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豐臣秀吉沒有在活著的時候殺了德川家康？
答案就是：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豐臣秀吉不但想殺了德川家康，還曾經(jīng)付諸于實踐。
那就是發(fā)生在天正十二年（1584）三月的小牧·長久手之戰(zhàn)——豐臣秀吉（那時候還叫羽柴秀吉）與德川家康之間的一場大規(guī)模會戰(zhàn)。
織田信長與其無可爭辯的繼承人織田信忠（為織田信長正室濃姬的養(yǎng)子，因此被視為嫡長子）、遭明智光秀叛變而葬身于京都本能寺中（本能寺之變，一說信忠死于二條城）。
作為攻略毛利家的總大將羽柴秀吉（豐臣秀吉）立刻與毛利方講和，把姬路城里的所有物資分給手下，并把母親阿仲和妻子寧寧送到長濱城，自己則抱著孤注一擲的決心，日夜兼程，在七日內(nèi)趕回了畿內(nèi)，史稱“中國大回轉(zhuǎn)”。
秀吉之后成功地利用為織田信長復仇的大義名分，取得了各方勢力的支持，就連明智光秀的親家細川幽齋（細川三齋之父，細川三齋是明智光秀的女婿）也表示光秀的謀反與自己沒有任何關(guān)系，于是秀吉迅速擊潰了光秀，史稱山崎之戰(zhàn)，光秀在逃跑途中被鄉(xiāng)民殺死。勝利之后的羽柴秀吉和其他幾位織田家的宿老柴田勝家、丹羽長秀、前田利家在清州城會談，商議織田家繼承人的問題，秀吉又合縱連橫，排擠了柴田勝家，立信長年僅三歲的嫡孫三法師（織田信忠的嫡子，元服后稱秀信）為織田家的家督，而自己則作為三法師的監(jiān)護人取得了織田家實質(zhì)上的掌門人地位，之后又在賤岳之戰(zhàn)擊敗柴田勝家，迫使柴田勝家切腹。
羽柴秀吉自此成為原織田家家臣中，最具有威望和實力的第一人，勢力范圍包括山城、大和、河內(nèi)、和泉、攝津、志摩、近江、美濃、若狹、越前、加賀、能登、丹波、丹后、但馬、因幡、播磨、美作、備前、淡路等20國，及伊賀、伊勢、伯耆、備中之一部分，總計石高約630萬石（石高是日本戰(zhàn)國時期，不按面積而按法定標準收獲量來表示封地或份地面積，是大名和武士授受封地或祿米以及承擔軍役的基準），后來的德川幕府將軍家也只有 398萬石，可以說秀吉此時在實力上已經(jīng)是當之無愧的天下人。
（當上關(guān)白的豐臣秀吉畫像）
而領(lǐng)有伊賀、伊勢大部分及尾張三國的織田信長次子織田信雄日益感受到羽柴秀吉的威脅，擔心落的和他弟弟織田信孝一樣的下場，同時，由于他對羽柴秀吉擁立三法師為織田家家督有極大的不滿，于是于天正十一年（1583），與德川家康聯(lián)合，對抗羽柴秀吉。
織田信雄于開戰(zhàn)之前，除了和德川家康結(jié)盟外，另外與紀伊國雜賀火槍傭兵隊、根來寺僧侶火槍傭兵隊、四國的長宗我部元親和北陸的佐佐成政締結(jié)盟約，形成了“秀吉包圍網(wǎng)”，通過襲擾等各種方式對羽柴秀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天正十二年（1584）3月21日，秀吉點齊兵馬號稱約12萬5000名大軍自大阪城（今日本大阪）開拔至伊勢（今日本三重縣）、尾張（今日本愛知縣西部）一帶準備開戰(zhàn)。當時德川家康大本營設(shè)在三河（今日本愛知縣）岡崎城， 且手下全部兵力才35000左右（當時家康的勢力范圍為：三河、遠江、駿河、甲斐及信濃之一部分，總計約140萬石），加上織田信雄兵力，總數(shù)約6萬余人，與羽柴秀吉的整個武力相比處于絕對的劣勢，這時如果采取分兵守勢策略，必然導致首尾無法兼顧，恐遭羽柴秀吉優(yōu)勢兵力各個擊破。于是德川家康在經(jīng)過深思熟慮之后，所采用的軍事策略是：
取內(nèi)線集中優(yōu)勢兵力以主動攻勢為原則，且視時機而機動出擊。
長久手之戰(zhàn)的具體過程就不贅述了，總之秀吉方面遭到了失敗，但由于家康的實力也不夠強勁，最終雙方陷入膠著狀態(tài)。
最后還是秀吉方面主動提出媾和，當年11月，秀吉與織田信雄達成了三條和談條件；同年12月，德川家康基于政治及戰(zhàn)略考慮下也做出妥協(xié)，將次子于義丸（即后來的結(jié)城秀康，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異母兄）送與秀吉作養(yǎng)子，臣服于羽柴秀吉。
小牧·長久手之戰(zhàn)后，羽柴秀吉借此籠絡(luò)了最大的反對勢力德川家康，原本東國強大的聯(lián)盟（德川-北條-伊達）基本宣告解散，這為桃山政權(quán)（桃山時代是日本豐臣秀吉統(tǒng)治的時期，上承戰(zhàn)國時代，下啟江戶時代，因秀吉居住在伏見城，附近山上有桃樹而得名）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
但我們注意到，德川家康的實力還依舊保存，同時因為此戰(zhàn)是德川為援助織田信長后裔而戰(zhàn)使得德川獲得了空前的聲望和政治資本，維護織田家的大義名分和相關(guān)同情者利益攸關(guān)者的支持成為其日后建立德川幕府出發(fā)點和基石。
（江戶時代以關(guān)原之戰(zhàn)作為主題的繪畫作品）
說到底，當時日本處于典型的封建時代（并非五階段論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的封建概念），從更嚴格的意義上，理論層面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是天皇或者織田家的下屬，德川家康是平等地位的同僚而非下屬家臣，雖然從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如果技術(shù)上可殺并非一定需要受到道義規(guī)則的拘束，但是一旦真殺的后顧之憂和隱患是相當嚴重的（比如激反其他潛在的敵人反叛）。
更何況，豐臣秀吉對在技術(shù)層面上能不能殺德川家康并無把握。正如人們所熟知的，德川家康的出身是三河武士團，三河武士團是比較正統(tǒng)的封建武士（同樣是上述的封建概念），三河地方在當時相對閉塞，保留舊制度舊傳承較多，他周圍的家臣也都是比較接受舊式的封建主義精神，豐臣秀吉來硬的不行，用他習慣的市民化的金錢收買籠絡(luò)作用也不明顯。
綜合這幾方面，就是上文回答的原因：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質(zhì)言之，小牧·長久手之戰(zhàn)之后，在豐臣秀吉心中確確實實埋下了對德川家康這位敵手的敬佩和猜忌的種子，但殺家康的天時地利人和，始終沒有出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