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至此，良渚古城文化遺址”成為中國的第37處世界文化遺產。”。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獨特的見證，呈現了東亞地區(qū)距今5000年前后文明發(fā)展取得的最高成就。良渚古城文化遺址以其規(guī)模宏大的城址、等級鮮明的墓葬、高度復雜的外圍水利系統引發(fā)國際學界矚目，堪稱人類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從而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重要地位以及之后的5000年中華文明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長江下游環(huán)太湖地區(qū)一直是探討古代文明的起源、發(fā)展及形成的一個重要區(qū)域，它包括現在的蘇南、浙北及上海地區(qū)。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間，該區(qū)域經歷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有別于其他地區(qū)的文化傳統。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年至4300年）不僅代表了長江下游環(huán)太湖地區(qū)史前文化發(fā)展的最高水平，也被認為是探討中國文明起源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之一。

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是由于良渚文化與同時期其他文化相比，發(fā)達程度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復雜化現象實在令人刮目相看，例如良渚人在農業(yè)生產時已廣泛使用石犁，而這在其它文化中卻十分罕見；它的玉器制作水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同時發(fā)達的輪制陶器技術也只有龍山文化可以比肩；此外，它的絲綢業(yè)和漆木業(yè)也處于領先地位�？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江蘇的寺墩、上海的福泉山和浙江的反山貴族大墓、瑤山及匯觀山祭壇、莫角山宮殿、良渚古城以及良渚水壩為標志的重大考古新發(fā)現表明，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會已經進入了文明形態(tài)。

考古學家在良渚古城勘探時發(fā)現，當時城內有“工”字形的水系與城外的水網連通。2007年11月，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共同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宣布發(fā)現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該城為目前所發(fā)現的同時期中國最大的城址遺跡，可謂“中華第一城”。基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考古發(fā)現，考古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位于良渚遺址群的莫角山中心遺址正是宮殿性質的基址。

1972年春天，江蘇省吳縣（今屬蘇州市）唯亭鎮(zhèn)磚瓦廠在草鞋山遺址上取土燒磚，出土了一些玉器。得到消息的南京博物院遂派員前往調查并進行正式發(fā)掘，在墓葬內出土了大型玉器，如多層玉琮、精美玉璧、玉瑗。令人震驚的是，這些玉器竟赫然與夾砂紅陶缸這樣的典型良渚文化陶器共存。原先長期被視作“周漢之器”的琮、璧等玉器終于被考古發(fā)現證明屬于“良渚文化”，這些中國禮制中的重器，竟在一向被認為是“蠻夷之地”的史前江南找到了淵源。

在科學工具碳14檢測的幫助下，在對其中200多座墓葬與保存較好的人體骨骼進行考古研究的同時，考古學家最終確認“良渚文化”是直接繼承太湖流域的馬家浜—崧澤文化與浙東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晚期文化發(fā)展而成的長江下游土著文化，它的分布范圍不僅限于“良渚”一隅，而是包括錢塘江南北的廣大地區(qū)與舟山群島，其影響所及，最遠甚至達到長江北岸的海安與淮河以北的新沂。其中，長江三角洲（西起常州，東到上海）則是這一文化的核心地區(qū)。

良渚先民既無溫飽之虞，自然會產生精神領域的某種追求。如果以遺址發(fā)現地的代表性文物來命名，良渚文化或可稱得上是“玉文化”。其玉器數量之豐、品類之多、制作之精，在中國史前文明階段，無出其右者。玉器因此賦予了“良渚文化”以全新的文化內涵。“良渚文化”具有高度發(fā)達的玉器制造業(yè)隨后也被一波波的考古發(fā)現反復證明和強化，以至于制造精美的玉琮幾乎成了“良渚文化”的標志。在良渚文化時期，新石器時代的人們還不會冶煉硬金屬，當時的工匠們可能就是用裝柄加固的燧石打制成的石鉆與鯊魚牙齒之類的簡易工具，創(chuàng)造出了精美的玉器，令人驚嘆。

在很長時間內，學界將良渚社會判定為“酋邦”。良渚生產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以及漆器、絲綢、象牙器等，還有大量精致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又從眾多墓葬、墓地的資料看，良渚社會分層十分明顯，作為復雜或發(fā)達的酋邦毫無問題。

種種考古發(fā)掘及高科技研窮發(fā)現，放眼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世界，良渚文明足以與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并駕齊驅了。后者被認為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明和文字，同時也可能是《圣經》中大洪水事件的起源地，從而被西方人視為經典的文明樣本，在整個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從考古學史來看，中原地區(qū)長期以來是考古工作的重點，這與歷史文獻記載以及傳統史觀有著密切的關系。而考古學上的重要發(fā)現不僅證實了商王朝的存在，也為探索夏王朝或“最早的中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這些都說明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影響是客觀存在的。這也是大家更熟悉殷墟和二里頭文化的緣故。中國歷來的傳統觀念認為，中原（黃河中游）是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由此向四面八方傳播，從夏代起建立了國家，進入文明時代。反觀長江流域，其歷史重要性則要晚至漢代以后才充分體現出來。史學宗師徐中舒（1898—1991年）當年因此就提出疑問：“要是（春秋）吳越的文化真的很低，怎么能驟然興起并與中原爭霸呢？”

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量考古實物資料也已證明，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不是一個，而是遍布于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的上、中、下游及遼河流域、珠江流域。這也就是考古學家蘇秉琦在20世紀80年代所提出的，中國史前文化演進不是單線式，而是多元的，或者說是“漫天星斗”式的。

回望5000年前的中華大地，無論中原地區(qū)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山東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還是長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其整體的文明化發(fā)展水平都與“良渚文化”有一定差距，尤其在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禮儀制度方面，“良渚文化”可謂一馬當先。蘇秉琦先生即認為，我國的國家起源發(fā)展階段乃是“古國—方國—帝國”三部曲，并認為“紅山文化”已經進入“古國”階段，而“良渚文化”更進一步，已經達到“方國”階段。

換言之，長江下游地區(qū)早在夏代以前的公元前3000年時期就已經出現可稱之為“國家”的復雜社會，要比出現城市化的二里頭和安陽早1000多年——他們被認為是中國早期歷史中夏代和商代的代表�！傲间疚幕�”的發(fā)掘和研究，無可爭辯地證明，中華民族的確有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史。難怪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稱“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而嚴文明更是直截了當地斷言，“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夏、商王朝崛起之前的史前時期，“良渚文化”對于中國土地上的其他文化類型的影響可能是最大的。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據是“良渚文化”的象征——玉器——在江西、安徽、湖南、山西、陜西、四川、廣東等地的傳布，其范圍幾達小半個中國。甚至中原的二里頭遺址也出土了許多與“良渚文化”形制接近的玉器與漆器。

關于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學術界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水災說和社會關系失調說。通過論證，這種說法無疑是有其合理性的，盡管只是一種假說，卻有積極的啟發(fā)意義。良渚文化的衰亡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按現有材料恐怕很難簡單地說是哪一種原因直接導致良渚文明的徹底崩潰。如同瑪雅文明消失原因的討論，雖然提出了數十種解釋，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看法，因為任何一種看法都無法得到完全的證實，這也正是考古學不斷探索未知的魅力所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提出，每一種文明的興衰從根本上取決于它對某種特別困難（自然的和人類活動的）的應戰(zhàn)如何。新石器時代人類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對抗自然的力量薄弱，這也是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

目前最有力的歷史證明就是出土的文物和所在遺址。如同當年認為只有中原有青銅器，斷定夏商青銅器不過長江，認為江南幾千年前沒有人或者說是蠻夷之地，當江西吉安新干大洋洲出土大量的青銅器則推翻了所有的認知。良渚文明也是如此，最有力的是考古發(fā)現與科學研究證明。

透過這些紛雜的表述還是可以看出良渚社會已經進入文明時代。由于材料的局限和“仰韶—龍山”一統天下的觀念影響，良渚遺存一度被認為是龍山文化向南發(fā)展的結果。隨著建國以來考古工作的展開，考古學者注意并開始強調良渚遺存有別于龍山文化的特征，1959年底由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隨著20世紀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考古新發(fā)現，傳統觀念讓位于新的認識，良渚文化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了解。而全面認識良渚文明的特征，無疑將為中國文明起源、發(fā)展及形成的不同模式的深入探討提供全新的視角。

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水平，直接決定了良渚考古所能達到的高度，所以，很有可能，“良渚文化遺址”是“滿天星斗”中耀眼的那一顆星。也是中華文明最早的源頭之一。

嚴格來說，良渚文明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文明，但在演變過程中，也受華夏文明思想的影響。

如果非要說跟華夏文明沒有關系，也可以。

這個世界，從‘奴隸’這種角色出現開始，就一直伴隨著政治、權利、欲望的斗爭……！

在這個過程中，良渚文明應該是被當時‘華’體系文明逐漸‘吞并’，‘和光同塵’掉的吧……！最早的時候，應該還沒有這個‘夏’……！

大家都知道‘蚩尤’吧~？這個‘蚩尤’應該就是良渚文明傳承體系下的。

‘蚩尤’這個人物，是我所知道，包括所有神話人物里，絕對無敵的站神，從三皇五帝到現在，還可以包括西方神話體系。

可‘蚩尤’最悲劇的是，‘好漢架不住人多啊！’，‘蚩尤’應該說，最終是死在整個‘華’系文明之下。

‘蚩尤’以一人之力，最終頂不住當時‘黃帝系’無盡的‘車輪戰(zhàn)’……！

所以啊，江浙一帶的百姓，應該為有‘蚩尤’這樣一位‘無敵戰(zhàn)神’而感到‘驕傲’……！

我們要學歷史，要培養(yǎng)自己的智慧，但千萬不能被‘洗腦’……！理性的去看待歷史和文明的演變……！只有看得清楚，你才能更加明白‘生存之道’……！

祝賀良渚文化遺址世界申遺成功

首先對良渚遺址世界申遺成功，作為中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表示衷心的恭賀！

良渚文明不僅是長江文明的重要代表，也是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對于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歷史，同黃河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樣，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發(fā)揮過重要作用。同時也將會對當今世界文明的傳承與發(fā)展，產生更大影響，做出更大的貢獻。

良渚文化遺址申遺成功，霸道的西方，在大量的出土文物的證據面前也要低下頭來，把中國的文明史一下子提升了兩千多年。

過去我們說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西方總是不愿承認，現在良渚文化遺址申遺成功，世界公認，不承認中華五千年歷史的西方人從此休矣！

良渚文化遺址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也是有理有據的。

但要明確，是“之一”，不等于“唯一”。說浙江良渚文化遺址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說明中華文明的源頭還有其它地方，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陜西西安半坡遺址等，都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其中，河姆渡遺址、良渚文化遺址屬于長江流域文明；大汶口文化遺址、半坡遺址屬于黃河流域文明，故黃河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不說之一，只講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則是不準確或不嚴謹的。

所以說，以浙江良渚文化遺址為代表長江流域，以及以陜西半坡遺址為代表的黃河流域都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

很明確的說，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

以現在的說法是，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都是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

以往的說法中華文明發(fā)源于黃河流域，在于以古中華文明的夏商周都是以黃河流域為發(fā)源的，而且有著比較完備的歷史記錄，所以把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文明的搖籃。

然而通過現代的考古，越來越多的發(fā)現了長江流域在同時代存在的不輸于中原文明的痕跡，良渚是代表之一，另外比如四川的三星堆，也是代表。

這些文明都有著驚人的發(fā)達程度，有著不弱于甚至強于當時中原文明的發(fā)展，但都因為種種原因淹沒在了歷史之中，并不見于記載。

而通過不斷的考古發(fā)現，特別是一些實物的發(fā)現，可以得出當時的黃河文明與這些文明存在著廣泛的文化交流，而這些文明的影響也可以在黃河文明中看出，所以他們雖然消失了，但仍然對保存下來的黃河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樣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

浙江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浙江的過去就是中國的今天。

祝賀良渚古城申遺成功。那么怎么準確的、科學的看待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如何？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大問題，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考古界、學術界、輿論媒體界應慎重對待。

中華文明是一條大河，有很多支流。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大地灣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很多。這些支流最終都要匯入華夏文明為代表的滾滾洪流中，夸大良渚文化，與中華文明的根基對立，非常錯誤，也很危險。

影響中華文化的主要是易經思想，易經出自洛河思想，所以說黃河文明是有依據的。

良諸，目前被視為有影響的是水稻培植、玉文化和陶文化，其他的沒發(fā)現。

好高興受邀回答這個問題。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是毋庸置疑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都是有文明存在，而且是同期存在。那么避免不了兩個流域的多個部落或群體之間有融合有兼并等，而文化自然也有交流。所以，對于華夏文明的起源黃河流域暫不置評，但良渚文化一定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