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要了解《三俠五義》和《七俠五義》的關(guān)系，必須從兩個人說起。
一個是清代小說家、著名評話家石玉昆；另一個是現(xiàn)代詩人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著名學(xué)者、文學(xué)家、經(jīng)學(xué)家俞樾。
石玉昆別名石振之，號“問竹主人”，人物“石先生”、“石三爺”，大約出生于清代乾隆末期，死于同治十年，
石玉昆說書技藝之高超，時人稱贊說：“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
石玉昆不但書說得好，還能別出心裁、自成機杼，開創(chuàng)出新的題材類型。
石玉昆早期以講包公案為主，與之同時代的說書藝人總是說，“玉昆三爺說了一輩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輩子的”。
但是，隨著講書技藝成熟，創(chuàng)作思維出開始活躍起來了。
在后期的說書活動中，石玉昆開始有意無意地把包公審案的故事與江湖俠義題材結(jié)合起來，別開生面，開創(chuàng)出了一種公案俠義小說體裁來。
故子弟書《石玉昆》中有說：“編來宋代包公案, 成就當(dāng)時石玉昆�！�
考證大師胡適通過對石玉昆代表作《三俠五義》的考證，結(jié)論是：“有因襲的部分，有創(chuàng)造的部分。大概寫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 寫各位俠客義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創(chuàng)造的”。
石玉昆早年演出，乃是有說有唱的，現(xiàn)存有以《包公案》、《龍圖公案》為名的說唱本多種，分藏于北京首都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日本東京大學(xué)等地。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石玉昆后來在《龍圖公案》的基礎(chǔ)上加入的大量江湖俠義元素，基本上是隨編、隨演、隨說。
弟子聽得有趣，耳提面命，復(fù)述筆錄，另成《龍圖耳錄》。
《龍圖耳錄》編成后，卷首說得分明：“《龍圖公案》一書，原有成稿，說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內(nèi)讀了六十多本；雖則傳奇志異， 難免鬼怪妖邪，今將此書翻舊出新，不但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卻又攢出驚天動地之文�！�
這“攢出的驚天動地之文”，初名《忠烈俠義傳》，后改名《三俠五義》，共一百二十回，于光緒五年由北京聚珍堂出版。
《三俠五義》前六十回，講的是北宋仁宗年間，河南陳州大旱，包拯奉命到陳州放糧，在俠客、義士的幫助下，審奇案、平冤獄的故事。后六十回，寫眾俠客義士協(xié)助大學(xué)士顏查散剪除襄陽王、誅強鋤暴的故事。
《三俠五義》書中出現(xiàn)的點穴、暗器、劍訣、刀法、輕功提縱術(shù)等武功技擊，以及悶香、百寶囊、千里火、夜行衣、人皮面具等江湖勾當(dāng)，對以后武俠小說之內(nèi)容素材影響巨大，被稱為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
清末學(xué)者俞樾在蘇州讀到《三俠五義》，大加贊賞，稱：“閑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
但他認為“惟其第一回，敘貍貓換太子事，殊涉不經(jīng)。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黃車使者之錄。余因為別撰一回，援據(jù)史傳，訂正俗說，改頭換面，耳目一新”。
另外，又認為原書中的三俠為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和丁兆蕙兄弟，其實是四位，于是又增加上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共稱七俠；原五鼠即鉆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仍為五義士，改書名為《七俠五義》，于光緒十五年作序刊行。
俞樾的改本并未得到內(nèi)行人的認可。
以魯迅為例。
魯迅稱《三俠五義》“而獨于寫草野豪杰，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tài)，雜以詼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對于俞樾的改本，他于1923年12月28日魯迅致信胡適說：“我以為可重印者尚有數(shù)書。一是《三俠五義》，須用原本，而以俞曲園所改首回作附。”
對于魯迅的提議，胡適完全贊同。
1925年，亞東圖書館聽從了胡適的建議，重印《三俠五義》時選用原本。
胡適在“序”中補充說明：“《三俠五義》原本確有勝過曲園先生改本之處。就是曲園先生最不滿意的第一回也遠勝于改本。”
不過，說了這么多，我們也應(yīng)該了解，從故事情節(jié)來說，《三俠五義》和《七俠五義》的差異，也只有第一回不同而已。
至于文字上有些加工潤色之處，自然是俞樾的改本要雅致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