嘛!那些冗官對他們狠一點是應(yīng)該,老百姓就不要狠了嘛!那些基層干具體工作的官員就不要對人家太狠了嘛!

不!王安石繼續(xù)高壓政策!開始清算運動了,凡是反對的,統(tǒng)統(tǒng)干掉。

這時候,司馬光站了出來表示了反對。

司馬光不是反對變法,他是反對激進變法。

兩個人都不是為一己私欲的人。

但是,也正是他們都不是為了一己私欲,斗爭也就不可調(diào)和。都認定自己是真理的一方,不妥協(xié),不退讓。

尤其王安石。

有名的執(zhí)拗公。


最后,終于把正常的爭論變成了朋黨斗爭。

毀了變法。

5

感謝問答官方邀請!變法之初,司馬光反對變法,確無私心。后來司馬光因反對變法被罷職,彼時反對變法,完全是挾私報復(fù)。

宋神宗繼位的時侯,北宋財政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國家一年收入五千零六十萬,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如此窘迫的財政,自然無法維系龐大的帝國繼續(xù)運行。假如遇到邊患和災(zāi)害,國家將難以應(yīng)付。因此,北宋到了必須改革的地步。

面對當(dāng)前的困境,宋神宗提出了“理財”和“養(yǎng)兵”兩個急務(wù)。他為此專門召見王安石和司馬光,詢問對策。司馬光是一個胸懷天下的官員,但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只能提出節(jié)省開支,廣開言路,重用賢才的那些老生常談的辦法,于事實無補。而王安石卻認為國用不足是因為國家缺乏善于理財之人。司馬光則認為所謂的善于理財,不過是搜刮民脂民膏,剝削百姓。而王安石認為,真正的善于理財者,是在不增加百姓負擔(dān)的原則上,改善國家的經(jīng)濟狀況。司馬光認為,天地萬物所產(chǎn)生的財賦就那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國家手中,不增加賦稅而使國家經(jīng)費富裕,是欺人之談。雙方展開激烈的討論。

宋神宗經(jīng)過認真思考,決定起用王安石,主持新法。新法剛剛開始,王安石就遭到御史中丞呂誨的彈劾。司馬光當(dāng)時雖然對新法持懷疑態(tài)度,但并不贊成彈劾王安石。因此,他請求呂誨暫時不要彈劾王安石。而呂誨彈劾王安石的理由跟新法無關(guān),主要原因是呂誨覺得王安石固執(zhí)己見,不通人情,喜歡被人吹捧,容易上小人的當(dāng)。而且當(dāng)時的王安石頗受宋神宗寵信,宋神宗對他言聽計從,呂誨擔(dān)心皇帝聽不進不同意見,容易給國家造成損失。所以,堅決彈劾王安石。司馬光苦勸不效,只能默然不語。由此可見,此時的司馬光絕對是一個正人君子。他雖然反對,但不愿中傷王安石。

改革正式推行后,司馬光與王安石發(fā)生了正面沖突,并由此發(fā)生了司馬光歧視南方人的地域事件。王安石認為,應(yīng)該專門成立一個部門,用于主持改革事宜。這個部門就叫制置三司條例司(簡稱條例司)。在封建社會,理財被認為是小人之事,為正人君子所不恥。因此,司馬光覺得設(shè)置這樣一個部門非常不合適。而條例司的負責(zé)人陳升之就成了司馬光的政敵。宋神宗打算讓陳升之任宰相,詢問司馬光的意見。司馬光不同意。他說曾公亮和陳升之兩個宰相都是福建人,副宰相趙捄屯醢彩彩悄戲餃恕D戲餃說憊,民肪樝定矒Q崠科印K韭砉饌耆塹賾蚱縭櫻蛭洞咳室彩悄戲餃,但正直能競悖因此,宋神渍E⒉煥砘崴韭砉獾乃搗。司马桂h紊褡誆煥砘崴囊餳,就惺[鷗醢彩,希望他元毰F悄戲餃說穆闌萸。脫]惺妨現(xiàn)っ魍醢彩倒韭砉庥胨紊褡謚涔賾詰賾蚱縭擁奶富埃闌萸浼峋鮒С直浞,是王安石的左跋撘编P虼,王安石也脫]欣砘崴韭砉獾男擰K皇腔匭鷗韭砉,道不同,不限\薄?/p>

青苗法推行后,遭到名臣韓琦的彈劾。說青苗法本來是為了農(nóng)民服務(wù),王安石卻派人強行在城市中推行,強攤強貸,搞得民怨極大。宋神宗收到奏折后,也認為此舉不妥,就詢問王安石。王安石說,城市居民愿意借,為什么不借給?國家的錢,借給誰不是借。同時南方人的宰相曾公亮和陳升之都同意韓琦的意見。王安石見勢,只好稱病不朝。王安石稱病后,宋神宗想重用司馬光,任命他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卻拒絕就任。他說,只要能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把派往各地推行變法的官員召回,廢除青苗法,他不居高位也樂意。實際上是想趁機將宋神宗一軍。宋神宗沒有同意,恰巧王安石也病愈歸朝。司馬光只好請辭,到地方為官。宋神宗挽留不住,只好聽之。從此以后的十四年間里,司馬光再也沒有回到京師。

由于長期的政治不得志,司馬光對新政充滿了扭曲報復(fù)的想法。司馬光在宋神宗死后,重新回到朝廷。當(dāng)時,繼位的宋哲宗年幼,不能理政,國事由太皇太后高氏掌握。司馬光就打出“以母改子”的論調(diào),為廢除新法制造依據(jù)。司馬光主政的時間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去世的時間當(dāng)年九月。由于司馬光剛剛主政,身體狀況就一日不如一日,因此加速了廢除新法的速度。在短短十個月的時間內(nèi),連續(xù)廢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募役法、將兵法、青苗法。司馬光的倒行逆駛不僅激起了改革派的強烈反對,也遭到了保守派的不滿。保守派官員呂陶認為,“新、舊兩法并用,貴其便于民也”,是一種比較務(wù)實的作法。但司馬光根本聽不進,執(zhí)意廢除所有新法。保守派官員范百祿對司馬光廢除募役法提出不同意見,他說,自從施行募役法后,“民皆欣幸”,受到老百姓的歡迎,認為應(yīng)該保留此法。但司馬光斷然拒絕,并下令在全國內(nèi)五日內(nèi)廢除此法。另一位保守派主將范純?nèi)侍岢鲎咭徊娇匆徊降霓k法,“先行于一州,侯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不要盲目在全國全面廢除,應(yīng)該以州為試點,通過成效決定結(jié)果。但司馬光根本不予理會。范純?nèi)蕷獠贿^,指責(zé)司馬光“寧欲擾民”,也要廢除新法。當(dāng)司馬光廢除募役法的消息傳到王安石后,王安石“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無不感傷的說道:“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后果如其言!”氣得王安石一病不起。王安石死后,由于保守派官員當(dāng)權(quán),竟然沒一個人敢來吊唁。對于青苗法,司馬光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確實解決了遇有災(zāi)年百姓借貸貴、借貸難的問題,深受百姓認可。因此,司馬光決定派人到地方尋訪民情,在得到確切結(jié)論后,再議是否廢除。然而,派往地方尋訪的官員還沒有回來,司馬光就以“國計不足”為名,頂著將要病死的身體強行入朝,要求廢除。就這樣,司馬光完全置國民利益于不顧,本著政治需要的目的,將北宋拖入了更加積貧積弱的境地。

就在司馬光轟轟烈烈廢除新法的同時,當(dāng)年六、七月發(fā)生了西夏要求北宋割讓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寨的事情。此四寨是防范西夏的軍事重鎮(zhèn)。西夏在此時提出這個無理要求,主要是因為宋神宗剛剛駕崩,哲宗年幼,北宋國內(nèi)政治不夠穩(wěn)定,想趁機訛詐。司馬光認為應(yīng)該答應(yīng)西夏的要求,這樣一來,西夏就不會再興無名之師。呂大防認為,此四寨是宋神宗時期,耗費國家大量財力、北宋將士浴血奮戰(zhàn)得來的,而且本來就是北宋的領(lǐng)土,斷不可棄。一旦主動放棄,勢必遭到更嚴重的訛詐。只要北宋不主動進攻西夏,西夏斷然不敢進攻北宋。但司馬光不以為然,做著以土地換和平的美夢。由于西夏使者知道司馬光的態(tài)度,因此在覲見宋哲宗時,竟然當(dāng)面指責(zé)宋神宗有錯,氣的宋哲宗“變色,怒久之”。然而,朝內(nèi)已經(jīng)由司馬光的保宗派官員掌握大小衙門,宋哲宗雖然生氣,也無能為力。最后四寨還是割讓給了西夏。遼國得知此事后,如法炮制,向北宋索要關(guān)南之地,北宋沒有辦法,只好答應(yīng)遼國增加歲幣的要求。就此事來講,司馬光是絕對的大愚誤國。

司馬光在剛剛生病的時侯,曾將青苗、免役、將兵三法和西夏,視為他死不瞑目的“四患”。在八月廢除了青苗法后,他所擔(dān)憂的“四患”也全部完成,九月初,司馬光病死。

6

其實司馬光為什么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自己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他的《與介甫書》。

那段歷史距離現(xiàn)在已近千年,太多的品評與分析早已把真正的史實弄得面目全非,然而無論如何,當(dāng)事人的話總不會有太多出入。

在這封信中,司馬光總結(jié)了王安石的兩大毛。阂皇怯眯奶^,二是自信太盛。說實話這還算比較好聽,如果換成貶義詞,那就是胡亂折騰還剛愎自用。

除此之外,他還指出王安石有用人而不察居高而不訪有錯而不該的驕傲自滿心態(tài)。

從一些史實上我們可以看出,司馬光這一點并不是空穴來風(fēng)的。

而且值得思考的是,一直到清末,王安石變法都是被人所詬病的,直到搞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為了自己的目的才開始推崇他的,后來孫中山又天了一把火,王安石就好像孫一樣終于從五指山下被釋放了出來。

沒人能夠否定變法的初衷,就連司馬光也不否認,但是他不贊成司馬光的做事風(fēng)格:皇帝把這么重要的任務(wù)交給你,你卻剛愎自用不察不問,這不是欺世盜名嗎?

王安石開始在地方上的時候是有些政績,后來被人吹上了天,以至于當(dāng)時天下百姓都認為,王安石要么不出山,一出山就能讓大宋成為一流強國,整個世界都美好了。

正所謂盛名之下,必有言過其實。所以我認為王安石是個有一套的思想家,卻不是很好的實干家;或者說白了,就起能力而言,駕馭幾個州郡完全沒有問題,但是要他駕馭整個國家,他還不到火候。





7

謝謝邀請。

我想主要原因還在于兩個人的政見不一樣。

王安石變法剛開始司馬光并沒有反對,甚至剛開始還是支持的,只不過由于變法一些不恰當(dāng)?shù)淖龇,對老百姓造成一定的傷害后,司馬光才開始反對變法,一開始由反對王安石的做派到最后徹底反對變法,兩個人也由朋友走向政敵。司馬光是一個保守者,對變法持謹慎態(tài)度,他更加主張用道德規(guī)范來治理社會,特別是對君主的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王安石則學(xué)習(xí)商鞅變法,決定從制度層面來改變北宋的社會積弊,解決朝廷的財政危機,王安石變法雖然取得一定的成效,如緩解政府財政危機,宋朝軍事實力得到一定的增強,并扭轉(zhuǎn)西北戰(zhàn)事的被動局面,收復(fù)大片土地,獲得一定的戰(zhàn)爭主動權(quán)。

但王安石變法的一些政策在執(zhí)行上出現(xiàn)了偏差,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添了很多麻煩,導(dǎo)致社會各階層的強烈不滿,司馬光也是看到這些問題對變法非常反感,在加上王安石任用的呂惠卿,蔡確等這些有污點的政客,利用變法上下其手,排除異己,牟取私利,司馬光對王安石勸諫過多次,但王安石以他反對變法而不聽更讓司馬光對變法死心了,最后開始以“撥亂反正”廢黜新法為己任。

1085年,一向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繼位,但由高太后攝政,高太后也是反對變法的,便將司馬光召回京城,并任命為首相,著手廢黜新法,司馬光由于因為變法遭受王安石等人的排擠,憤憤不平,將新法徹底廢黜,全面恢復(fù)舊法,對王安石變法來個全面否定。

8

司馬光好品性,看不起精致的機會主義者王安石,反對他傷民而富國的變法。

9

司馬光開始寫《資治通鑒》是在王安石變法之前。

“光;細v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鑒,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xù)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鑒》,自制《序》授之,俾日進讀。?”









在英宗時,司馬光就已經(jīng)成書《通志》八卷獻給英宗,英宗很高興,就下詔置書局于崇文院,讓司馬光繼續(xù)完成這本書,后來神宗把這本書命名為《資治通鑒》!顿Y治通鑒》這本書已經(jīng)不是司馬光自己寫自娛自樂了,在英宗時得到了皇帝的高度重視,這本書你可以草草結(jié)尾,但是不能太監(jiān)。就算太監(jiān)了,皇帝也會找甲乙丙丁接著修完。

再說了,著書立傳是文人們一輩子的追求,特別是像這種能被皇帝重視的書,一準(zhǔn)流芳百世,997都要給他修完了。

而且你以為司馬光自請去洛陽是認輸?他知道變法得到神宗的大力支持,不是現(xiàn)在動動嘴就能推翻的。而洛陽是保守派的大本營,他在洛陽一邊修書,是為了養(yǎng)望;一邊就是聯(lián)絡(luò)保守派,待機而動。

10

有的人拿起筆來清醒,自已辦事糊涂。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當(dāng)事者迷,旁觀者清。議論別人頭頭是道,自已行事卻一錯再錯。文章寫得非常好的人不適宜做實際事情。有人說上帝是公平的。它給你這個能力,就要拿走你另一個能力,總之不能讓你十全十美,因為你這方面腦筋動多了,那方面就會有所欠缺。你看司馬光,一部《資治通鑒》,高屋建瓴,一針見血,鞭辟入理,發(fā)人深省?墒禽喌剿砸艳k事,卻昏招迭出。有人說北宋亡于徽宗,其實實亡于司馬光。他執(zhí)政期間,親手毀了變法,毀了國防毀了法治,導(dǎo)致國家迷失方向,無所適從,只能走向滅亡。除了會寫書,光罪莫大焉。光畢生勤儉,嘗無分文。然修身于已則世留清名,于國則與決策無關(guān),無所裨益。紙上談兵者,概莫能大用。

你的回答

單擊“發(fā)布您的答案”,即表示您同意我們的服務(wù)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