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和后秦屬于五胡亂華后胡族建立的政權，這兩個國家執(zhí)政者大多篤信佛教。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社會動蕩不安，長期的戰(zhàn)亂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
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騙性，佛教所宣傳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抄應”的思想，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xiàn)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騙和麻痹廣大勞動人民。
第三，統(tǒng)治階級的提倡支持。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的第一次激蕩、動亂的大時代。胡人的入侵把漢人的國土搞的亂七八糟。尤其是“佛教”。擔驚受怕的人民，希望有所寄托。統(tǒng)治者則希望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加上佛教的“功德”思想，于是，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有了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佛教”。從魏晉留下來的巖壁佛教文化遺產，可見當時執(zhí)政者對佛教的重視，也因為佛教，這群原本居住在北方的胡人，徹底的融入了漢人社會，成為漢族群之一。也就是魏晉南北朝這個大時代，令佛教與中國人融成一體。
前秦皇帝符堅
前秦是繼后趙之后北方佛教最為興盛的時期，統(tǒng)治者符堅篤信佛教，由于他的提倡，都城長安成為當時佛教傳播的重鎮(zhèn)，代表人物是佛圖澄的弟子、名僧道安。道安，俗姓衛(wèi)，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人。出身大儒世家，早年讀書，通達五經六義。12歲出家，因相貌丑陋，不受師傅重視，但博聞強記，過目成誦。 20歲時受具足戒，并得到師傅允許出外參學。約于公元335年在后趙的鄴都(今河北省臨漳縣)遇當時名僧佛圖澄，深得賞識。佛圖澄死后，道安為避石趙內亂之禍而到山西的鑊澤 (今山西臨汾)，輾轉至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弘揚佛法，后又回鄴都。在這約15年的時間里，道安深受北方佛教重視禪定的影響，主要是研習和宣傳禪法。
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道安到河南。后應襄陽大名士司鑿齒的約請，率眾南下，率弟子慧遠等人到了襄陽。道安在襄陽的十五年，是其一生中最有建樹的時期。他著力于講習般若學；考較《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譯本，注釋經文；創(chuàng)制經錄；制定僧尼規(guī)范，從宗教儀式方法到日常修行起居的規(guī)定。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堅派苻丕攻占襄陽，道安被請到長安，住五重寺。以后的七年里，道安領導數千人的大道場，組織并親自參加譯經，兼講經說法，總結了佛經翻譯中的“五失本、三不易”的情況。道安學說集中在禪學和般若學兩方面。其講求的是小乘禪法。道安又是般若學六家七宗中本無宗的主要代表。他有弟子數百人，其中著名的有慧遠、慧永、慧持、法遇、曇翼、道立、曇戒、道愿、僧富等。
后秦國主姚興
后秦的佛教比前秦更加興盛，后秦統(tǒng)治者姚興也篤好佛教，著名譯經大師鳩摩羅什及其教團為后秦佛教譜寫了絢麗的篇章，對中國佛教的發(fā)展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
鳩摩羅什(Kum a raj I va，344—413)，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意譯“童壽”。祖籍天竺，父鳩摩羅炎原是印度國相，后舍相位遷居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一帶)。羅什生于龜茲，7歲隨母出家，9歲隨母去魁賓游學，從名德槃頭達多法師學《雜藏》、《中阿含》、《長阿含》等。12歲隨母回龜茲，時遍通小乘經論及世俗文典。后隨莎車王子須利耶蘇摩學《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復從佛陀耶舍授讀《十誦律》等。羅什回龜茲后，廣學大小乘經論，講經說法，成為中觀大師，名聞西域諸國，在漢地也有傳聞。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堅譴呂光破龜茲，劫羅什至涼州。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后秦王姚興攻伐后涼，迎羅什至長安，請入住西明閣及逍遙園，待以國師之禮，并在長安組織了規(guī)模宏大的譯場，請羅什主持譯經。爾后十余年間，羅什悉心從事譯經和傳法。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間，共譯出經論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首楞嚴三昧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論》及《十誦律》等。其所譯經典影響很大，多為后來中國佛教各宗派所據。羅什門下甚眾，最有名的是僧肇、道生、道融、僧睿。
僧肇(384，一說374—414)俗姓張，京兆 (今陜西西安)人，少年時即遍覽經史，猶善老莊。他在東晉隆安二年(398)，遠赴姑臧(今甘肅武威)師從鳩摩羅什，后隨師到長安，并奉命與僧睿等參與譯場從事譯經，評定經論。鳩摩羅什曾稱贊他說：“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奔卦凇洞蟪诵摗肪砣姓f：“若肇公名肇，可謂玄宗之始。”后人在講關河傳承時，往往什、肇并稱，可見僧肇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僧肇的著作，有《維摩經注》及各種經、論的序，最著名的則為《肇論》。僧肇對般若學的理解代表了當時中國佛教界的最高水平。僧肇在般若與中觀學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傳統(tǒng)思想范疇，另作闡釋，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
僧叡對般若經典的傳播用力甚勤，他對般若理論在中土發(fā)展過程的總結，至今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道生天資獨具，在未見經典原本的情況下，倡“一闡提皆可成佛”與“頓悟成佛說”，是中國佛教義學實現(xiàn)由般若學向涅槃學轉變的關鍵人物。鳩摩羅什死后，僧肇、道融等仍留長安；道生、慧觀、僧叡，僧導等遷居南方，鴆摩羅什所傳大乘經典流布到了江南。
另外，從塢摩羅什始，佛教譯經正式成為國家的文化事業(yè)，由國家出資，組織人力，進行翻譯，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同時，由于鳩摩羅什的影響，后秦首先創(chuàng)立了管理僧尼的國家機構，鳩摩羅什弟子僧被任命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和慧斌共掌僧錄。此后經北魏至隋唐，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僧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