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指點江山，天津退隱江湖，是整個民國前期的風氣，更是北洋軍閥們不成文的慣例。

為什么呢？

因為天津?qū)嵲谑莻�好地方啊～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民國時期的中國城市排名，跟現(xiàn)在并不一樣。由于交通方式的不同，民國時期的城市格局跟現(xiàn)在差異很大。

最大的城市，自然是上海了。但第二大城市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北京，而是長江重鎮(zhèn)武漢。

北京連第三都排不上，第三名是天津，第四名是南京。事實上，北京在民國時期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外，別的方面影響力很弱。但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影響力就更弱了。

但天津不同。

由于海運的興起，天津快速發(fā)展了起來。外國侵略打開了華北的大門，各國都在天津劃上了大片的租界。北洋時期的天津，幾乎完全是由外國人建立起來的城市。

由于海運發(fā)達與外來文化影響，導致天津的生活非常西化，華北第一家西餐廳——起士林，就落在了天津。天津城區(qū)里直到今天都隨處可見的歐式建筑，就是受方面租界區(qū)的影響。北洋時期，天津的人口曾經(jīng)一度是北京的六倍多。相比于現(xiàn)在北京天津的地位，那時候從北京到天津才是“進了大城市”。

更重要的是，租界區(qū)除了建設優(yōu)良，設施完善之外，還獨立與中國政府的管制之外。無論是下野政客還是失意軍人，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在租界找到自己的容身之處，不怕你的仇家到租界區(qū)找你的麻煩。對于這些政治的失意者而言，這可實在是太重要了。

（天津五大道）

五大道，是方面北洋大佬們退居天津的主要居住區(qū)。這個地方位于各國租界中的黃金地段，處處都是民國修建的小洋樓，是當年的豪宅，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您現(xiàn)在去天津也可以看到。

對于北洋軍閥來說，回到天津，第一有安全保證，第二生活設施比北京要好上很多。而且天津華洋雜居，各式各樣的西方文化娛樂他們都能接觸到，黎元洪就是在天津?qū)W會的打網(wǎng)球。

最重要的是——勢力在這，離北京近，有復出的可能。

北洋的人物，都是跟著袁世凱混出來的。而袁世凱起家的地方，就是天津小站練兵。天津城是李鴻章袁世凱及之后的北洋人三代經(jīng)營出來的，北洋的勢力在此根深蒂固。無論是滿清遺老還是日本人、國民黨，都別想在天津占北洋派的便宜。北洋老人回到天津，就像回家一樣。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蔣介石邀請段祺瑞南下上海，幾次三番邀請，段祺瑞就是不去。他深知自己如果去了，就是砧板上的魚肉，離開了天津沒有任何勢力能庇護他。

在滿屏滅亡后，有相當多的滿清遺老去了大連。因為大連地處東北，是清朝的發(fā)家龍興之地，滿清遺老們在哪里還能找到歸屬感和一定的勢力，與北洋人回天津是一個道理。

另一方面，由于天津離北京的距離很近，對于北京政府的消息，天津能夠第一時間探知，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北洋退下的人物，沒有幾個徹底死心的，政治敏感度自然高，他們還是想等到北京風云有變重出江湖的。

與之相比，南京國民政府中的失意者，則大多去了上海，就是因為政治中心已經(jīng)變成了南京。這就像漢朝的時候，社會上的“名士”出家修道，不去五岳等名山大川，而去緊挨著長安的終南山，就是為了第一時間得知朝廷里的消息，等著皇上請自己出山。所謂“隱退”，說給別人聽聽而已。

如果說國民政府的前臺是南京，后臺是上海。那北洋政府的前臺是北京，后臺是天津。天津是重要通商港口，又是各國租界所在地，是國內(nèi)的飛地。在這里進可攻，退可守自然是不二選擇。

（近代通商口岸）

1、特殊的近代城市：天津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被迫把天津作為通商口岸開放。直隸總督加銜通商大臣負責天津地區(qū)的對外事務。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從北京來看，天津是國防的前線，所以從大沽口到天津之間層層布防。

從外國人來看，這個越來越繁榮的通商港口，租界林立，各家發(fā)展各家的。當時有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和比利時等九國租界。

（天津租界圖）

這種模式發(fā)展之下，天津是北方的經(jīng)濟重心，也是現(xiàn)代化的標準城市，其租界更是一塊飛地，政府權(quán)力無法企及。

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之后，列強在天津的權(quán)力更加多元，條約屬地可以駐扎軍隊，銀行團、公使團常常在這里活動。

（意式風情區(qū)今天依然很受歡迎）

2、北洋時期的選擇

軍閥下野是為了再次更好的出來，而不是真正下去。當然就算真正退出也要找一個安全的地。

黎元洪在丟失總統(tǒng)后，果斷逃到天津租界，到這里就不用擔心了。張勛復辟失敗后，來了德租界。

（黎元洪）

梁啟超很長時間里也在天津租界區(qū)。

在這里，首先可以保證基本的安全，不會被莫名的死去。

其次這里外國勢力強大，來了這里可以接觸到很多人，弄不好有回去的機會。

再者這里距離北京也近，有風聲容易行動。

（溥儀）

溥儀離開故宮后，就來了天津租界。

其實到了南京國府時期，失意軍人、下野政客都在上海，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

（上海租界分布圖：租界就是國中之國）

近代中國的幾個特殊的地方，香港之于廣州，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上海，大連之于奉天，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列強對中國政局影響的深遠。

歡迎關注、點贊、吐槽，我是一枚明粉，給你不一樣的史學評析，期待你的評論，期待你的分享

民國成立以后，特別是袁世凱死后，中國就進入了軍閥混戰(zhàn)時期。各路大帥們?yōu)榱藸帄Z地盤，爭權(quán)奪利是大打出手。這打仗自然是有勝有敗。勝的軍閥是更上一層樓，輸?shù)木椭荒芡�電下野了寓居。而這下野的北洋軍閥寓居最喜歡選天津，這一是因為安全因素考慮，二是經(jīng)濟因素，第三則是政治因素。

安全因素考慮

一般來說這軍閥混戰(zhàn)有個慣例，就是不對失敗者趕盡殺絕。這主要是因為北洋軍閥的首腦們原本大多是同僚，甚至不乏彼此間沾親帶故的，自然不好意思做得太絕。另一方面勝敗乃兵家常事，這勝利的軍閥怕自己萬一哪天失敗，所以也不想多結(jié)仇。

然而既然是慣例不是法律，那么總會有特例。為了防止萬一，這失敗的軍閥肯定想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寓居，省得萬一有人來尋仇。而且軍閥在任時往往搜刮了不少財富，即使從防備賊人這點來說，也得找個安全的地方。

天津當時有列強的租界。在民國時期租界都是由列強慣例，北洋政府根本無權(quán)干涉，也不敢去招惹。所以躲進天津的租界寓居，即使得罪了哪個在位的軍閥，也不怕他們會殺上門來，也不怕軍閥混戰(zhàn)波及。

而且租界是按照西方模式管理，有比較健全的警察制度。這日常治安也比動不動就會打仗的其他城市強得多。

所以從安全角度考慮，天津的租界很適合寓居。

經(jīng)濟因素

天津自1860年《北京條約》被開放為商埠以后，因為這里有漕運、海河-渤海的海運和津浦鐵路，交通發(fā)達，因此在清末天津就成為了華北最重要的工商業(yè)中心、經(jīng)濟中心，和當時的上海、廣州同屬一線城市。

軍閥們在任時搜刮了不少錢，下野了當然希望享受生活。天津經(jīng)濟發(fā)達，商業(yè)繁榮，自然就成了軍閥們最理想的居住地了。其實這就和現(xiàn)在有錢人愛去北上廣置業(yè)一個道理。

政治因素

天津另一個好處是距離北京近。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是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軍閥混戰(zhàn)時期時局變化快，天津距離北京近，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馬上就可以做出反應。對于那些還有野心的軍閥來說，這里無疑是最佳的地點。

像皖系首領段祺瑞下野以后，就是在天津聯(lián)絡了張作霖、盧永祥、孫中山等人共同倒直。并最終在第二次直奉大戰(zhàn)以后出任了臨時執(zhí)政，東山再起。

1926年，段祺瑞被馮玉祥打敗下臺。下野之后的段祺瑞，來到天津日租界，潛心修佛并當起了寓公。這已經(jīng)不是段祺瑞第一次下野了，不過他下野之后的歸屬地，卻仍然選在天津。

無獨有偶，徐世昌在1922年被直系軍閥趕下臺后，也選擇了到天津生活。并且除了段祺瑞和徐世昌兩位北洋軍閥外，溥儀和黎元洪等人，也都曾在下臺后定居在天津。

（段祺瑞舊照）

那么，天津到底有怎樣的魅力，竟然會成為軍閥們下野后的首選之地呢？

如果說起民國時期中國的大都市，那么天津一定榜上有名。除了上海之外，天津甚至可以算得上民國第二大城市。

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外來文化不斷沖擊著衰弱的清朝，天津作為清朝最接近政治中心的港口，自然也成為了受西方影響最大的城市。當時的天津滿街都是歐式建筑，西洋元素大量充斥在天津街頭。甚至還有外國人在天津開設了西餐廳，咖啡等飲品也開始逐漸流行。

在北洋政府時期，天津的總?cè)丝谝呀?jīng)超過了100萬，是政治中心北京的數(shù)倍。不過話說回來，北京在當時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外，其他各方面實在不能算得上是大都市。

人口規(guī)模的增加，也促使了天津城市建設不斷提升。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天津的城市配套設施是非常高的。除了便利的交通條件之外，天津的水、電、體育、娛樂等設施，一直處在國內(nèi)先進水平。

黎元洪下野之后，就曾在天津住宅中建了一個網(wǎng)球場，到了冬天，則又會改為滑冰場。這在天津甚至算不得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也側(cè)面反應了天津人民的生活豐富多彩。

天津的豐富生活，很快得到了北洋軍閥的青睞。說起來，既然下野的軍閥不能再在政壇上攪動風云，那么他們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大把地去揮霍金錢。而作為國內(nèi)大都市的天津，正好能夠滿足軍閥們的生活所需。

（徐世昌舊照）

不過，難道僅僅因為生活條件好，下野的北洋軍閥就會選擇前往天津嗎？

事實上，對于一個下野的軍閥來說，生活條件什么的都是浮云，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要想躲避仇家的殺害，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尋找一個安全的避難場所，而天津正好是這樣的一個安全城市。

自1860年之后，英、法、美、俄等9個國家，先后在天津設立了租界。盡管列強設立行政自治的租界地，是為了欺辱中國，但這卻意外地使得軍閥有了一個特別的保護傘。

自溥儀退位進入天津后，北洋軍閥有樣學樣，在下野后通常都會進入天津。

只要一躲進外國列強的租界中，任誰也沒有辦法把他們抓出來。畢竟當時的北洋政府內(nèi)部問題都還沒有解決，誰也不愿意去得罪外國人。

于是乎，一旦北洋軍閥下野，他們都會退居天津。并且來到天津后，他們都會前往各國租界的黃金地段五大道定居。那里除了各國勢力的保護之外，到處都是別墅式的小洋樓，生活條件更是高人一等。時至今日，五大道的洋樓建筑依然保持完好。

（袁世凱舊照）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要在保證安全的同時也能舒服生活，那為什么不選擇同樣租界無數(shù)，但卻更加繁華的上海呢？

事實上，北洋軍閥基本上都是袁世凱的手下，其勢力范圍也一直在北方地區(qū)。任何人來到北方之后，都一定會給北洋軍閥幾分面子。而假如他們?nèi)サ饺松�地不熟的上海，拋棄了自身的立足之本，那就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

并且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洋軍閥下野之后，幾乎都會渴望著東山再起。北京是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而天津則算是離北京最近的地方了。一旦北京城有什么風吹草動，下野的軍閥，都可以憑借著自己在北方強大的關系網(wǎng)，迅速取得情報。這樣一來，他們就能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抓住機遇，再次登頂權(quán)力之巔。

比如直皖戰(zhàn)爭中被迫下野的段祺瑞，在失敗之后，就曾來到天津靜待時機。結(jié)果在馮玉祥1924年發(fā)動北京政變后，段祺瑞還真的等來了機遇，出任了臨時國家元首。

由此看來，居住在天津，不僅可以在安全有保障的情況下享受優(yōu)渥的物質(zhì)生活，同時還能繼續(xù)身處政治中心，以圖東山再起。這也難怪北洋軍閥下野后，都喜歡到天津當寓公了。

（參考資料：《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史話》）

還真是如此，民國北洋軍閥時期，諸多北洋軍閥首領兵敗下野以后，大多都前往天津當寓公，過起了有滋有味的小日子。如徐世昌、段祺瑞、孫傳芳都是如此。為什么這些北洋軍閥首領這么喜歡往天津跑呢？

第一，天津是民國時期有數(shù)的大城市。民國期間，甚至有南上海北天津之說。早在1920年天津就擁有了150多萬的人口，可以說，哪怕在當時全世界，天津都是有數(shù)的大城市。因此，天津可以為這些下野的北洋大佬們提供足夠舒適和現(xiàn)代化的生活。

不要小看大城市所提供的現(xiàn)代化便利條件，這其實在民國只有少數(shù)城市才能做到。當時，包括北洋大佬們的老家，中國絕大部分地區(qū)都仍然處于原始生活狀態(tài)，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更別說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了。這自然不是享受慣了現(xiàn)代便利生活的北洋軍閥們所能忍受的。

第二，天津地區(qū)擁有幾乎所有列強的租界。我們都知道，自清末以來，列強就開始在中國各大城市圈定勢力范圍，建立租界。在這些租界之中，列強擁有自己的管理機構(gòu)、警察、監(jiān)獄甚至軍隊，完全就是國中之國。

對于這些租界，哪怕是清政府和后來的民國政府都束手無策。而這恰恰是這些下野的北洋軍閥首領們最需要的。因為他們只要進入租界，無論是曾經(jīng)的敵人還是正在掌權(quán)的對手，都只能望洋興嘆、束手無策。因此，天津租界就成為下野大佬們的最好避難場所。

同時，北洋軍閥首領選擇天津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租界的治安往往遠遠好于軍閥混戰(zhàn)中的中國大部分城市。因此，對于已經(jīng)下野、沒有兵力保護自己，又擁有龐大資產(chǎn)的前北洋軍閥們來說，租界才是最能維護自身生命財產(chǎn)安全的地方。

第三，北洋軍閥自興起以來，勢力范圍一直主要以華北地區(qū)為主。而天津又是北洋軍閥的起家之地，因此，北洋軍天津勢力和關系都極為密切。兵敗下野后的北洋軍閥首領們，自然會選取自己更熟悉和關系網(wǎng)更密切的地區(qū)，而不是更加繁華卻鞭長莫及的上海灘。

第四，大部分北洋軍閥并不甘心失敗，避居距北京最近的天津，意圖東山再起。北洋軍閥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北京地區(qū)。而這些失敗下野的北洋軍閥首領們，大部分人并不甘心失敗，一直尋求機會試圖東山再起。

而距北京咫尺之遙、交通發(fā)達、信息便利的天津，顯然是他們最好的選擇。在天津，他們可以隨時獲取最新的消息，抓住可能會出現(xiàn)的機遇。

而且，這么做的確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在直皖戰(zhàn)爭失敗后一直避居天津，等待時機。而機會也真的讓他等到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期間，倒戈將軍發(fā)動北京政變，由于軍閥之間的矛盾，一直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則被公推為中華民國總執(zhí)政。段祺瑞成功的東山再起，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

民國特別是北洋政府執(zhí)政時期，軍閥們下野后，都喜歡到天津去。當年北洋大總統(tǒng)徐世昌被直系曹錕逼迫下臺后，馬上離開北京去了天津，在天津的直隸省長曹銳、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和天津地方士紳到車站迎接。與眾人寒暄后，徐世昌攜家人先到意大利租界暫住，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咪哆士道新居，結(jié)束了40多年的政治生涯，專心致志于租界寓公的悠閑生活。

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的徐世昌，下野后寓居津門

不僅徐世昌如此，其他北洋大佬如段祺瑞、黎元洪、曹錕等人失意后也是去了天津，天津成了北洋失意下野政客軍閥的大本營，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直系軍閥首腦曹錕下臺后也在天津租界做寓公

我感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天津有西方列強租界，便于藏身，并且十分安全。

北洋元老段祺瑞天津舊居

從1860年至1945年間，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比利時等國通過各種方式在天津城區(qū)設立了租界，這些租界具有行政自主權(quán)和治外法權(quán)，中國政府不得干涉。下野軍閥和政客在天津租界做寓公，不用擔心中國政府秋后算賬，十分安全。

二、天津距離當時中國政治中心北京非常近，交通便利，便于打聽消息，可退可進。一旦有風吹草動，下野政客和軍閥可以隨時進京重新上臺，也可以從海路和陸路南下或者出國。

三、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都市之一，生活舒適、便利。

天津位于華北平原腹地，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北方最為繁華的畿輔首邑，經(jīng)濟繁榮輝煌，環(huán)境安靜優(yōu)美，用今天的話說，是個宜居城市，所以深得下野軍閥政客們的青睞。

民國初期，中國處北洋軍閥統(tǒng)治，軍閥之間在袁世凱死后，混戰(zhàn)不休，北洋政府的帶頭大哥一直都在換，而在換政權(quán)的過程中，有個很獨特的現(xiàn)象，那就是軍閥在失敗下野后，第一個要去的地方就是天津了。天津為何能得到他們的青睞呢？

這里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天津多租界

民國時期有句話是“南上海，北天津”。這倆個地方由于租界多很受政客的喜愛。而天津境內(nèi)有九國租界，軍閥們可以托庇于帝國主義的保護，因為在租界內(nèi)，屬外國管轄，國內(nèi)是無權(quán)干涉的，軍閥失敗后，在這里可以不受到當權(quán)者的控制，即使下野了，也可以比較自由。

二、天津距離首都北京近

天津距離北京太近了，天津就是北京的后花園，北京發(fā)生了什么，有個風吹草動天津都能第一時間得知。離首都近就可以更好掌握當時的政治風向標，在軍閥們看來搞不好還能東山再起呢！

三、天津是大都市、多社會名流

天津在北洋軍閥時期，號稱亞洲第一都會。經(jīng)濟發(fā)達，多資本家和上層階級人員。軍閥雖下野但畢竟朋友也大多是這個圈子里的，所以軍閥在天津生活即能享受大都市的樂趣，又能和朋友交心，何樂而不為呢？

四、這里是北洋軍閥起家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北洋軍閥起源于袁世凱的小站練兵，而小站就在天津，所以這里是他們發(fā)家的地方。這里走出了五位民國總統(tǒng)、九位總理和三十位督軍，是北洋軍閥當之無愧的大本營。回到天津，對他們來說也是會有歸屬感的了，畢竟落葉歸根嘛！

對于此，大家有何看法，歡迎補充！

1916年，當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病死，北洋軍閥逐漸形成皖系、直系、奉系輪番執(zhí)政，其中1916-1920是皖系，1920-1924是直系，1924-1928是奉系。

軍閥間混戰(zhàn)不休，北洋政府一哥總在變換，在此過程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失敗者往往通電下野后，就沒人再進行追殺，財產(chǎn)家人得以保全，然后大都首選天津去當寓公，如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曹錕、孫傳芳人等都是如此！只有吳佩孚不入租借，沒有去天津，在北京待著！

北京指點江山，天津退隱江湖，北洋軍閥們?yōu)槭裁磿�這樣呢？

一、天津有西方列強租界，生命基本無虞。

雖說下野后，軍閥間或許不再追殺，但也不能保證其它仇家也不追殺，孫傳芳不就是被俠女施劍翹三槍斃命的嗎？其實高官厚祿等什么都是浮云，唯有保住吃飯的家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尋找一個安全的避難場所，才是最佳選擇。

自1860年至1945年間，美、英、法、美、俄、日等9個國家，先后在天津設立了租界，在租界之內(nèi)，列強擁有自己的管理機構(gòu)、警察、監(jiān)獄甚至軍隊，中國政府無權(quán)干涉。下野軍閥和政客只要進入租界，無論是曾經(jīng)的敵人還是現(xiàn)在的對手，都只能望洋興嘆、束手無策。同時租界的治安遠遠好于中國大部分城市，所以對于已經(jīng)下野、沒有兵力保護自己，又擁有巨大資產(chǎn)的北洋軍閥們來說，租界才是即能維護自身生命又能保證財產(chǎn)安全的地方。

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才收回了天津的所有租界。

二、天津是民國時期大都市之一，生活條件優(yōu)渥。

當時有南上海北天津之說，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天津作為通商口岸，是西方列強進京的重要通道，西方文化不斷改變著衰弱的清朝，列強都在天津強行建立租界，當時的天津幾乎完全由外國人建立起來的城市，滿街都是歐式建筑，生活非常西化，西餐廳、咖啡等飲品也開始逐漸流行。

當時天津的總?cè)丝谝呀?jīng)超過了100萬，是政治中心北京的六倍之多，反之大量的人口又促進了天津城市建設不斷提升，如便利的交通、水、電、體育、娛樂等設施，一直處在國內(nèi)先進水平。這讓許多北洋大佬們的老家，都望塵莫及，這自然是享受慣了現(xiàn)代便利生活的北洋軍閥們所能期望的，所以一旦北洋軍閥下野，他們都會各國租界的黃金地段五大道定居，時至今日，五大道的洋樓建筑依然保持完好。

三、天津是北洋軍閥的大本營。

北洋軍閥起底于袁世凱的天津小站練兵，從小站里走出了五位民國總統(tǒng)、九位總理和三十位督軍，他們或許曾經(jīng)在一口鍋里掄過大勺，一鋪炕上滾過，甚至有鄰里同鄉(xiāng)，所以內(nèi)部爭斗時很多都是虛張聲勢。當時北洋圈里有一個說法，只要你繳槍，就不殺你！北洋的勢力在此根深蒂固，無論是滿清遺老、國民黨、外國人都得高看北洋軍閥一眼，天津是北洋軍閥當之無愧的大本營，回到天津就像回家一樣。

四、政治是政治人物的生命，大部分北洋軍閥雖被迫下野，但一直尋求機會試圖東山再起。

天津是北京的后花園，與北京咫尺之遙、交通發(fā)達、信息迅達，一旦北京城有一絲風吹草動，下野的軍閥們憑借自己關系網(wǎng)，能迅速取得情報并采取相應對策，或許能再登頂權(quán)力之巔。

如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在直皖戰(zhàn)爭中被迫下野，就一直在天津靜待時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期間，倒戈將馮玉祥軍發(fā)動北京政變，段祺瑞則被公推為中華民國總執(zhí)政，成功的東山再起，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

綜上，天津的確是北洋軍閥下野后的不二之選！

我是【今古言堂】，感謝題主的邀請，這個問題我來答。

民國初年，正是北洋軍閥名義上掌控全國政局的時期。

雖然北洋軍閥看似一個整體，但其內(nèi)部仍然存在派系之爭，而政治斗爭往往都是殘酷的，在北京政治斗爭失敗的北洋軍閥首領們，往往會選擇待在天津等待東山再起的一刻，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當時的民國有著“南上北天”的說法，即南方最大的城市是上海，北方最大的城市是天津。而天津之所以能夠與上海相媲美，正是由于這里匯聚了大量的外國租界，政治斗爭失敗的北洋首領們，往往可以在這里獲得外國勢力的庇護，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時還能獲得優(yōu)渥的退隱生活；

其次，我們要知道天津是當時民國北方第一大港，交通條件極為便利，只要是政治斗爭失敗的大多都會選擇在天津先落腳，如果確定無法挽回敗局就會選擇從這里坐船去南方，在哪里還有許多地方可以供他們東山再起，至少也能做個地方軍閥；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天津離北京足夠近啊。如果北京一旦出現(xiàn)新的政治變化，就在北京邊上的天津，退隱的政治人物們必然可以迅速的來到民國的政治中心把握機會，重新發(fā)光發(fā)熱。

我是【今古言堂】，喜歡我的回答，可以關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