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貴君臣同于箕子，毋蹈田橫之故轍。則何不罷兵休士，全車甲而歸臺灣，自處于海外賓臣之列。其受封爵惟愿，不受封爵亦惟愿。我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適之區(qū)，為爾君臣完全名節(jié)之地�！瓐�(zhí)事如感朝廷之恩,則以歲時通貢如朝鮮故事，通商貿(mào)易，永無猜嫌，豈不美哉？”
“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而足下父子，自開荊榛。且眷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彈丸之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
說出這話的是哪家“臺獨”分子？不是別人，就是清朝方面負以與臺灣明鄭政權談判重任的寧海將軍喇哈達、平南將軍賚塔，這是他們代表清廷向鄭氏出示的和議條件。歷史的事實總會讓那些歷史實用主義者難堪。身負“統(tǒng)一”重任的清政權竟然主動搞“臺獨”，不吝筆墨描繪出“臺獨”的美好前景來說服臺灣鄭氏政權接受。這其中的錯亂和背謬，歷史實用主義者無法解釋，只好在電視劇里編故事，想象出一個子虛烏有的通敵陰謀，把兩個政權之間使節(jié)交付的公函說成是朝內(nèi)的壞分子與敵相通的密信，把清朝的開國元勛也說成是通敵奸臣。在我看來，這確實是出于現(xiàn)實需要而對歷史事件隨意曲解、“古為今用”的荒謬。
上下五千年，不同民族建立的不同政權出現(xiàn)在今日中國的版圖上，真是數(shù)也數(shù)不清。相互之間，也從不缺少戰(zhàn)爭、和議。其中功過是非，自當別論�？墒悄矛F(xiàn)代主權觀念下才出現(xiàn)的“獨立”、“分裂國土”之類概念去往古人頭上亂套，卻是十足的滑稽。臺灣鄭氏是“分裂”，那本為明朝官員的努爾哈赤建立后金算不算“分裂”？要知道在努爾哈赤時期，后金政權并沒有什么統(tǒng)一中國的想法。再往上推，耶律阿保機、完顏阿骨打、李元昊等人又算不算“分裂”？今日中國的版圖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政權中，互相征戰(zhàn)的不少，互相承認的也不少，政權之間出現(xiàn)如同“仿朝鮮例”這樣的藩貢關系的也不少，是不是都要一一去考較一下誰是“分裂”？
我認為，臺灣鄭氏政權的存在及其抗清斗爭，是明清之際民族戰(zhàn)爭的延續(xù)，其性質并不會因為控制區(qū)域的大小而變化。在鄭氏據(jù)臺的之前和之后，都不乏人舉旗抗清，鄭氏只是其中一個，沒有什么不同。鄭經(jīng)本人發(fā)布的文告說得很明白：“我先王忘家為國，抗夷于方張之際，……因退屯東寧，生聚教誨者十一余年，庶機勾踐之圖，無墮先王之志。”，臺灣鄭氏并沒有忘記過自己的夙志，以臺灣為根據(jù)地，以進取中原為目標。鄭氏政權的中國意識是很明顯的。當然，出于客觀強弱形勢，臺灣鄭氏不得不與清朝談判，與之周旋。最后談判破裂的原因并不是因為鄭氏要“臺獨”，而清廷不讓。而是因為鄭氏不愿意割斷臺灣與大陸的聯(lián)系，堅持要求保留福建省廈門附近的海澄，而清廷堅決不同意這一點，遂至和議不成。
可見連橫《臺灣通史》：“經(jīng)從其議，索海澄為互市。啟圣執(zhí)不可，議遂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志——福建省志》：“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 康親王杰書、新任總督姚啟圣從本月至次年五月，先后4次派員招撫鄭經(jīng)，勸其退回臺灣，以澎湖為雙方通商之地。鄭經(jīng)寸土不讓，堅持以海澄為雙方往來公所。和議再度失敗�！�
為什么清廷對比海澄大百倍的臺灣毫不在乎，巴不得臺灣成為“箕子之朝鮮，徐福之日本”，卻只因一個小小海澄爭執(zhí)不下？這可以聯(lián)系現(xiàn)代史來看一下：
楊勝群等主編的《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說：“10月21日，杜勒斯和美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伊訪臺，逼迫蔣介石撤離金、馬，雙方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為配合蔣介石同美國的斗爭，在杜勒斯到達臺灣的前一天，毛澤東下令恢復炮擊金門，及時幫助了蔣介石，使其獲得拒絕從金、馬撤兵的口實。此后，福建前線炮擊金門形成規(guī)律，逢單日打，雙日不打。”
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講到金門島時說：“我們不是這樣看待這兩個島嶼的。我們對這個問題有過公開聲明，就是讓蔣介石守住這兩個島嶼。我們也不切斷他們的給養(yǎng)。如果他們給養(yǎng)不夠，我們還可以接濟他們�！�
可見，臺灣當局在大陸附近島嶼的存在，是一條臺灣與大陸關系的紐帶，是保證一個中國的有利因素。勢不兩立的毛、蔣兩人，在共同的反臺獨主張之下，在金門問題上達成了一次默契。民進黨上臺之后，即迫不及待從金門等外島撤軍。其中意味，不言而喻。兩百年前的清政權，并不在乎鄭氏政權控制臺灣，卻一定要壓迫鄭氏撤出大陸沿海，意圖當然也很清楚。就是為了徹底斬斷臺灣與大陸的聯(lián)系。清廷對臺灣土地的得失，從來沒有在意過，甚至在攻滅鄭氏政權之后，康熙帝還發(fā)表高見說是“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清廷對這么一個在他們看來無足輕重的彈丸之地，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一定要消滅鄭氏而后快。決不是因為有什么維護領土完整的志愿。而恰恰就是因為鄭氏政權有著濃重的中國意識，隨時可能成為反抗清廷統(tǒng)治的潛在威脅的緣故。
在清鄭談判初期，鄭氏政權的活動重心在大陸，占據(jù)島嶼府縣，清廷認為鄭氏的威脅近在肘腋，于是表現(xiàn)強硬，非得要鄭氏剃發(fā)歸順不可。順著清廷的軍事勝利，逐漸把鄭氏政權逐出大陸，迫使他們不得不把活動重心移向臺灣，清廷的談判條件就越來越寬，在談判后期，主動表示希望鄭氏自守臺灣，稱臣入貢可以，不稱臣入貢也可以�？梢�，他們哪里是關心臺灣的得失？如果鄭氏自踞臺灣，永為異域，“與世無患，與人無爭”，對于清廷來說，才是正中下懷呢。而正是因為鄭氏政權到最后也決不肯割斷與大陸的聯(lián)系，才讓清廷如梗在懷，最終下定消滅鄭氏政權的決心。對于鄭經(jīng)來說，如果順從清廷的意愿，放棄大陸，海外稱王，正如清廷勸告他的“逍遙其間”、“與人無爭”，于私人利益而論，豈不美哉？如果鄭經(jīng)真是什么“臺獨分子”，那么清廷自己開出的條件早已超出他的期望，為什么還要另生異議？但是正因為鄭經(jīng)是鄭成功的繼承人，即便是觸怒強敵，他也不放棄在大陸的據(jù)點，保留重返大陸的希望，“無墮先王之志”。如果一定要以清鄭關系來比附當今時局的話，那么清廷自己豈能逃脫搞“臺獨”的指控？
談判不成，之后便是清廷對臺灣的攻占了。施瑯是最大的功臣，清廷也沒有虧待他。登時成為臺灣、福建最大的貪官污吏和惡霸地主。奪占田產(chǎn)收入施瑯名下的，幾乎占據(jù)臺灣南部已開墾土地的一半之多。名為“施侯租田園”，一直延續(xù)到日本侵占臺灣。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笆┖畲笞狻钡氖占{統(tǒng)歸清朝在臺衙門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轉交施瑯世襲業(yè)主。如此猶嫌不足，還貪得無厭，連無田無地的漁民也不放過。他死后幾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自己發(fā)布上諭說：“閩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島，并無田地可耕。附島居民，咸置小艇捕魚，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瑯倚勢霸占，立為獨行，每年得規(guī)禮一千二百兩；及許良彬到任后，遂將此項奏請歸公，以為提督衙門公事之用，每年交納，率以為常。行家任意苛求，魚人多受剝削，頗為沿海窮民之苦累。著總督郝玉麟，宣朕諭旨，永行禁革。”
在鄭氏時期，清廷搞“遷界禁海”，勒令沿海人民內(nèi)遷，寸板不許下水，打算封死臺灣。施瑯攻打鄭氏既然得勝，總可往來無礙了吧？可卻不然，在施瑯的治下，規(guī)定“赴臺者不許攜眷�，樢曰荨⒊敝穸嗤ê�，特禁往來。”（連橫《臺灣通史》）。首先嚴禁廣東籍人渡臺，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盜”多，以及“惠潮之民多與鄭氏相通”；對其他地區(qū)的人民渡臺也嚴加限抑，竟然規(guī)定渡臺人員不得攜帶家眷，也就是說不許老百姓在臺灣扎根，這一政策后來導致臺灣婦女奇缺，正應了“骨肉分離”這句話。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引《理臺末議》的記載說：“終將軍施瑯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槡{，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保梢娫诋敃r，施瑯只要活著，就是兩岸往來的最大障礙。在二百多年前，臺灣土地空曠，本來很需要人力前來開發(fā)�？墒窃谑┈槙r期，除在他的老家福建漳、泉地區(qū)招募佃農(nóng)去種他的“施侯租田園”之外，大陸人民渡臺，陷于停頓。施瑯自己在臺灣廣占良田，坐地收錢，卻對老百姓前往臺灣謀生嚴加限制，把臺灣島視為他施家之禁臠。與現(xiàn)在的民進黨當局阻擾兩岸完全三通，阻礙兩岸人員往來，正有一比。夠不夠得上“臺獨”行徑？施瑯親自擬訂的渡臺禁令，在他死后，趨于松弛，但并沒有結束。后來反反覆覆，清廷時而開禁，時而又“申嚴”。一直到同治年間，根據(jù)大臣沈葆楨的建議，才徹底取消�；矩灤┣逋⒅闻_時期。
如果施瑯攻滅鄭氏政權是“反臺獨”，為遏止“臺獨”起見，不正該鼓勵兩岸多多來往嗎？反倒防民如同防賊，惟恐老百姓跑到臺灣去，就會接下鄭氏的衣缽舉旗反清。更充分地表明了，第一，鄭氏政權在大陸沿海人民中具有同情和支持，鄭氏政權在臺灣的抗清活動，是清朝時期全國抗清活動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臺獨”；第二，清廷攻滅鄭氏，不過是為了消滅反清力量、鞏固統(tǒng)治，而不是什么“反臺獨”。
按我的理解，統(tǒng)一的好處大概有團結合力、各地人民互相來往，共享各地區(qū)的土地、資源等等，《反分裂國家法》規(guī)定，“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鼓勵和推動兩岸經(jīng)濟交流與合作”。兩岸人員往來和交流，是統(tǒng)一所能發(fā)生的效益，也是我們推進統(tǒng)一的手段。而施瑯和清廷，實行遷界禁海于平臺之前，實行渡臺禁令于平臺之后，一以貫之，就是要千方百計阻隔兩岸交往，無端制造地域問題。和我們現(xiàn)在推動的統(tǒng)一，有何共同之處？從這一點上講，臺獨分子才最該去感謝施瑯呢。
就遷界禁海來講，不僅在當時給沿海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而且毀滅了中國海洋經(jīng)濟，使中國與大海禁閉二十余年，船只朽壞，海外市場全部拱手讓人。使明末就達到的“窮洋竟同鬧市”的海洋貿(mào)易繁榮局面從此不再。清廷把臺灣鄭氏政權叫做“海賊”，可清廷自己對中國沿海經(jīng)濟的破壞比所有“海賊”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大。導致清朝的閉關鎖國達到歷代的頂峰，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與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有著直接的關系。
在施瑯攻滅鄭氏政權212年之后，清廷簽定《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與施瑯沒有直接關系，但卻是清廷一系列內(nèi)外政策的必然結果。正如上面說的，清廷對臺灣的得失并不關心，歷來都是視為“荒服之地”，最后舉以予人，把臺灣當作了戰(zhàn)爭失敗的替罪羊。有些人總喜歡在假設的前提下發(fā)表議論，說是如果施瑯不消滅鄭氏政權，那么臺灣就會脫離中華，被外國侵占，可歷史事實是鄭氏政權把臺灣從荷蘭人手中奪回，到了清廷手里面，臺灣倒真的被外國侵占了。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來看，哪一方應該被稱頌，哪一方應該被鞭撻，不是清清楚楚的嗎？
我以為清廷和施瑯攻滅鄭氏政權，實在不值得如何頌揚。清廷和鄭氏的對立，只不過是中國古代史上多如牛毛的政權相爭中的一個。鄭氏抗清具有的民族斗爭性質，也是跟其他大陸上的抗清活動一樣的。從清兵入關到清朝覆滅，反清活動又何曾斷絕過？其中建立政權的也多得是，鄭氏政權也只是其中一個，雖然地盤不大，但同樣是具有明確的中國人身份的中國政權。如果只看到這一歷史舊故與現(xiàn)實問題在表象上的相似之處，就浮想聯(lián)翩、胡亂類比，卻罔顧其中存在的本質差別，只能是對現(xiàn)代中國進行的統(tǒng)一事業(yè)的矮化和丑化，徒然供人口實�！芭_獨”思想的淵源是日本軍國主義對臺灣的“皇民化”殖民政策，是屬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問題。而“臺獨”分子最希望把“臺獨”的起源無限延長，編造出一部從古到今“臺灣人反抗中國”的臺獨史來。把清廷和鄭氏政權的斗爭說成是“臺獨”和“反臺獨”，等于主動替臺獨分子論證“臺獨”古已有之，論證在歷史上“臺獨”政權曾經(jīng)實際控制臺灣。無異于憑空給“臺獨”送上一份大禮。所以，用歷史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來曲解歷史，不僅本身荒謬，最終也只會給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帶來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