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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左宗棠,張之洞,謚號都是文襄?

      2020-11-14 14:31閱讀(60)

      為什么左宗棠,張之洞,謚號都是文襄?:慈禧還活著的時候,對賜謚基本延續(xù)了清廷的規(guī)矩,很慎重,因為這不僅關系上意,而且是蓋棺定論。換句話說,賜謚是皇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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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還活著的時候,對賜謚基本延續(xù)了清廷的規(guī)矩,很慎重,因為這不僅關系上意,而且是蓋棺定論。換句話說,賜謚是皇上對一個大臣最后的評價,屬于最權威的論定,此事不僅關乎朝廷體統(tǒng)、死者榮辱,而且與子孫前程也緊密相連,因此隨意不得。

      依照清廷的謚法,最難得的是“文正”,此為特謚,照例不準擬呈。晚清時候,曾國藩因為拯救了清廷江山社稷,居功至偉,最終得了一個“文正”,這在無形中也為晚清“文正”之謚立了一個標桿,除非能和曾國藩并肩,否則趁早別想,所以,即便是后來的李鴻章、榮祿,也夠不上“文正”,只能退而求此次,得“文忠”之謚。

      雖說“文忠”比不過“文正”,但是也很難得。有清一朝,有個傳統(tǒng),漢人重“文忠”,旗人重文靖,死后要想得到“文忠”之謚,一要是朝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重臣,二要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心,李鴻章、榮祿都是忠心耿耿的后黨,尤其是李鴻章,無怨無悔地為慈禧背了很多鍋,辦了很多事,所以慈禧最后賜了他一個“文忠”,算是比較公道的。

      “文襄”看似比“文忠”要低一個檔次,但要論難得的程度,它可是在“文忠”之上。“文忠”沒有硬杠子,“文襄”有,非有大武功不能得此謚,咸豐更有特旨,有大武功而未竟成者,亦不能得“文襄”。

      有清一朝,不算左宗棠、張之洞,謚“文襄”者只有十一人,并且都是完全夠格,達標的。

      都有哪些人呢?

      自?蛋仓螅诒F酱ǔ谭,明亮平大小金川,長齡定張格爾,等等。

      左宗棠得“文襄”,適合嗎?

      左宗棠活著的時候,曾自認為得不到“文”謚,因為清廷有定例,一般情況下,只有被點了翰林或者授大學士的朝中重臣方可獲謚“文”,左宗棠雖然后來被授東閣大學士,但他有硬傷,科舉沒中過進士,只是個舉人,嚴格地說,他“文”的含金量不高。

      左宗棠覺得,他最終可能得個“忠介”的謚號。

      但是左宗棠死后,慈禧還是賜了他“文襄”之謚,因為左宗棠平定西域,收復新疆的功勞太大了,論武功,他不比曾國藩遜色。

      對待國家名器,慈禧還是敬畏、珍視的,不該給的堅決不給,該給的不含糊。

      但張之洞得“文襄”就是另一番情況了,最主要的一點,他這謚號不是從慈禧手里得到的,而是從攝政王載灃手里拿到的。

      其實,從張之洞得“文襄”那一天起,世人就議論紛紛,認為他配不上“文襄”之謚。

      因為從武功這個標準看,張之洞一生能拿得出的只有在兩廣總督任上,調(diào)兵遣將,供應糧草之功,但很明顯,他的這份功勞離大武功而竟成太遠了。

      既然如此,他怎么就得到了“文襄”之謚呢?

      張之洞對功名看的極重,晚清官場的許多人認為,此謚是他生前積極運作的結果。

      平心而論,張之洞最應該得的是“文敏”或者“文勤”,但張之洞認為此兩謚矮化了他,他不比李鴻章差,跟李鴻章應該在同一個層次。

      但論忠心,慈禧雖然是張之洞的官場恩人,但比起李鴻章之忠,他差遠了,所以弄一個“文忠”,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因此盯上了“文襄”。

      晚清官場有一種看法,如果慈禧還活著,張之洞想得“文襄”,慈禧恐怕不會給他。

      從這一點講,張之洞是幸運的,因為自慈禧死后,清廷在那幫少不更事的王爺手里,方方面面已經(jīng)不成體統(tǒng)了。

      簡單說,國家名器已經(jīng)淪落為廉價的政治道具了。

      《清會典》有定例:“謚嬪妃及王大臣賜謚者,皆由大學士酌擬,奏請鈞定!

      張之洞死時,清廷內(nèi)閣都有哪些人呢?

      以孫家鼐居首,其次為世績、那桐、榮慶、鹿傳霖。鹿傳霖為張之洞至親,如果由他提議謚張之洞為文襄,世績、那桐必有意見。

      那怎么辦呢?

      想幫張之洞完成夙愿的那幫人,盯住了孫家鼐。那時候,孫家鼐已去日無多,想到自己的身后之名,自然樂得為張之洞開個先例。

      說白了就是孫家鼐把張之洞當成了一個臺階,今日我?guī)湍阒u“文襄”,來日我自然就能幫自己謚“文正”。

      孫家鼐后來的確謚“文正”,世人對此皆是搖頭嘆息,孫家鼐作為首輔,毫無功業(yè),《清史稿》本傳僅得七百余字,除去陳述履歷,談其為人外,生平事業(yè),三四行就說完了。

      說白了,他就是個伴食宰相,結果謚了“文正”,宣統(tǒng)朝名器泛濫可見一斑。

      而這正是末世的一大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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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大學士基本“文”字開頭,相傳左宗棠謚號是許庚身提名、慈禧裁定;據(jù)記載張之洞是臨到跟前被改動。

      明清的謚號評定

      謚號是給一個人的評價,從明朝開始,評定的整個程序是禮部請旨要求給予謚號,然后由吏部、兵部考核過往行績,再由禮部根據(jù)行績劃定上中下三等,最后送翰林院,由翰林院擬定謚號,這個前幾天關于錢學森按古代規(guī)矩能給什么謚號專門說過,就不再重復。

      到了清朝,程序簡化了些,按《大清會典》記載,大臣的謚號是“由大學士酌擬奏請欽定”,《會典事例》又補充了下,文武大臣謚號用兩個字,這點基本和明朝同一作法。當然這個奏請的不止一個謚號,小王看到要擬定數(shù)個由皇帝來勾選一個,與現(xiàn)在給領導匯報工作做選擇題一樣。

      另外,二品以下無謚,比明朝的三品以下無提高了一些,除特殊情況外。左宗棠官至東閣大學士,正一品;張之洞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正一品。所以,兩人皆有奏請謚號的資格。

      兩人謚號的由來

      清朝的《舊典備征》中,記載了如下圖的說法。



      通讀第一句,有不認識的可留言,所以這兩人第一個開頭必然“文”字。那第二字能用什么?

      從《清會典》記錄的范圍七十一個字看,數(shù)量太多就不一一列舉,小王發(fā)現(xiàn)僅“隱”“愍”兩個字不好,屬于上中下三等中的下等,其他都是上中等。至于常說的“文正”在清代基本到了最高等級,上圖也可以看出一般不擬,除非皇帝發(fā)話。

      而甲胄有勞曰襄,辟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也就是在清朝,“文襄”兩字多授予學士背景的,同時又有軍功的大臣。

      左宗棠

      在《慈禧全傳》里曾寫到,左宗棠奉旨督辦閩海軍務,但沒多久就病死了。結果初次擬定謚號時,提了“文忠”這個謚號,還包含另外三個帶“忠”字的謚號,但慈禧沒同意,認為“忠”字不夠。內(nèi)閣中書許庚身提出了“文襄”,這也是基于左宗棠的軍功,但又提醒慈禧,咸豐三年后,文武大臣或軍營積勞病故或陣死亡而武功未成者,都不得擬用‘襄’字,所以,左宗棠能不能用“文襄”還得慈禧圣裁。



      慈禧又聽了往年定“文襄”的人員,綜合考慮了一下,認為左宗棠可以評定此謚號。小王認為是左宗棠在收復新疆并推動新疆置省一事上,能算的開疆擴土,所以辟地有德曰襄。當然,注意一點的是,《慈禧全傳》是小說形式的文學作品,并不是正兒八經(jīng)的史料,只能參考一下,許多網(wǎng)上抄襲的只說故事,并不考證指出出自哪純屬無腦搬運。

      張之洞

      在清朝史料筆記《蕉廊脞錄》中,曾記載關于張之洞的謚號擬定情況,當時謚號已擬定為特謚文忠或文正。



      結果在死前寫的遺摺提到了一句話,就是上圖中第二行所說,觸到某位親王之忌,然后臨時改謚文襄,當時慈禧已死,載灃把持實權,多半載灃敲定張之洞的評定結果。

      這個有點不同于左宗棠,如果謚號文正改文襄,那絕對是降格處理,文正在清朝是頂格謚號;如果文忠,可能差別就是微微降了。

      所以,這也是我開頭一個寫的相傳、一個寫的據(jù)記載的原因,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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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謚號指的是古代對君王、諸侯、大臣、后妃、權貴、學者甚至僧道等角色的人物死后的一種稱號,為的是對亡者生平的功過、品行做出評定。據(jù)考古研究謚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估計周穆王前后普及,我們熟知的有諸葛武侯、韓文公、岳武穆。帝王的謚號一般是有禮官來評定的,臣子的謚號則是有朝廷賜予,也是一種相互評價的表現(xiàn)吧。古代唐以前謚號主要是以兩個字為主,也有非主流的一個字、三個字的謚號,在唐以前謚號的評定還顯得比較的客觀,但唐宋時期謚號逐漸的成為了帝王的一種彰顯虛榮心的工具,并且過分的主觀評定大臣的謚號,客觀性遠不如廟號,字數(shù)也是遠遠超出三個字的數(shù)量,也是這個原因所以那時候的謚號主詞可能是任意一個具有褒貶含義的字。明清之后謚號評定的方法基本上已經(jīng)固定了下來。

      根據(jù)謚號是對亡者評價的基礎,謚號和我們對人的評價一樣有褒、平、貶之分,用好理解的說法就是夸贊、平平無奇、批評。宋朝重文輕武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文”字的謚號在宋朝是榮譽性非常高的,也墊定了后面兩朝對“文”字謚號的偏執(zhí),如明成祖的謚號全程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圣武神功純?nèi)手列⑽幕实邸,可以明確的是“文”謚號是褒謚。清朝時期一品大臣去世后會向皇帝請示是否授予謚號,一品以下除非特例不如是不給的,。能用“文”字的是要有翰林、大學士的身份才能用,清朝關于文字的謚號有文正、文忠、文襄、文恭、文成、文簡、文端、文勤、文敏等。這里面文正是最難獲得的,清朝只有八個人或的這個謚號,曾國潘在列;文忠是其次,清朝有十個人左右獲得;隨后就是文襄了。

      文襄是屬于美謚,獲得文襄的謚號并不簡單,除了達到“文”字謚的要求以外,還要滿足有軍功的要求。即便不是清朝,對于謚號常用字也不是隨便給的,文字適用的條件很多,但也說明它的規(guī)制很高,相比之下襄字適用的條件就比較少,只限定于開疆拓土上陣有功,或其他的事情有大功的并性格剛烈,威嚴德行大家都服他。那么張之洞、左宗棠二人是否滿足這些條件呢?



      張之洞最大的官職是體仁閣大學士,雖然大學士不是實職,但妥妥的一品官職,直接滿足授與謚號和清朝對謚號“文”字的規(guī)格。至于軍功就比較撲朔了,張之洞沒有親自上過前線戰(zhàn)場,他卻是慈禧扶持起來抗衡湘軍、淮軍的重要人物。而且張之洞在任的時候創(chuàng)建了水師學堂、陸師學堂、鐵廠、兵工廠,在湖廣總督任內(nèi)時將湖北軍隊改編為類似德國軍制的新式陸軍,之后還參與了多次剿滅叛亂的策劃安排,算下來總有他的功勞的,加上他的地位混個“襄”字還是不算亂用的。左宗棠和張之洞同為晚晴四大名臣之一,他是當時的東閣樓大學士,“文”字也用得,軍功就不用多說,為清廷平陜甘之亂、收復西部領土,他還是湘軍重要的核心人物,“襄”字用的絕對比張之洞還合適。



      結語:清朝的“文”字謚號還算沒有泛濫,不過文襄的謚號也不僅左宗棠、張之洞,有名氣點的像?蛋、洪承疇、于敏中都用的文襄的謚號,還有長齡、黃廷桂、明亮、李志芳、靳輔、舒赫德等清朝的大臣都用的此謚號。至于左宗棠、張之洞配不配享有這種贊譽型的褒謚,真的就看個人看法了,至少在清朝當時的冊封這個謚號的人是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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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謚號基本上是歷朝歷代對大臣的蓋棺定論,清代的謚號是有嚴格劃分的!非翰林出身大學士職務不能謚文字,文正最尊貴(清代只有八位大臣謚文正)其次是文忠(李鴻章榮祿皆謚文忠),在以后是文恭,文成,文端;然后是文襄,文襄是指有贊襄軍功的文臣,后來也用于又獨立統(tǒng)帥完成軍功的文臣!“左文襄不是進士出身,張文襄自號知兵”所以……