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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媒、印刷、及其不發(fā)達的年代,很多東西都是口口相傳,《史記》中肯定有很多都是一代代口傳下來的,別說上百年來,就是幾十年口傳的誤差都很大,比如現(xiàn)在去問老年人民國故事肯定誤差很大。歷史記載的很多東西,有時候比小說還荒誕,什么后盤古開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堯舜禪讓。周朝后稷的母親姜踩了巨人的腳印而生后稷;劉氏在人澤坡休息,夢中與神人相遇后懷有身孕生劉邦,簡直就是胡說八道,只能說明作者缺乏科學知識。晉朝墳墓中發(fā)現(xiàn)的很多竹簡人稱《竹書紀年》,其中記載了很多真實的歷史,與《竹書紀年》相比較,后來寫的歷史都被史學家和儒家篡改了,把古人說得很神圣,說堯舜高尚禪讓王位,與《竹書紀年》完全不一致,都是被人為修改過的,用來說教天下人,也許他們用意是好的,但這種空洞的說教沒有任何作用,司馬遷之后的兩千年,誰見過禪讓?遠古的時候王位更替,應該和非洲獅群獅王的更替一個樣子。

遠古的事,司馬遷應該也是四處搜集來的資料根據自己的想象加工而成的,歷史,就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寫前朝的歷史,很多時候都帶有強烈的個人和時代的愛憎,比如清朝寫明朝歷史,肯定不會說明朝好。所以看歷史,偶爾看看而已,就當是聊齋,就當是看小說,多看不宜,歷史中記載的都是帝王將相,這些人看上去高貴,其實都是滿肚子陰謀詭計的強盜騙子,沒幾個好人,《史記》記載的也是他們如何與人斗,看多了就學會了窩里斗,窩里斗的結果是越斗人越壞,左手打右手,沒有好結果。

最佳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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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所以被稱為文明,是因為這是人類脫離野蠻狀態(tài)的社會化行為和自然行為的集合,文明集中呈現(xiàn)出的特點就是語言、文字、宗教、城市、工具、國家等等。所以我們主張我們的文明從夏朝開始,因為自夏時起便已經設置了史官。商周時期出土的甲骨文文字里已經明確出現(xiàn)相應記錄文字,到周禮時政府已經擁有五史官職。史官的職務就是管理文書、記錄時事。文明衍生出的國家管理者需要掌握一個政權,就必然需要文字記錄和管理所發(fā)生的事,這些所記錄并保存下來的文獻經過后世史官的系統(tǒng)性搜集、整理和濃縮并編撰形成史書。這不是口口相傳,如果中華文明的基礎是口口相傳的史說,那就不能稱呼這樣算是文明了。

史記是史書的一種展現(xiàn)形態(tài),古人要宣傳皇權神授,為他的統(tǒng)治建立民眾的基礎擁護和崇拜,所以會記錄自己的母親踩了巨人腳印而后生了自己,這種方式中西均是如此,很正常?戳诉@些就全盤否定史記,是因為你誕生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而這些宣傳對于當時的統(tǒng)治者來說是有必要的,沒有這些宣傳,統(tǒng)治者就不會具有神認可自己合法統(tǒng)治國家的權利。

史記的真實性其實很難質疑了,比如司馬遷距離商朝第一代君王上甲微時間差距有1700年,但史記里記錄的商朝的世系除了漏記了祖己和搞錯了幾位的即位順序外,所有記載均與當代出土的甲骨文辨認出來的商朝世系相同。至于用竹書紀年和史記的差別來全盤否定史記,這就是典型的無知和可笑了。竹書紀年只是典型的出土文獻,且還只是戰(zhàn)國時魏國史官記錄的文獻,而史記是整個中華文明的傳世文獻,很可能司馬遷在寫作史記的時候,也有參考過竹書紀年,但最終形成的是史記,這兩者是有巨大區(qū)別的,畢竟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太史令,而竹書紀年只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魏晉史官編撰的文獻。我們不能用地方志推翻正史,這個邏輯可以理解嗎?當然,這不影響我們對比二者,交叉驗證二者,史記也是這樣千百年來被歷代史官驗證、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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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年來的多數史學家奉司馬遷為“史家太祖”,巜史記》為廿四史之首,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閱讀大量史籍記載的基礎上寫成的,魯迅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既然“史家絕唱”,那肯定不是隨意編造的,“無韻之離騷”是指有文學藝術特征,文章有個人感情成分。無論“正史”或者“野史”,都不可能與客觀史實完全一致,肯定有作者主觀成分。同樣一個漢武帝,班固的“贊曰”與司馬光“臣光曰”評價不同;鉤弋夫人之死,巜漢書》與《通鑒》記載不同;關于秦始皇親生父親,巜秦本紀》與巜呂不韋列傳》記載不一致,都是岀自司馬遷筆下?傊畬τ谑穼W著作有藝術加工或紕漏錯誤,不能冠以“胡編亂造”的帽子,應該尊重史學家們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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