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策》曾有“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鞅，辭不受”的記載；《三國志》中劉備托孤諸葛亮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兩種記載都是國君在臨終前對自己敬佩感激信任的大臣的囑托，但兩者還是有一定區(qū)別的。
秦孝公之與商鞅，以國相許，其實就是一種無奈之舉。秦孝公是很感激商鞅的。在孝公之前，大秦雖經(jīng)歷了不斷的努力，開疆拓土，西并諸戎，成了西方大國，但還不是強國。春秋時期秦國就一直被晉國打壓著，因為有晉國阻隔，秦國一直無緣與東方諸侯角逐；在國內(nèi)呢，貴族階層享受著特權(quán)，霸占著國內(nèi)的大部分財富資源，勾心斗角，國力衰弱。三家分晉后，魏國崛起，賢明的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發(fā)展經(jīng)濟，國勢日強；又任用吳起治軍，推行武卒制，軍力大增。本來好不容易看到晉國分裂，秦國抬頭的時候到了，誰知還不如以前。吳起帶領(lǐng)魏軍幾次打敗秦國，還把秦國唯一可與東方諸侯聯(lián)系的河西之地給占去了。老秦人這個憋屈啊，怎樣能強國強軍，重新奪回河西之地，與東方諸侯爭霸呢？這正是剛剛繼位的秦孝公所最想的。秦孝公知道，要想強國強軍，必須改革秦國現(xiàn)狀，像魏國那樣實行變法。可又有誰能幫他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呢？正在秦孝公苦苦無助之時，商鞅來到了秦國，經(jīng)與商鞅的一翻推心置腹，秦孝公覺得商鞅就是自己苦苦尋覓能讓大秦富強的人。于是秦孝公就大膽任用商鞅為大良造，推行變法。商鞅利用法家的一套，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及軍事等方面，進行了深刻的改革。改革取消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quán)，改革進行了移風(fēng)易俗，改革解放發(fā)展了生產(chǎn)力，改革讓民豐國富，改革也讓大秦有了強大軍隊。商鞅帶著這強大的軍隊，不但打敗了魏軍奪回了西河之地，還從此讓東方諸侯感到了秦國的強大。秦孝公滿意，他很感激商鞅，專門把商地封給了商鞅，比諸東方小諸侯。然而，商鞅變法，觸動了秦國奴隸主貴族的利益，嚴(yán)法重刑，更是把貴族們得罪苦了，他們惱恨商鞅恐怕牙根都癢癢了，但是因為秦孝公的一力支持回護，他們對商鞅沒有下手的機會。商鞅不但得罪了一般的貴族奴隸主，還得罪了不少的當(dāng)朝權(quán)貴，甚至是國君的兄弟贏虔和太子贏駟，他們時刻都想致商鞅于死地。秦孝公正是深深了解了這些，才對商鞅的處境擔(dān)憂，他感激商鞅，是商鞅助他讓老秦人走出了困境，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秦國，讓秦國從此具備了與東方諸侯大國爭霸的資本；他擔(dān)憂商鞅，正是在他的一力支持下，商鞅變法才得以成功進行，但因此得罪了所有的貴族們。秦孝公知道，他死以后，秦國貴族們決饒不了商鞅，自己的哥哥饒不了商鞅，太子也饒不了商鞅，盡管哥哥和太子從秦國大局上理解商鞅變法的好處，但從感情上饒不了商鞅，因為太子曾因觸犯新法而需要被按法治罪，誰講情也無用，最后只有讓太子的師傅國君的哥哥贏虔頂罪，被受以刈鼻之刑，你想想太子若受了此刑，以后還怎么當(dāng)國君？贏虔受刑后只能戴面具示人。試想想春秋時尚有刑不上大夫之說，更何況是太子了，但商鞅新法之嚴(yán)，確實沒了一點人情味。再者，太子繼位后要想維護好自己的統(tǒng)治，就得殺商鞅以泄眾憤。太子也知道新法的好處，但他知道面對洶洶仇恨，要么留法不留人，要么留人不留法，為了大秦的事業(yè)，商鞅只能殉法。秦孝公正是深知這一點，在臨終時面對商鞅，可想他的心情是很復(fù)雜的，有感激也有隱情。他沒有什么好說的，只能以國君之位相讓，他知道商鞅絕對不會接受，即使接受，老秦人豈能答應(yīng)？他以國相授的意思就是一是表明商鞅對大秦?zé)o以復(fù)加的恩德，功高日月，二是表明自己對商鞅的萬分感激和謙疚，商鞅為了大秦卻要粉身碎骨，真的讓他五味雜陳。劉備托孤諸葛亮，并非是讓諸葛亮自己代替劉禪去做皇帝，更多的是讓諸葛亮繼承好自己的未竟事業(yè)，恢復(fù)大漢的天下。有不少人都錯誤認(rèn)為，劉備臨終交代諸葛亮“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意思是如果劉禪做皇帝不行，就讓諸葛亮代替劉禪做皇帝。其實不是這樣，你想想，劉備終生奮斗的目標(biāo)就是恢復(fù)漢室天下，諸葛亮幫助劉備最終的理想也是重新興復(fù)漢室，二人早已心照不宣。劉備如果讓諸葛亮替代劉禪做皇帝，那還是漢室天下嗎？劉備讓諸葛亮“自取”的意思，就是說劉禪這孩子如果不勝任，你諸葛亮可以廢掉劉禪，自行從我劉備子孫中另選取適合的人來做皇帝。劉備也是很感激諸葛亮輔助自己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功德的，但在他臨死之時，蜀漢是個什么危局，他很清楚。當(dāng)時夷陵大敗，蜀漢精銳盡失，正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guān)頭。劉備如此托孤諸葛亮，更多的還是希望諸葛亮能繼承自己的遺志，繼續(xù)自己的未竟事業(yè)。劉備知道，諸葛亮跟隨自己十幾年，南征北戰(zhàn)，東擋西殺，方打下了這片根基，功勞最大，眾臣也最信服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為什么？因為他死后對生世的任何事情都無能為力了。面對著眼前的頹敗，面對著自己已無能為力的局面，對以后的事情，劉備也只有托孤諸葛亮了。他如此說，心里確實感恩諸葛亮對自己的輔助，讓自己方有所成，更多的還是寄希望于諸葛亮，能繼續(xù)做好自己的未竟事業(yè)。
因此，在兩位國君臨終之際，商鞅和諸葛亮各自所面臨的形勢是不同的，商鞅變法已得到成功實施，秦孝公已了無遺憾，但唯一對不住的是將商鞅推向了萬劫深淵，更多的擔(dān)憂是商鞅個人的安危，也只能以托國之詞來形容自己的復(fù)雜心情了。而諸葛亮就不同了，他在劉備陣營威望最高，功德最大，甚得人心，劉備臨終最大的擔(dān)心是蜀漢的前途命運，他托孤諸葛亮的說詞，出于感激認(rèn)可諸葛亮的才能功德，更多的是勉勵諸葛亮要大膽地把這個擔(dān)子擔(dān)起來，去努力實現(xiàn)自己的未竟事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